摘要：东北沦陷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伪满洲国实施“内部统辖”制度，通过在伪政权中安插大量的日系官吏，推行总务厅中心主义和次长中心主义，实行“火曜日”会议制度，将伪满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一切权力都紧密地掌握在他们手中，推行日本的侵略政策，东北人民从此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经历了14年的亡国奴黑暗岁月。
关键词：“内部统辖”；总务厅中心主义；次长中心主义；“火曜日”会议
中图分类号：K26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7-0150-03
1931年日本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后，对于采取何种统治方式，才能稳妥巩固地占有东北，最大程度地拥有日本在“满蒙”的侵略利权，就成为日本侵略者所面临的根本性战略问题。经过多方面权衡利弊，日本帝国主义确定了成立伪满洲国，由日本人实行“内部统辖”的基本方针原则，并采取一系列严整有序的措施，使之充分地加以实施，在东北建立起具有鲜明独到特点的殖民统治秩序。
一、“内部统辖”方针的出笼
大陆政策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既定国策，日本军国主义对侵占中国东北的图谋由来已久。与阴谋发动事变相始终，早在1929年—1931年间，关东军、陆军参谋本部内一些积极的军国主义分子，就开始策划、制定日后占领东北后的统治方案，在《对满蒙占领地区统治的研究》、《昭和六年度形势判断》等报告中，对此都提出了独自的设想预案。
“九·一八”事变以后，关东军最初倾向于实行由石原莞尔等人倡议的将“满蒙”直接并入日本本土的方案，但东京的陆军中央部顾忌到该案对于中国东北领土的侵略野心过于赤裸，必定会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以及世界舆论的普遍谴责，因此说服关东军放弃了这一计划，“将满蒙作为我国领土的一部分是为上策，但鉴于以往的情况，目前突然采取这一步骤恐将徒然引起国际上的议论。”[1]433至于陆军中央部所主导的组织成立亲日政权，由日本人进行“内部指导和操纵”的计划，亦遭到来自侵略中国东北的急先锋关东军的极力反对，“如果以为仅仅树立独立政权，便可以按照帝国的意图实现其计划的想法，只能是空想”，[2]374无法做到使这个政权能完全服从于日本人的支配，不利于全面贯彻实行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政策。
在对东北的统治方略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关东军采取了折中方式。1931年10月24日，关东军参谋部重新制定抛出了《解决满蒙问题的根本方策》，力主建立一个“独立的满蒙新国家。它与中国本土断绝关系，表面上由中国人统一管理，其实权掌握在我方手中。”[3]232这一方案综合了此前关东军和陆军中央部的意见，一方面可以用来欺骗舆论，麻痹东北人民的斗志，待到时机成熟后再直接吞并东北；另一方面又可以引诱中国人中的某些利令智昏者为达到他们个人的目的，不惜充当汉奸为日本人效力，扩大日本在东北的统治基础，因此是一个极其阴险毒辣的计划。由于关东军在侵占整个中国东北的过程中出力最多，对东北当地的实际情形也更为了解清楚，关东军的意见遂显得举足轻重。经过关东军的多方斡旋，并于1932年1月派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回国进行汇报，关东军的构想最终成为日本朝野上下各界人士的共识。1932年3月12日，日本内阁会议做出了《处理满蒙问题方针纲要》的决议，基本上采纳了关东军的主张，在此基础上强调指出：在这个“新”国家里，“特别要使日本人成为领导骨干。”[4]205
至于如何对伪满各级政权进行实际操控，1932年6月关东军以参谋长桥本虎之助的名义，率先制定出台了《指导满洲国纲要（草案）》，提出要由关东军代表日本政府对伪满洲国家行使“内部统辖”，关东军司令官承担对伪满洲国进行总体“指导”的重任，“一切均由帝国政府通过关东军司令官（驻满全权大使），通知满洲国使之付诸实施”，负责实现日本对伪满的全部侵略要求；在关东军司令部内设置“驻满政治指导机关”，作为平时从事具体“指导”工作的专职机构；关东军操纵伪满洲国的途径，则主要通过在傀儡政权中的“日本人系统的官吏，特别是通过总务长官以求实现”[5]640-641。由于关东军的计划考虑得比较周全可行，日本内阁再一次接纳了关东军的建议，于1933年8月8日通过了著名的“八·八阁议”，即《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确定日本应对伪满傀儡国家的国家根本组织、国防、治安、外交、经济、内政等方面进行积极的“指导”，“在现制关东军司令官兼驻帝国大使的内部统辖下，主要通过日系官吏来实质性地进行”，为此要特别地“维持以总务厅为中心的现行制度”[5]589。
当然，光凭日本侵略者单方面的举动，如果没有伪满的汉奸与之相配合，上述这些侵略意图也就缺乏任何存在的外交法律依据，只能停留在设想阶段而无法变成现实。也正因为如此，日方逼迫溥仪等高级汉奸签订卖国条约，使他们的侵略行为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1932年3月6日，在溥仪出任伪满洲国执政的前几天，就被迫以《本庄——溥仪书简》的形式，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签署了一份密约。其中规定日本人可以以日“满”两国国籍的身份，担任伪政府中的官职；所有日系官员的任免必须要经过关东军司令官的同意，实际上等于默认了日本殖民者对于伪满政权的控制与指导权。这一内容后来作为在1932年9月15日签订的《日满议定书》中的秘密附件之一而被载入，成为日“满”两国间正式的法律文件。日本侵略者便可以取得伪满方面的“许可同意”为由，堂而皇之地对伪国进行全面指导和操纵了。
二、日系官员主导伪满洲国政府
关东军对伪满的“内部统辖”，在1937年以前主要是围绕总务厅中心主义，其后是次长中心主义来全面实施展开的。伪满洲国各级行政组织机构，从伪皇帝、伪中央到地方基层政权，无一不在日本人的掌控范围之内，从上至下形成了极为完整严密的殖民统治体制。
日本帝国主义能否顺利地实现对伪满政权组织的操控，首要前提是必须要保证有充足数量的日本官吏，进入到伪政权当中。为了确保日本官吏的数量，关东军特意规定了日系官员在伪满不同政权中的比例。在伪满初期，日、“满”两系官员的数量之比大体上为3：7。虽然还是“满”系官员占据人数上的优势，但各级机构、各个部门的实权全部由日系官员所控制，“满”系官员只不过是徒有虚名，被日本人加以利用的政治工具。日本侵略者并不以此为满足，关东军决定“凡属于‘日系’名额的，永远不得改任‘满系’，而‘满系’名额随时可以改任‘日系’”，故此后数年间日系官员的数量一直在不断地增加，“‘日系’愈来愈多，‘满系’愈来愈少”[6]85-86。到1937年，伪满政权中日本人官吏的数量即首次超过了“满”系官员。从伪皇帝身边到地方的省、市、县，甚至是街公所，到处都遍布有日本人官吏，关键部门、重要地方日本人的数量则更多。这些日系官员占据了伪政府中的重要职位，充分地行使着日本对东北的殖民统治权力，伪满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了。
根据1934年3月制定的伪满洲国《组织法》，溥仪作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7]430在名义上拥有立法、行政、司法大权以及对伪满国军的统帅权，但实际上在整个日本统治时期，关东军才是东北真正的主宰者，伪满的最高统治权力自始至终是由关东军司令官来掌握，“永远肩负指导满洲国之重任”。[7]605关东军司令官在每月的第2日、第12日、第22日三次入宫定期拜见溥仪，对溥仪实行亲身“指导”；遇有紧急突发事情时还可随时入宫履行“指导”权。平时关东军特意安插了“帝室御用挂”陪伴在溥仪身边，公开的身份相当于“内廷行走”或“皇室秘书”，[8]354实际上为关东军的耳目，对溥仪进行贴身监视，直接控制溥仪。身为伪皇帝，溥仪只能在日本人事先决定好的文件上签字“裁可”，走走形式，充其量只是一个被日本人弄来用于混淆大众视听的台前摆设。
在1937年伪满行政机构进行大改革之前，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一切实权，均集中在日本人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各级伪总务厅手里，“在军部掌握下推行总务厅中心主义”[5]920。本来依据伪《国务院官制》的规定，伪国务总理大臣作为伪皇帝的“辅弼者”，拥有对伪满洲国的行政管理大权；其下各部大臣分管各自部内一应事宜，但这亦是日本人所做的表面文章。无论是伪总理大臣还是各部大臣，其实都是任日本人随意摆布的傀儡，“实权是握在由日本人充任的总务长官和次长手里”[9]83。在伪中央国务院内设有总务厅，伪总务厅长官的职务一直以来都由日系高级官员充任，掌握控制着本应由总理大臣所行使的权力，成为伪国务院的真正负责人。伪总务厅下辖机构，包括有人事处、企划处、主计处、地方处、弘报处、法制处、统计处等，几乎囊括了一个正常国家国务院所应有的全部行政管理部门，各处处长也一律由日本人来担任。伪总务厅作为伪满真正意义上的中枢统治机关，凡伪满国家的官员任免、财政经济、法规制定、思想宣传、地方政情、政策制定等重要国务，均由其处理决定，“由总务厅处理各部统辖的事务”[7]227，事实上相当于伪国务院的领导者。
此外，在伪国务院所属的中央各部、局当中，除伪军政部外，其他部局也相应地设有总务司、处，司长、处长均由日本人所垄断，掌握操纵着所在部、局的实权，按照伪总务厅的部署行事，“处理各部、局统辖的业务，以期顺利地运筹国政”[7]229，各部局部长、局长的权力全都被架空。伪军政部内则设置有日本人最高顾问，名为顾问实为该部的主官，直辖于关东军司令部指挥。
地方上亦是如此。在伪满各省公署下都置有总务厅，厅长一职同样为日系官员所专任；县、旗（蒙古地区）则安排有日本人参事官，承担“辅佐”伪省长、县长的职责，在伪中央一级日系负责官员的领导下，独揽各地统治权力，“地方行政的实权也由日本人掌握”[10]492。经过如此一番精心布置，日本侵略者便通过总务厅中心主义，“利用总务厅作为窗口，对满洲国进行指导和统制”[11]132，将伪满中央、地方政府的权力紧密地控制住，“凡事须通过日本人的负责官员，尤其关于重要事情须通过关东军的允许或同意，才能决定与施行。”[6]88
关东军为了充分地履行对伪满洲国“内部统辖”的殖民统治特权，除关东军司令官掌控全局以外，在其司令部内单独设立了第三课（后改为第四课），负责向伪国务院总务厅传达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东北的各项侵略事宜，伪总务厅再据此开动伪满国家机器加以贯彻实行。凌驾于伪国统治权力之上的伪总务厅，此时却要处处儿按照第三课的旨意行事，“主管指导满洲国事务的关东军第三课，事实上，就是满洲国政府这种说法，并不言过其实”。[9]83由此不难看出，在伪满表面上公开的用于欺瞒世人的行政体制背后，还暗中存在着一个由日本人在幕后进行操纵控制，自成体系的系统，日本侵略者就是凭借着这一系统，将东北全境都置于他们的殖民统治之下的。
1937年5月，日本殖民者对伪满政府组织机构进行大调整，目的在于强化日本人对于伪满各级政权的直接领导，提高殖民统治管理的效能，“以谋求政府各部能统一执行计划，并使国家行政管理效率化”[7]581。此次改革，除伪国务院一级仍保留有总务厅，继续发挥其全面操纵伪满洲国政务的职能之外，伪中央各部局的总务司、处一律取消，原日系总务司、处长升职为所在部局的次长。在地方组织机构中，伪省公署的总务厅也被撤销，日系总务司长提拔为省次长；原各县的日系参事官改升为副县长。此时由于伪满大量设市，将原有的两个特别市调整增加为一个特别市、十一个普通市，各市又都普遍地增设了日系副市长。随着这些日系官员在伪政权中的职务升级为副职，便可以“辅佐”正职的名义，进一步加大对伪满政府部门的操控力度。
三、日本操控伪满政权的程序模式
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在伪满各级政府中的绝对统治地位，在对伪政权进行实际操控的过程当中，关东军与在伪政府机构中的日系官吏紧密配合，利用“满”系官员走过场，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运转体系，制定实行殖民统治的各项法令、政策。
关东军方面，根据日本政府的侵略意图，事先筹划好了侵略预案。在每周的星期五，关东军都要召集日本在“满洲”方方面面的首脑人物开会，成为一种惯例。出席会议者有关东军司令官、参谋长、副参谋长以及协和会中央本部长等人，伪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每次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按照日本人的传统习俗，星期五为金曜日，星期五召开的会议因此被称之为“金曜日”会议。在这个高层人士的会议上，与会者就关东军预案的可操作性进行广泛充分的讨论研究，待意见统一后形成定案，再交由伪总务厅长官带回去，以伪满国务院的名义颁布实行。
领会到“金曜日”会议的精神，伪总务厅长官定期于下一个星期二，主持召开伪国务院中日系高级官员的例会，参加者除伪总务厅次长、各处处长外，还有伪中央各部局当中总务司长、处长等人，在1937年实行次长中心主义以后则由各部日本人次长来参加，是为“火曜日”会议。“火曜日”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商讨如何具体落实满洲最高首脑会议所定下来的，关于伪国施政的基本方针政策。每次开会，关东军第三课课长都要准时来参加，进行督促指导。如他因故无法出席，会议就不能按期召开。“火曜日”会议结束以后，由伪国务院中的日系官员将会议的内容直接传达给各省的日系总务厅长或省次长，再由他们逐级部署到下边各市、县政权中的日系官吏去贯彻执行。
为了遮人耳目，日本侵略者对于这些早已经定下来的议案决策，还要假惺惺地征得“满”系高官们的“同意”，走一番“正式”的法律程序才算完事儿，可谓是做足了表面工夫，“关于重要的政策法令的决定与执行，形式上须经过他们的同意，例如国务院会议通过或其他签名盖章等手续。”[6]88在每周的星期三，都要定期召开伪国务院会议。会议由伪国务总理大臣主持，虽然出席者主要为各部的“满”系正职大臣，但会议的真正主角却是在会上起监督控制作用的伪总务厅长官。由于充分地领教到了日本殖民者的种种厉害手段，这些早已丧失了民族气节的“满”系总理、大臣们，对于日本人拿过来的提案，就只有举手表示支持。所有提案在会议上，均能顺利地获得通过。
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对伪满政权实施“内部统辖”，发布与推行各项殖民法令与政策，对东北人民实行严酷统治与血腥镇压，疯狂地进行经济搜刮，在东北历史上留下了最为黑暗的一笔。但是日本对于东北的殖民统治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得人心的，不管日本侵略者采取何等强有力的手段来全力保障其“内部统辖”制度的实施，终究还是维持不了多长时间。在东北人民从未间断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双重打击下，日本的殖民统治仅仅维持了14年便寿终正寝，就是这方面的明证。
参考文献：
[1][日]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2]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一）[G].北京：中华书局，1988.
[3][日]小林龙夫，岛田俊彦.现代史资料（七）[G].东京：三铃书房，1964.
[4][日]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卷）[G].东京：原书房，1965.
[5][日]小林龙夫，岛田俊彦，稻叶正夫.现代史资料（十一）[M].东京：三铃书房，1965.
[6]周君适.伪满宫廷杂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7][日]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满洲国史（总论）[M].东京：第一法规出版社，1971.
[8]溥仪.我的前半生[M].北京：群众出版社，1964.
[9][日]森岛守人.阴谋、暗杀、军刀[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
[10][日]铃木隆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6.
[11][日]浅田乔二，小林英夫.日本帝国主义的满洲支配[M].东京：时潮社，1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