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1日，历史不会忘记这一天。特大地震、海啸、核电站泄漏事故突如其来的狂暴的灾难，瞬间摧毁了日本宫城、岩手和福岛沿海地区安宁平静的日常生活，地狱般的光景让日本乃至整个世界都体验到了未曾有过的震惊和恐惧。日本警察厅2012年3月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这场灾难造成15854人死亡，3155下落不明，343935人被迫避难，其中6万多人成为“核难民”，他们远离故里、至今有家难归。这场惨烈的悲剧随着发达快捷的通信技术和媒介的传播，深深烙印在世界上各个角落的人们心中。
如今，这场灾难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在过去的一年中，常常有人提出类似问题：从那天起，日本人在想什么？日本社会发生了哪些变化？“限制供电”是不是给居住日本的生活带来很多不便？日本人如何看待它多灾多难的命运？日本会走上弃核之路吗？
东日本大地震和福岛核危机带给日本的无疑是一场国难，它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甚至有人称它为继1945年战败的又一个历史性的分水岭，无论是对日本未来发展影响巨大的能源政策，还是一般市民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都因这场灾难在发生变化。
“去核化”运动的兴起
据日媒报道，东日本大地震过去整整11个月的2月11日，东京代代木公园聚集1.2万人举行了“弃核发电”的集会游行。这场集会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大江健三郎倡导呼吁的“别了，核发电，千万人行动”的一环。据称新县的上越市和北海道的钏路市等地也在同一天举行了相同内容的集会。这样的集会已是第三次。在这次集会前，大江举行新闻发布会称，7月16日预计在东京都内举行10万人规模的游行。他说：“日本人已经开始用一种新的意义来使用伦理一词。如果说伦理意味着责任的话，现在是需要做出废止核发电之决断的时候啦。”
而早于这场集会两天，即2月9日，另一个市民团体在东京召开记者招待会。这个市民活动团体发起的运动名为“共同决定，‘核发电’国民投票”。新闻发布会宣称这场运动在东京都内投票的期限已经截止，预计投票将达30万人。根据法律规定，实施投票需要所有选举权人的1/50（214236人）署名。联名者的数字已满足法律条件，可以举行公投。这场运动始于去年12月10日，发起团体自称既不是“反核电”团体，也不是“倡核电”团体，但是核发电事关重大，不应该由行政府或立法府擅自决定，应该由有投票权的每个国民掌握决定权，这个团体以实现“由国民投票来直接决定”为其目的。
那么，有关核能问题日本政府是什么样一种态度呢？
其实，前首相菅直人于去年7月13日明确宣布，日本不能再依赖核能，应该走发展再生能源之路。缺少资源的日本其能源政策至今主要还是依靠发展核电。2010年6月通过的能源政策白皮书明确表明，到2030年，核能比例将达53％。
日本共有54座核电机组，目前只有两座机组在运转发电。其他52座全都已经停止发电。除了东京电力公司的福岛核电站因事故停机外，其他的都是因法定检修而停机。而两座运转机组——新县的东京电力的柏琦刈羽第6号核电机组和北海道电力的泊第3号核电机组也将分别于3月26日和4月下旬进行定期检修。这就意味着4月末54座核电机组都可能停止。因此停机中的发电机组在何时、何种条件下可以再次开机运转，是全日本社会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政府和核发电推进派极力想回避“零核电”的事态发生，但是，日本的民意阻力很难克服。
3月13日朝日新闻头版公布的独家舆论调查表明：对因法定检修而停机的核电机组的再启动，反对者57％，赞成者为27％；对政府的核发电安全政策表示不信任的比例高达80％；对东京电力公司提高电费的提议，表示难以接受者为79％，可以接受的仅为17％。然而，在对停止核发电给经济带来影响的问题上，舆论也显示人们普遍表示担忧。不过，75％的担忧者中，54％的人还是反对停机中的核电机组再启动，表示赞同者为31％。对着眼未来，逐步减少核电站，并在将来放弃核发电的设问，赞成为70％，反对为17％。很明显，从目前的民意状况看，虽然人们担心去核化会对经济会产生较大影响，但是，多数人还是赞同减核、去核。
因为“3·11”地震后的核泄漏，已经摧毁了促核派核发电成本低、易环保的科学依据。相反，人们痛切地感到，核发电一旦有所闪失，废炉的处理、天文数字般补偿金将成为难以承受的负面结果。
而且，从近日的日媒报道来看，放弃核发电运动提出了更鲜明的政治主张，开始出现结党动向。例如，今年2月以著名人类学家中泽新一为首的“绿色行动”宣布建立，而以地方议员为核心的日本版的“绿党”将于7月正式宣布成立，并挑战明年的参议院选举。目前该党正进行积极筹备。
众所周知，绿党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欧洲。以关注环境、主张参与式民主主义和可持续发展为特征。在德国和法国绿党对政权具有很大影响力。去年“3·11”地震后，德国绿党的反核运动更加积极活跃。韩国版的绿党也于3月结成，并将参与4月选举。日本的绿党会不会顺利发展，还需拭目以待。以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为契机采纳了反核民意的德国经验是：借弃核舆论高涨之机，多发展党员，同时还要加强与NGO和市民运动的联手，这样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
然而，去核过程并非像快刀斩乱麻那样简单。能源转型关涉整个日本的走向。因此包括一些政治家在内，认为“脱核·去核·反核”只是口号而已。去核不仅会带来一系列经济问题，还会给人们至今习惯了的生活带来不便。比如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忍受计划停电和接受电费涨价就是个再现实不过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所有的日本人都被推入一个两难困境。不过，人们也一天一天看到，越来越多的自治体开始从减少环境负荷和提高区域自立性的角度进行反思。
“大量消费”的危机
“3·11”后的现实让人们重提经济学者E·F·舒马赫（Schumacher,E.F）。舒马赫于1973年出版著作《小的是美好的》，批評以经济成长作为衡量国家进步的目标，警告物质至上主义和过度技术信仰所带来的弊病正在暗中蔓延，因此引起轰动。他质疑西方资本主义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模式，反对核能与化学农药，被称为“可持续增长的先知”。他说人类对科技力量的发展变得愈发狂热，形成了对资源一次性消费、破坏自然的生产体制。以“更多、更远、更早、更丰富”为口号的社会陷入了自然环境破坏、资源枯竭危机的边缘。一些日本有识之士建议应该虚心倾听这个40年前发出的警告。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乃至大量流通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基调，现在确实到了人类该扪心自问的时候了，这样的生活方式是否恰当，还应该继续下去吗？我们是否需要重新考虑自己所生活的环境和社会乃至自己的价值观与生存方式？
著名剧作家仓本聪的看法颇为严厉。他说，日本有必要重新反思“发展”的概念，“日本人，特别是住在东京电力公司供电区域内的关东人是否过分铺张？他们每天享受着富庶舒适的生活，不可能对事故的发生具有相应的思想准备，但是，如果没有这种思想准备，又有什么资格享受这种快乐呢？”“现代人生活在不夜城中，正是这样过度用电才需要核发电。如果今后要放弃核发电，日本这个国家需要节制消费、量力而行。”他的主张是，“文明社会本是一个经济、环境和文化保持良好平衡的社会，而日本过于片面强调经济发展，不改变这样的想法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灾后复兴。”
仓本聪在日本家喻户晓，他的代表作电视连续剧《从北国来》从30年前播出开始，就唤起了无数日本人对北海道的向往之情。剧中描述的是一个家庭与大自然共生存的故事。这位剧作家还有一个颇有影响的举动是定居北海道，创办了“C·C·C富良野自然教室”，从事被高尔夫球场开发所破坏的山林恢复运动。他的“教室”设立了各种边育林边学习地球历史和森林知识的教程，目的是让更多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
仓本聪认为，战后66年间，日本人的内心不知不觉地被污染，无克制地追求资本主义式的经济发展。这样的精神结构如果不改变，日本人就难以走出真正的危机。所以当务之急是节制自己的物质欲求。
其实灾后不久，日本全国防止地球温暖化推进中心因电力不足，号召各家各户节电，比如停止使用电子保温瓶，调低座便保温圈，少用空调或定温减少耗能等等。不少市民表示愿意坚持这样的节俭朴素的生活方式。
节电，可能容易使人联想到生活的不便、不适以及缓慢和缺乏效率，因为现代人的生活已经电器化了。不过，发明家“非电化工房代表”藤村靖之说，节电类似减肥，因过胖而不得不采取忍痛割爱的减肥之策，结果终会引起反弹，所以设法快乐地改变生活方式更为重要。他的非电化发明和非电化运动就是基于这样的想法。他将不靠电力又能愉快生活的思维方式称为一种文化运动。他发明的非电力农业大棚、浴室、厕所、冰箱、加湿器、咖啡豆烘焙器等等，就是将人们已经习惯了的靠电能运转的设施与电器去电化。
藤村靖之在枥木县的那须町建了一个非电化发明的主题公园。希望给那些开始对大量消费文化产生怀疑的年轻人提供一个具有启发性的场所。他说，的确世界上有很多人对幸福的追求已物化成了对电子产品的欲求。而电子产品并非真的意味着幸福和希望，我们应该还有其他选择。藤村靖之并不否定电力带来的文明，但是无止境地追求便捷舒适，人的某种本性就会被剥夺。
对核发电“安全神话”的反省
2011年10月3日，朝日新闻晚报开始连载 《核发电与媒体》，至今已经刊载了117期，报道仍在持续。1期－40期主题是通向“和平利用”之路，41期－78期是“接受核电的内幕”，79期－106期为“在对立的夹缝中”；从107期开始，主题为“安全神话的坍塌”。
连载以现年89岁的原朝日新闻科学部部长高津真也的悔恨开篇。高津真也因为喜欢写文章，放弃了大阪工业大学应用力学副教授的工作，1950年入社当了记者。他被分配到大阪本社的社会部，经常跑大阪大学和京都大学等研究室去抓科学新闻。通过采访获得了本来很讨厌记者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的信任。“3·11”大地震后，每天看到电视里报道的东电核发电机组泄漏事故不可控制的场面，让他不禁想起当时汤川的话。汤川说他对核发电不感兴趣。在他看来如果对核能可怕的一面不充分认识的话，所谓和平利用就近乎一句空谈。
当时的报纸、杂志描绘的全是核能的“和平利用”带来的光明前景。虽然对核的安全性并非没有担心，但是当时的日本社会不具备提出质疑的氛围。高津真也本人也对核能充满期待，并于1957年在报社内的研究性杂志上发表了论文《核聚变反应的和平利用》。如今他很懊悔，表示当初应该对核能安全问题给予更多的报道。而当时报道主流是核的民生利用所能带来的恩惠，对新技术的关心集中在善用和恶用上，而对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却没有太大兴趣。有关核能基本法的讨论集中在“民主”“自主”“公开”议题上，而对“安全”的讨论却成了冷门。
上个世纪50年代，极力主张核发电的正力松太郎和中曾根康弘等政治家利用媒体展开了大规模宣传。他们还聘请汤川秀树做核能委员，希望他为核能利用政策助威。但是汤川辞退了。高津记者现在感到懊悔的是，如果当初能更尊重汤川博士等人的学识和经验的话，也许就会避免“3·11”大地震后的核危机。然而,历史是无情的。
高津在81岁高龄时出版了著作 《科学与现代社会》，在卷首引用了英国物理学家伯尔纳的话——“应该尽可能排除幻想。未来是最适合寄托期望和心愿的，但是在科学预测上，这样的愿望往往是最容易骗人的向导。”也就是说对核的和平利用的过高期待使高津记者们忽视了不少不同声音。
这个大型连载不仅反思媒体与核安全神话形成的关系，还报道了核安全神化的坍塌。通过检证自身问题，力图发现围绕核能利用的报道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连载中还介绍了过去被毙掉的稿子，以及本来很重要的线索，因为问题意识缺乏而没有给予重视的种种事例。
应该说，在核发电安全神话的形成上，媒体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个连载采访了大量与核发电报道相关的媒体和记者，读者能够听到很多来自曾经活跃在采访一线的记者们的悔疚、懊丧、苦恼、困惑的心声，同时也可以看到影响力巨大的媒体其观点发生的转变。
就在菅直人政权发表放弃对核发电依赖目标的同日，战后一直坚持赞同核发电政策的朝日新闻发表社论提出以“零核电”作为未来的目标。社论指出：实现这个目标当然需要时间，但是日本有必要逐步从核电依赖中解脱出来。每日新闻、东京新闻也不断推出新的主张。比如东京新闻认为日本应该向无核电方向发展，因为人的生命和安全应该比经济更优先。
这是一种从长年支持核发电的立场上发生的转变。回想一下，当推进核能产业发展的“日本核能产业会议”于1956年成立时，日本全国的5大报无一例外都是它的成员。这种在付出巨大代价后的转变可以说是充满苦涩的。
福岛核电事故的原因究竟何在？有人对封闭的专家制度进行分析，还有更尖锐的看法指出，一多半的国民對核发电缺乏关心是事故发生的深层原因，集体性的漠视态度实际上是加害者的帮凶。从这个意义上说，前面介绍的“去核化”运动的兴起，可以说象征着日本国民的一种觉醒吧。
尾声
多数日本人认为，地震会再来，海啸也会再来，这是这个岛国的宿命。事实表明，在不长的17年内，日本就经历了两次对全国影响巨大的地震，即阪神地震和东日本地震。而就在东日本大地震的创伤尚未抚平之际，今年1月，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平田直教授的研究小组发布最新研究成果表示，四年内有70％的可能性发生7级左右的首都直下型大地震。这是个令人不安的预测，但是却未让人感到这个社会有世纪末情绪蔓延。媒体上频繁地登载与首都直下型大地震相关的内容，欲唤起更多人关注，着手防灾、减灾和自救的准备及训练。有文化评论家指出，日本有一种特殊的文化传统，即人们相信灾难必至，同时也相信只要生命尚存，就可以重建家园。所以说日本人的宿命是积极的。正因为有这种积极的宿命观，日本人才临危不乱，克制有礼。
但是，日本人对核危机却难以表现出面对自然灾害时的坚韧不屈。很多地方政府至今因居民担心放射性物质的影响而拒绝接受灾区的瓦砾处理就是一个例证。一位能源与环境专业记者说，如果日本再遭遇一次福岛危机，日本就会消亡。这道出的可能是多数日本人的心声。这个世界上唯一遭受过核武器和核发电泄漏事故双重伤害的国民，正在一步步地摸索、行动。他们在通向“零核电”社会建设的路上每迈出一步，都将是对支撑我们生命的地球所做的贡献。
作者为北海道大学传媒研究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