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大学缺乏先进制度理论的原因，一是大学制度与政治制度同质、同构，因而在政治体制改革迟滞的情况下，大学制度理论研究必然存在禁区或盲区，使研究者不敢触及一些影响大学制度改革的深层次问题，阻碍了大学制度理论的进步。二是我国社会从整体上没有完成从“权本位”向“人本位”的思想转化，因而社会的广泛性思想基础还是趋权和趋利，使建立在趋权、趋利基础上的诠释性、权宜性“研究成果”大行其道，阻碍了先进的大学制度理论的产生。三是在现实制度和文化背景下，“真的”研究成果难以发表和传播，使真知灼见缺乏产生的文化氛围，影响了先进的大学制度理论的产生。
关键词：大学制度理论；人本位；教授治校；大学自治
中图分类号：G6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2）05—0003—08
收稿日期：2012—08—14
作者简介：王长乐（1952—），陕西华县人，教育学博士，江苏大学教育学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教育机制理论及大学理论研究。
我国大学广被社会诟病、遭遇信任危机，可以说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北大教授钱理群关于“北大、清华正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若掌权会比现在的贪官污吏对社会危害更大”的论断，更是将批评的对象指向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所有高校，表明大学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在造成大学问题的众多原因中，缺乏先进、科学、合理的大学理念及大学制度理论，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笔者对于大学缺乏先进理论的疑问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年了，我们的教育研究机构和队伍已经非常庞大了，却为什么没有研究出先进的、为社会普遍承认的大学及大学制度教育理论呢？尤其是在我们的教育理论界，为什么至今没有出现一种能够与“陶行知教育思想”、“蔡元培教育思想”、“梁漱溟教育思想”相提并论的教育思想呢？而对于这种现象的形成原因，笔者以为有以下一些内容。
一
我国的现代大学，由于不是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而是由国外移植来的，因而没有自己的传统和根基。而大学的移植性质，决定了其必须花一定的时间来形成自己的、与大学本性相通的制度及传统。如果这个时期过于短暂，或者自主性的制度不是很牢固，那大学就容易在社会潮流中颠簸摇摆，被社会潮流改变本性，在时代的风浪中随波逐流，成为社会某种要素的工具，失去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而我国目前的大学性质，是在60多年前的“建国后”确立的，当时社会中有权利决定大学性质的人们，不仅承认大学是一个教育和学术机构，更是视大学为一个社会及政治机构，而且认为大学作为社会及政治机构的比重，应该大于作为教育和学术机构的比重。亦即政治应该是大学的核心意识，政治思想应该决定大学中教育和学术活动的方向。这种思想的理论依据是，教育与社会其他行业一样，都是革命者们的“战利品”（其时“政府”与大学的关系表述是：“接管”、“接收”），是理应由革命者驱使、并为革命者的利益和需要服务的，因而政治有权力决定大学中教育和学术活动的目的和方向。在这种观念及相应形势的影响下，大学被整合进社会的政治组织系统，成为社会政治组织的一部分，大学制度也自然成为与政治制度同质、同构的统一、集中制度，大学中的各种活动也随之被纳入各种政治活动之中，与政治同起伏、共进退。而大学制度的这种特征，则决定了大学的制度改革，不能是简单化的大学内部、或者是教育领域内部的改革，而是国家层次上的、社会全面性的改革，特别是要包含政治领域中的改革。与此同时，教育理论研究中关于大学制度改革的讨论，也不能是单纯的教育问题或大学制度问题的讨论，而应该是教育问题、大学制度问题、社会政治问题的综合性讨论。
另外，由于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了对政治的畏惧、戒备、隔膜心理，因而容易使教育理论研究者们在大学教育思想及制度的研究中，投鼠忌器，避难就易，对教育思想的表达语焉不详，含糊暧昧，使教育思想和理论的研究流于形式，缺乏实质性的意义。同时，还由于受长期的政治运动的影响，以及现实教育领域中“政治正确”意识的“熏陶”，特别是教育、文化领域中经常出现的对“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批判运动的警示，使研究人员心中形成了不少的禁区或禁忌，人们自觉地回避与政治有牵连的所谓“敏感问题”，以及形而上层次上的思想、制度性问题，而只在形而下层次上的教学或对策方面下功夫，致使我国的大学及大学制度理论，一直没有出现实质性的突破，依然在应该是“工具”、如何做“工具”的圈子中打转。所以，通观我国教育理论界，几乎没有象蔡元培先生“我绝不再做这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1]（P327）那样剀切、直接的教育思想表达；也少有象梅眙琦先生“大学当以通识为本、专识为末”、“所谓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而大师之谓也”那样独到、透彻、坚定的表达；更少有象潘光旦先生“我一向主张学生不宜加入任何党籍，我现在还是这样主张，因为加入党籍的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造成一些能忠而不能恕的胶执分子，其于国家的不能有所裨益，与能恕不能忠的极端流放分子，初无二致”[1]（P66）这样大胆、尖锐、直面教育核心矛盾的表达，致使教育理论研究领域中普遍缺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氛围，其精神面貌与教育体制一样，都处于极其保守的状态，被称为“计划经济的最后一块堡垒”。而体制对现有大学理论的“有选择应用”（一般情况下或许并没有错）以及对理论研究者的“有选择褒奖”（支持和鼓励诠释、演绎教育政策者，其效果是疏远和排斥批评和反思教育政策者），则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诠释，抑制了创新。因此，我国的大学制度理论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国家政治观念的进步，以及教育和文化环境的改变。若没有国家层次上的政治观念及教育观念的进步，没有国家在政治方面的宽容和支持，没有国家在法律层次上对宪法所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的切实保护，大学制度理论的实质性进步，科学的、先进的、合理的大学理论的产生无疑是困难的。
而我国在国家层次上的大学思想其所以没有进步的重要原因，显然是因为在社会思想领域中，没有完成由“权本位”向“人本位”的思想转化，致使社会的思想和制度结构，仍然是“以权力为中心”、“以官阶为本位”的集权化形态，社会活动的中心问题还是如何有效地“巩固政权”及“领导地位”，导致“有权便有一切”的观念，深植于国人的意识之中。这种现象对于一般社会成员的影响是，他们虽然没有机会参与到“巩固政权”的宏大事业中去，但以在社会权力序列中的位置（官阶）来确定人们的身份、地位、价值，或以此来判断人们是否“成功”、“有本领”、“有出息”的价值观念，则在社会上非常通行。畏惧权力、向往权力、追逐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国民的集体无意识。而如今每年惨烈而悲壮的“国考”，虽然有人们对公务员位置上聚集的优越的物质条件向往的因素，然而更多的原因还是国民对权力崇拜的潜意识使然。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下，大学无疑也会形成“以权力为中心”的教育思想。与“权本位”、“官本位”在精神上息息相通的“科举制”的灵魂，也会自然地被大学及各方面教育所继承和发扬，并且成为教育实质性的核心价值观。这种“权本位”意识和文化在大学制度中的具体表现，就是大学中六十年不变的政治化、行政化体制，以及大学领导者们的“官员”角色、身份和意识，当然还有大学师生中普遍性的崇官、趋官风气。而正是这种大学内外的“思想共识”，才使大学的思想和精神长期处于急功近利、投机庸俗的萎靡状态，大学中不断出现违背社会常识的“丑闻”，形成了对“教授治校、大学自治”制度的隔阂和拒绝，衍生出了各种抵制、遮蔽先进的大学制度理论的权宜性大学制度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