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是与中国古代教育密不可分,而课程则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课程改革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古代课程的价值取向及其影响因素,力求为当今的课程改革提供参考。
关键词:古代课程 课程改革 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G6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98X(2011)04(c)-0165-01
引言
“课程”一词在我国始见于唐宋期间。唐朝孔颖达为《诗经·小雅·小弁》中“奕奕寝庙,君子作之”句作疏:“维护课程,必君子监之,乃依法制。”宋朱熹在《论学》中也多处使用“课程”概念,如“宽着期限,紧着课程”,“小立课程,大作功夫。”可见,古代课程的含义主要指课业的范围与进程。我国早在西周时期就有关于课业进程的安排,只是未用这个词而以。虽然早期的课程设置很简单,但为我国后来课程的发展和变革开启了道路[1]。
1 中国古代课程设置的梳理
1.1 从“六艺”到“五经”:第一次课程改革
夏是中国的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由于奴隶主贵族对内要残酷镇压奴隶,对外要进行扩张掠夺,所以教育内容主要是军事教育。奴隶制发展到商朝,农业、手工业得到发展,文字出现,教育也得到发展。西周是中国奴隶制的鼎盛时期,相比夏和商,课程的内容更加广泛,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即“六艺”。
春秋时期教育上出现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私学获得了大发展。孔子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对“六艺”教育进行了改革。《六书》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后人称之为《六经》。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了六国,建立了君主专制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对具有强烈复古思想的儒家学说进行了严厉的打击,走上了焚书坑儒的道路,乐经在此失传。公元206年,秦被刘邦的汉王朝所取代,汉初实行了无为而治的政策,黄老学说盛行一时。到汉武帝时,儒家《五经》成为官方统一的课程。魏晋南北朝思想文化异常活跃,儒学的独尊地位被打破。隋唐统治者认识到儒家对巩固政权的作用则积极提倡儒家的礼乐教化,至唐代,唐太宗命令孔颖达负责编撰《五经正义》,且以此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进而再次统一了儒家学说。唐朝还把儒经分为大经、中经和小经,大经包括《礼记》和《左传》,中经包括《诗经》、《周礼》和《仪礼》,小经包括《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和《春秋榖梁传》。
1.2 经学改革与理学课程兴起:第二次课程改革
北宋中后期出现三次兴学运动[2]。第一次是范仲淹在仁宗庆历四年主持的庆历兴学。第二次是王安石在神宗熙宁年间主持的熙宁兴学。第三次是蔡京在宋徽宗崇宁年间主持的崇宁兴学。
南宋时期,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内部人民的统治,宣扬“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成为国家政治上的指导思想,相应的也成为教育的指导思想。理学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揉合佛道学说建立的一个三教合一的新儒学。
1.3 经学复古及实学课程的兴起:第三次课程改革
明中叶以后,开始强调“良知”,强调使用自己的智慧,最后变成只要“良知”,不要“六经”,心学的讨论完全脱离了经典,失去了公认的原理和史实。正因为此,一些学者开始重新研究经学。
清统治者在入关后,确定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的文教政策。他们一方面采用各种怀柔手段笼络士人,一方面采用高压的手段进行严厉钳制。
清代商品经济获得极大发展,市民阶层力量逐渐壮大,涌现了实学教育思潮。它代表了新兴市民阶层利益和要求的思想倾向,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颜元是这一思潮中的重要代表,针对理学教育的虚浮空疏,提出了“真学”、“实学”的主张。晚年,他曾规划漳南书院陈设置六斋:虽然漳南书院仍设置理学斋和帖括斋,但二者之门皆北向,以此表示只是为了应时制,俟积习正,则关闭之。因此,颜元之学除了经史礼乐知识之外,还把诸多门类的自然科技知识、各种军事知识和技能列入教育内容,并分科设教,已经蕴含近代课程的萌芽。
2 中国古代课程的价值取向
中国古代课程大体可以分为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两类,但德育内容是第一位的,知识教育的内容居于第二位,所谓“学所以为道”,表现出鲜明的德上艺下的取向[3]。
2.1 重德轻智
《论语·述而》记载了孔子教学的内容:“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所谓文主要指西周传统的诗书礼乐等典籍,而品行、忠诚和信实则是道德教育的要求。教育的内容都是以封建礼教为中心,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培养明人伦的君子,培养四维八德之士,以为统治阶级服务,伦理道德教育在古代教育中占有主导地位。
2.2 重人文轻自然
《春秋繁露·重政》曰:“能说鸟兽之类者,非圣人所欲说也。圣人所欲说,在于说仁义而理之”。这种思想使得墨家的科学技术教育,道家的自然教育、唐代的实科教育都未能成为教育的主流。虽经朝代更替,但儒家思想作为国家主流指导思想的地位没有被改变,礼乐之教,道统之学才是贯穿古代社会的主线。
3 我国古代课程取向对当今的启示
3.1 科学人文性应该成为新课程的一个重要特征
古代课程德上艺下的取向既是历史重负,也是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到了近现代,人们对科学技术表现出无限的崇拜,课程内容也以科技主义取向为主,培养人文情怀的人文学科被忽视,造成了学生人文素质普遍不足。在创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加强人文素质教育,做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和谐发展已经成为我们这一时代的选择,因此,科学人文性应该成为新课程的一个重要特征。
3.2 加强操作与实践是新课程不容忽视的一环
社会实践是培养人才的途径之一,古代许多教育家都十分重视教育与实践的结合。孔子的课程观体现为对“六书”和“六艺”的学习,“六书”偏重“理”的学习,而“六艺”侧重“事”的学习,也就是实践操作学习。在具体的教学实施中,用于基础知识学习的时间远远超过了用于基本技能训练的时间。有的学校虽然在课程表上安排了技能课程,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常常由于强势学科的“重要性”而退出,只有应尽可能地提供条件,使一些操作性强,实验性要求高的学科课程加大实践、实验力度,才能把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使学生在实践课程中得到锻炼与成长。
参考文献
[1] 张聪聪.浅论我国古代课程改革及其影响因素[J].科技教育,338.
[2] 毛礼锐.中国古代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3] 王炳照.中国教育史专题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