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中国革命斗争的客观要求出发，结合党内实际，高度重视并切实开展对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不仅成功培养了一支素质优良的干部队伍，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创造和积累了干部教育的丰富经验，其对当前乃至今后党的干部教育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启示意义。
关键词：党性教育；延安时期，党员干部；党性教育；历史经验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1）01-0060-03
党性是党员的本质和灵魂，是党员存在的真正价值。列宁第一次提出这个概念，他指出“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对立的结果和政治表现”。[1] 63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党性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党的政治优势所在。延安时期，党在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过程中，把培养、训练具有高尚的革命情操、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适应形势需要的干部，当作党的干部工作乃至全部工作的一项战略任务。对党员干部培养教育中，突出党性教育是一个显著的特点。通过党性教育这个大课堂，党造就了千百万的干部，并依靠这批合格的干部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一、延安时期对党员干部加强党性教育的历史必要性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干部教育。在党的干部教育史上，党性教育始终是核心内容。把党性教育作为一个特殊的问题提出来，是在延安时期。1937年，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明确提出要自觉地造就成千上万的优秀干部，这些干部和领袖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2]277后来，他还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的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3]527在当时的形势下，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成为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延安时期的党性教育活动，就是适应这一复杂的历史环境的需要而迅速发展起来的。
1.形势发展要求对党员干部加强党性教育。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即由土地革命转向了抗日战争。期间，党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封锁和武装挑衅的双重压力，要战胜困难，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在党内形成马列主义思想的高度统一，培养和提高党员干部在马列主义问题上的自觉性。鉴于土地革命时期党内许多干部不能在思想上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以致“左”倾机会主义能够在党内起主导作用，使革命遭受极严重挫折的经验教训，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到达陕北后，就开始着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以其最新成果教育党的干部，增强党性修养，统一全党思想，确保革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2.党员干部的来源决定了必须不断加强党性教育。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决定了工人阶级人数很少而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党要立足农村领导，必须向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开门。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上一个特殊问题，即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成分在党内占多数。据统计，党的五大时工人成分的党员占党员总数的50.8%，农民占18.7%。六大时,工人党员占10.9%，农民占76.6%。六届二中全会时，工人党员仅占7%。[4]52-87当时，身处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第一线的毛泽东就认识到：“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2]77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通过长期实践，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找到了思想建党这条好路子，也就是在党内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意识教育，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经过长征后，大批优秀的党员牺牲了。为了适应抗战新形势的需要，党吸收大量先进的工农分子和知识青年。①因而，这一时期干部成分发生了变化，主要由新老干部两部分人员组成：一是经过长征锻炼的老同志和始终坚持斗争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干部。他们是我党、我军长期积累的财富；二是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国知识分子以及爱国进步青年。第一部分是当时干部队伍构成的基础。他们阶级觉悟高，实践经验丰富，但工人、农民出身的相当多，文化程度和理论水平不高。后一个包括了社会各阶层各民族各党派人士。他们抗战热情很高，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但缺乏马列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革命实践的磨练。为此，中央十分重视对这批干部进行党性教育，以造就高素质、忠诚于党的干部队伍。
3.解决党员干部各种思想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加强党性教育。延安时期，来自不同方面、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党员干部，其思想认识参差不齐。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违反党性的倾向。1941年 1月，中央指出：“加强党性教育与党性学习，绝不可轻视这个绝大的问题”。[5]34同年，中央又明确指出：某些党员有“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的状态”、“独立主义”与“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5]145并指出他们具体表现为：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请示中央或上级意见。在组织上自成系统，反对集中领导。在思想意识上，是发展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不与群众真正密切联系。[5]145-146为纠正上述错误，中央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法，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党性教育。
基于上述几种情况的考虑以及党的历史经验，延安时期，党十分重视干部教育，尤其是干部的党性教育，以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
二、延安时期干部党性教育的主要内容
1.理论教育。即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教育。能否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去观察问题处理问题，是衡量党员党性的主要标志之一。如上所述，中国共产党是在同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合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因此，毛泽东始终特别强调党员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他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3]706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3]532-533这里，毛泽东把学习马列主义提到中国革命的战略高度来认识。为了把理论教育引向深入，党中央把5月5日马克思诞辰定为“学习节”，要求干部每天坚持学习两小时。在延安，党进行理论教育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用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武装党员的头脑。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且向全党发出学习的号召：“一切党校和训练班，必须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作为基本教材；一切干部必须系统地研究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一切党报，必须系统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为适应一般党员的水准，党的宣传部门，应将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编为通俗读物。” [6]337可以说，毛泽东的重要论述，是从实际斗争中概括出来的正确原则。在这一原则指导下，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党性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各抗日根据地得以普遍地推广。
2.政治教育。1942年2月，中共中央下发文件规定:“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对一切在职干部都必须给以政治教育”。其范围包括时事教育及一般政策教育两项。[5]347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使干部除精通其专门业务、局部情况与局部政策之外，还要通晓一般情况与一般政策，以扩大干部的眼界，避免偏畸狭隘不懂大局的弊病。时事教育主要是学习《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大后方的《中央日报》、《大公报》、《新华日报》，中共中央发表的一切文件，边区政府和西北局发表的一切政策、法令等。政策教育主要是指对党员进行党的政策和策略的教育。如延安时期，我党最重要的政策之一就是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但是，当时有不少干部不懂得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经常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为了克服错误认识，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各党校、在职干部教育培训班以及党领导的各种干部学校都将党的政策和策略纳入干部教育计划之内，并作为党性教育考察的重要标准。
3.党内纪律教育。延安时期，先后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党经常处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如果没有必要的集中，就不可能形成统一的意志，战胜敌人。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四个服从”（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为核心的党的纪律，并且认为：“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 [3]528在加强纪律的同时，我们党仍十分重视党内民主，并将其作为调动各方面干部积极性和主动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因而，在党性教育中，党倡导民主生活教育，并将其纳入干部教育培训内容。毛泽东曾就此指出，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样才能做到：一方面，确实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又一方面，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毛泽东同志曾提议各地对此点进行教育，在党内、在党外，都大大地提倡民主作风。指出各级领导人员，有责任听别人的话。真正做到两条原则：一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并且，毛泽东认为：如果没有“言者无罪”一条，并且是真的，不是假的，就不可能收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效果。[7]242-243
4.宗旨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也是党性教育的重要内容。抗战初期，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3]522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对“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了深层次的阐述。他指出：“我们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广大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8]1094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宗旨教育在各根据地和各干部学校得到较好的贯彻，培养了大批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干部。如延安时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模范张思德。无论从事何种工作，他都能做到兢兢业业，吃苦耐劳，认真负责，完成任务准确无误。他因公牺牲后，毛泽东参加了他的追悼会，亲笔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重要讲话，对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作了高度的评价，说他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重的。” [8]1004几十年来，张思德的名字同“为人民服务”这一光辉口号紧密联系在一起，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
5.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延安时期是战争年代,人的生命随时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如何培养广大党员干部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英雄主义献身精神,事关革命事业的成败。对此，毛泽东提出：第一个决心是要牺牲升官，第二个决心是要牺牲发财，第三更要下一个牺牲自己生命的最后决心。[9]119与这种精神一脉相承,朱德提出：“共产党员的党性表现在哪里，我说，就应该表现为战斗、生产和群众工作三个方面的英雄主义,三个方面的模范作用。” [10]119号召在军队的指挥员和战斗员中间,大力开展革命英雄主义运动。
应当强调指出的是，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实质在于党员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和自我提高。党员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应率先垂范，带头加强党性锻炼。延安时期，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老一辈革命家,无论是在军队工作、政府工作、还是在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中,都能以身作则，自觉加强党性修养，为广大领导干部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同时,加强党性修养,最根本的是使党员干部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对此，陈云作了深刻的阐述“一个愿意为共产主义献身的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人生观。”[11]137这是做一个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每一个共产党员应该从他们的阶级觉悟中，从他的实际革命锻炼中，从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修养中，深刻的认识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一定实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这样，才能终其一生，为他信仰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总之，这一时期我党干部教育尤其是党性教育在培养、锻炼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优秀干部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党的干部教育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三、延安时期干部党性教育的历史经验及其启示
延安时期党性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对当前和今后党的干部教育事业发展，对于进行党性和理想信念教育都具有深刻的指导和启示意义。
1.党性教育的内容、方法与形式必须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实际需要相适应。延安时期，党性教育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民族、民主革命的双重任务来展开，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从革命事业的实践需要出发，确定教育的内容。当时规定：一切教材中任何包含主观主义与党八股的东西，均须严格地加以清除或批判。要求政治思想教育包括马克思主义教育、时事教育和政策教育，改变过去脱离干部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的状况。党性教育的变化，使党员干部增强了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能力，改变了形式主义的做法。今天，全党面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任务，党性教育必须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服务大局，紧密联系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实际及党员干部的思想实际，开展学习，学以增智，学以修身，学以致用。切忌将理论学习庸俗化，防止走过程、搞形式主义、喊口号，切实提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增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
2 .党性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和提高党员干部对党的“忠诚度”和对党的事业“执著度”。延安时期，党始终高度重视对党员干部进行教育，实践证明这一时期党性教育很成功，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与当时相比，今天的国情、党情、世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党性教育核心仍是培育党员干部对党的忠诚意识和对党的事业的执著度。当前，少数党员干部对党的忠诚意识有所动摇，逐渐弱化。比如，一些党员不信马列信鬼神、不信组织信个人。还有少数干部把对党的忠诚变成对某个人的效忠，培植个人亲信、搞人身依附关系等等。针对这种现状，培育干部对党的忠诚意识和对党的事业“执著度”，首先应加强理论学习。理论上的认同是共产党员对党忠诚的思想基础。党员干部如果对党的理论学习不够、理解不深，甚至产生怀疑和动摇，对党忠诚就失去了根基。同时，加强干部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使党的各级干部自觉地加以执行，始终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党爱党，在党言党，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这是领导干部从政之基，也是党员干部对党的“忠诚度”和“执著度”的具体体现，直接关系党的形象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
3.党性教育的根本要求是党员干部在实践中要履行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本质特性，也是区别于其它任何政党的根本标志。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8]1096党之所以能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领导人民战胜强大的敌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与广大党员干部忠诚地履行党的宗旨是分不开的。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条件下，强调加强党性教育，使党员干部忠诚地履行党的宗旨，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新时期新阶段，加强干部宗旨教育，不仅要从理论上让干部认识到履行党的宗旨的重要性，而且要引领党员干部多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体验实际生活、了解民生疾苦，从根本上改造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自觉地克服、抵制个人主义和官僚主义，忠诚地履行党的宗旨，永远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竭尽全力为人民服务。
4.党性教育成功的重要因素是大兴读书之风。我们党历来重视学习、勤于学习、善于学习。每当革命、建设和改革处在重大关头，党总是特别重视结合新的形势和任务，向全党提出新的学习目标和要求，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党性修养，从而在思想和作风上保证党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延安时期，党中央直接领导了一场深入持久的在职干部学习运动。这场历时近七年的学习运动，作为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集中学习，不仅在当时取得了显著成效，而且为今天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及理想信念教育积累了经验。
5.党性教育成功的前提是领导率先垂范、党员干部全员参与。延安时期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率先垂范，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群众，形成了抗大精神、延安整风精神、南泥湾精神、延安县精神、张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愚公移山精神，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为全国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各级党员干部是完成党的各项任务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在党联系群众中起着无法替代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员干部的言行代表了党的形象。从党的历史、特别是党的干部教育史来讲，党员干部既是党性教育的领导者、推动者，也是参与者，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他们的党性，他们的修养好不好，这不只是个人的问题，直接影响着广大群众，影响到党的声誉。因此，新时期，开展党性教育，一定要全体党员参与，领导干部率先垂范。
注 释：
①从毛泽东《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吸收知识分子及教育工农干部的指示》可见，当时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吸收党员。实际上，1937-1940年，中共党员人数迅速从3万增加到80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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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黎 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