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2016）》，2030年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预计达到2.8亿，将要占我国总人口比例的20.2%。
（2）我国养老服务发展不快。我国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2.6万个，互助型养老设施6.2万个，各类养老床位672.7万张。目前，我国每10000个老年人分别对应1.17个社区服务机构和设施、2.79个互助养老设施，每1000个老年人对应30.3张养老床位。据调查，随着我国人口的不断老龄化，目前我国具备6000亿元的养老服务市场年需求容量，而实际不足1000亿元供给量[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45条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老年服务产业”，因此，要根据我国国情，抓好养老“硬”需求和“软”需求，按照以任务为驱动的“硬”需求，即老年人的衣、食、住、行、医五个方面，以及按照以人为中心的“软”需求，即老年人的情感交流、视听体验、人文关怀、社交需求等原则，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体系，创建新型养老模式。
鉴于我国养老服务存在资源稀缺、经费紧张、服务效率低下等“养老难、难养老”的问题，需要不断探索、创新、开拓和培育养老新模式，以满足我国不断扩大的养老需求，及时解决养老难问题。
面对养老人口总数规模庞大和养老服务发展不快的现状，我国如何加快发展养老服务，需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我国既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也面临养老服务模式创新和针对老年人发展养老经济的机会，甚至是打造新的消费浪潮的历史机遇[2-3]。如果只是依靠传统养老模式而不开拓新型养老模式，既可能忽略了老年人真实需求，也存在着养老供给资源稀缺等间题。我国养老服务的发展，应坚持生活价值论的主张，秉承广义虚拟经济的理念，在满足老年人基本养老需求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老年人心理需求的开发和满足，使老年人生活幸福，自身价值得以实现[3-5]。因此本文依据广义虚拟经济理论的指导，积极探索新型养老模式。
二、我国传统养老的三种主要模式
老年人口如何养老，需要相应的养老模式进行支撑。这里先对我国目前的三种主要养老模式进行剖析，分析这些模式的优缺点。
（一）对我国养老模式及其发展的历史解析
尊老养老自古以来便是中国社会的传统礼俗，且早在尧舜时期就已经形成。《礼记·祭义》记载：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遗年者。可见，家庭养老早就是中国人的传统养老模式。在我国的历史长河里，家庭养老这种模式一直存续，当然，该模式也在不断进行演化。
先秦时期，诸侯国为了稳定社会经济和发展，制定了许多养老措施[6]。一是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礼记·王制》便规定，儿女应根据老年人的不同年龄准备相应的食物。二是养老固定场所和机构。《礼记·王制》云“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为了优待睿智健康老年人，将老年人留在了庠、序等学校机构。三是从政策上规定地方或国家分别承担不同老年人养老责任。如西周“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四是致仕制度。对于老年官员，国家给的退休养老金也甚是丰厚，如“臣致仕於君者，养之以其禄之半”。五是鳏寡孤独者，政府抚恤之。夏商周不仅对鳏寡孤独者定期发放粮食，还会告诫臣民不要欺侮他们。
孝道主要为儒家所倡导，秦朝以严厉的法家思想为治国思想，故有学者认为秦朝不重视养老。“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商鞅变法也许削弱了宗族势力，但却无形中巩固了小家庭男性权威。秦朝采用严厉刑法治国，乃至治家。韩非子便主张孝道要服从于忠，依靠法律实践孝道。《秦律》记载，凡虐待60岁以上老年人的不孝子孙，会被流放或处以极刑，这与儒家温和的孝道观确有背驰，但养老却有法律的保障。到了汉朝，“以孝治天下”的基本国策确立。一是鼓励家庭养老，以孝治家，以孝治国，如董仲舒“三纲五常”之说。二是国家建立了与孝道相关的制度和礼仪，包括：赐物养老、赐王杖制度、减免老年人赋役、优抚致仕官员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