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教育理论研究本土化是当前教育学界学人的众望所归，然而，从我国教育理论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来看，我们的教育理论研究深受“西学”的影响，以致于我们不能实现教育理论研究在元理论或元话语层面的本土化，默顿的中层理论思想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可能的选择，即在西方的元话语或元理论与中国的本土实践之间构建中层理论以实现教育理论研究本土化，教育理论研究本土化在中层理论层面的突破需要研究者要以理性的批判精神对待。西学”、深入本土教育实践和有本土问题意识、具有世界性视野、珍视本土传统文化，
关键词：中层理论；元理论；本土问题：教育理论：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G40-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0)04-0023-04
教育理论研究中的“中西”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教育学界学人的主要问题之一。纵览中国教育理论在近代以来的发展历程，介绍和翻译的西方的教育理论颇多。而真正本土化的教育理论欠缺。自从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教育学界人士自身的学术觉悟的提高和学术责任意识的增强，倡导原创教育理论和教育理论本土化的呼声随之高涨。然而，我们必须要认真地思考。在中国教育学界已经深受西方话语浸染以及世界发展在总体上加速迈上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教育学界如何能够创生出“土生土长”的教育理论?在什么意义上实现教育理论的本土化?美国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K，Merton)强调经-验功能主义的重要性，提出的“中层理论”思想可以为我们指出一种可能的选择，即在西方的元理论或元话语与中国本土实践之间构建中层理论以实现教育理论研究的本土化，从而“缓解现在社会科学研究当中的外来理论与本土化之间的紧张”。本文就是要在分析中国教育理论本土化问题和中层理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构建中层理论为中国教育理论研究本土化的可能路径的观点。并指出实现教育理论研究本土化的可行策略。
一、教育理论研究本土化的可能性分析
这里所讲的教育理论研究本土化，意指教育研究要从中国本土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实践出发，生成符合中国社会情境的教育理论。在这里它包含着两个层面的内涵：一个层面是指在元理论或元话语层面的本土化，它是一套形而上的理论体系，其中的概念以及概念体系都是在本土研究中生成的。例如儒家思想就是我们本土化的元话语；另一个层面是指借助他国的元理论或元话语，结合本国的实践生成的新的理论体系，如我们所讲的毛泽东思想，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我们要对教育理论研究本土化的可能性进行分析，首先要明确这两层内涵，再来看在目前中国的现实情况下教育理论研究可以实现哪个层面的本土化。
不可否认，我们的教育研究长期受到西方教育理论的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一直存在着以西学为瞻的“崇洋”的倾向。这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得以证明。从历史上看，“中国近代教育学科各科目的发展，其起点都是从国外引进的，连最‘中国’式的学科‘中国教育史’在20世纪的第一本著作，也是译自日本学者撰写的《支那教育史》。当时，我们从日本翻译了不少教育学著作，编写的教育学教材也基本上按照他们的体例设计的，而日本的教育学几乎是从德国引进的；随之，杜威来华讲学，我们又掀起了照搬美国的教育学论著和教学模式的热潮；解放之后由于政治倾向的影响，又开始学习苏联，在解放后很长时间内凯洛夫的教育学一直主导了中国的教育学研究。所以，有学者就指出我国的教育学科是在“抄日”、“仿美”、“学苏。这种观点虽然有些简单化，但从根本上讲，它确实切中了要害。教育理论研究如果对西方过于崇尚，以“西学”马首是瞻，就会导致本土知识传承的断裂，脱离本土实践。当然，积极引进“西学”与近代中国的积弱积贫有关，在当时处境下是摆脱自身落后的一种选择。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中国本土知识的传承。再来审视我们当前的教育理论研究的现实状况，也充满着对“西学”过于崇尚的倾向。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相当一段时间以来，随着西方一些‘经典’与‘新经典’教育论者以及教育思想之支撑的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一些‘经典’与‘新经典’学术论者越来越多地被介绍与翻译进来。国内教育学界尤其是在一些青年学人中出现了对于这些论者的一种‘遵奉热’。在这种‘遵奉热’中，青年学人们似乎是若不是频频引述西方学者的概念与观点便不足以展开任何问题；在自己的论著结尾不开列一长串西方参考文献目录便不足以表明论著本身的思想深度与学术蕴涵，以至于到了张口西方学者、闭口还是西方学者的地步，否则，便几乎处于完全‘失语’的状态。”“毫不夸张地说。在当今中国教育学界，至少在青年学人中。‘遵奉’西方思想已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一种‘潮流’。”不难看出，中国教育学界的一些有责任感的学人对“崇洋”潮流的忧虑。他们努力在唤醒学人们要认识到每种理论的产生都具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针对的是解决自己国家的问题，所以，不要把目光总是放远于西方，而要关注中国的问题和现实，应该立足于中国的语境来创造“有意义”的教育思想，而不是照搬西方的教育理论来试图解释或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那样往往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
然而，不论我们对中国教育研究中的崇洋倾向是怎样的痛心疾首，我们又必须不得不承认，在我们进行教育理论研究时，西方的教育理论是绕不过去的，“没有人能够否认，当代中国教育研究所使用的很多‘大概念’都是来自西方学者。”而且，“由于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科学乃至人文学科受到西方话语逻辑范式的洗礼，它们已经成为我们从事学术创造活动时的‘前理解’，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知识背景和初始条件。今天的中国学者要想绕过西方的话语直接进行‘本土化’的思索和书写，就像拔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一样不可思议。“这就意味着，在目前情况下我们是不可能在教育理论的元理论或元话语层面实现本土化。我们还需要借助西方的话语体系来进行教育研究。寄希望于教育理论研究本土化在第二个层面的突破。因此，我们对西方的教育理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姿态来面对它是我们教育理论研究本土化的关键所在。笔者以为，对“西学”的盲目崇拜和不加任何反思地全盘接受或不加分析地拒斥和反抗都是不可取的，应该以一种多元的、开放的批判理性主义精神。结合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日常经验，对外来的文化进行创造性地分疏和诠释，这才是我们教育理论研究本土化的应有姿态。
二、构建中层理论：一种可能的选择
现代科学哲学的研究表明，一个理论体系内部包含着两个理论层面，一个是理论的核心部分，其中包括形而上的信念、元方法论等，它是不能为经验事实检验和证伪的；另一个是处于外围层次的中观理论，它面对的是特殊的经验和对象，但又是经过了概括和提升的观点、学说。我们可以把前者称为元话语或元理论。后者称之为中层理论。明确提出中层理论概念的是美国功能经验主义大师默顿，他认为：“中层理论既
非日常研究中大批涌现的微观而且必要的操作性假设，也不是一个包罗一切用以解释所有我们可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一致性的自我体系的统一理论，而是指介于两者之间的理论。社会学中的中层理论主要用于指导经验探索。系统的一般理论远离特定的社会行为、社会自治和社会变迁，已不能解释我们观察到的现象；而对于特定事件的详尽而系统的描述又缺乏整体的概括性，中层理论则介于两者之间。”概括地来讲，中层理论就是以元理论为依托，对具体的经验事实和实践进行理论提升所创造出的理论形态。
默顿的中层理论思想可以为我们的教育理论研究本土化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在我们当前的教育理论研究已经习惯了西方话语逻辑范式。又从本土的传统和权威那找不到话语，也就是无法在元话语上实现本土化的现实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构建介于西方元理论和中国本土经验事实中间的中层理论，实现教育理论研究本土化的第二个层面意义上的建构。以享誉国内外的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理论为例，他所依据的元话语就是西方的人类学、社会学理论，尤其是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的功能主义人类学。他根据对江村等地的实地考察，提出了关于乡土中国变迁的著名理论。这就是中层理论本土化研究的一个成功范例。另外，我国著名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早年师从美国大教育家杜威。学习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后来，他回到国内从教，他秉持理性的批判主义精神，对他所学到的教育理论知识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和吸收，结合中国当时的国情和教育实践而提出了“生活教育”思想。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思想的提出就是教育中层理论研究本土化的—个成功的先例。还有，我们现在一致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这是中层理论本土化的最有力的证明。总之，面对“西学”的强大攻势，我们采取简单的回避或排斥的态度都是不明智的选择，关键在于我们必须持以批判主义的理性姿态，既不崇拜也不反对，以中性的态度直面它，立足于中国的本土实践而创造出适合中国教育实践改善的中层理论来。而且，“中层理论层面的本土突破。不仅对理解中国的本土化问题具有很大的意义，象征着中国学者摆脱殖民地文化的心态，开始依据自身的生活经验，对本土的问题有能力做出创造性的反应，而且对整个世界的学术话语也将提供一种新的建构和经验性证明。”虽然，在现阶段我们不能在元理论方面实现本土化，但是运用西方元理论构建我们自己的中层理论的过程。也是对西方元理论的一种新的诠释和解读，这样的经验积累多年后，我们就有可能对西方的元理论构成颠覆性的挑战，从而孕育和创生出新的中国的元理论。
目前，中国教育界在中层理论层面的本土突破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一方面，教育学界对西方的元理论或元话语的学习和掌握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层次。除了我们已有的学习西方的历史传统外，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以及图书出版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大量的西方书籍被翻译引进中国，从西方古希腊时期、中世纪、文艺复兴、工业革命时期以及近现代的几乎所有的重要的教育著作都可以在国内找到，就是当代的西方教育大师的最新研究成果也能够及时从国外传播到国内。而且，国际间的交流和沟通日益便利和频繁，是中国教育学界学人获取国外的研究成果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关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实证性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提供了上升为中层理论的经验性基础，而且，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者们已经在这方面留下了良好的传统。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在中层理论层面的本土化突破还是显得前景不容乐观。存在的阻力之一表现在，中国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疏离问题尽管已经讨论了许久，但却基本没有太大的改善。教育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实践性学科：那种远离教育实践的理论研究成果往往只是在低水平层次上的重复，对于改善教育实践几乎没有意义和价值。我国的相当教育理论研究成果都属于这个层次。而有创造性的教育理论肯定是来源于实践的，这在教育史上已经得到了有力的证明。而当前我国的教育理论研究脱离教育实践的事实势必使元理论与本土实践相割裂，也就很难实现教育理论在中层理论层面上的本土化。因此，如何把教育理论研究在中层理论层面上本土化的突破变成一种自觉自为的行动就成为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三、基于本土实践和世界性视野的中层理论建构
综上所述，教育理论研究实现在中层理论层面的本土化突破是当前我国教育理论研究本土化的一种可能的路径。但要把它变成一种自觉自为的行动，笔者以为，教育学界人士必须在以下方面做出应有的努力。
以批判的理性主义精神和姿态对待“西学”。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我们进行教育理论研究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也无法绕开西方教育理论，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西方教育理论已经成为我们进行教育理论研究的元话语或元理论。对于教育理论研究者来说，关键在于我们面对西方的元理论时既不能盲目轻信而全盘接受也不能视为异类而坚决排斥，我们要认识到。任何人类文化成果都具有某些“家族相似性”的同时，要秉持批判的理性主义精神，在对其进行批判性的分析的基础上再借鉴和吸收。
这正如有学者所言，“在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在人类科学文化和通讯传播已进入到信息社会的今日，谁还会从排斥国际对话、无视已有科研成果的意义上强调原创性和实现原创性?但是，要提高原创性，确实需要在吸收的同时，克服唯洋是瞻的心态；要提高学术批判和独立发现思考的能力；要增强原创意识和对原创研究的支持；要形成看重原创研究的氛围与环境。这是一个学术土壤的改良和营造的过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要实现教育理论研究在中层理论层面的突破，我们就必须增强自身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对外来理论进行批判性的借鉴和吸收。
要有本土问题意识和深入本土教育实践。外来理论是基于外域问题研究而创生出的理论，如果忽视对本土问题的关注和本土实践研究，那么借鉴来的理论也就没有了附着物。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在传播异土教育理论的同时，也输入了异土问题意识，教育理论本土化程度不高，教育理论发展并没有相应地带来教育实践的改进。”教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本土问题意识缺乏的现象以及对本土教育现实关注不够的现象是教育理论研究本土化的一大障碍。而且，“如果忽视对本土教育现象和问题的深入研究，所借鉴来的教育学可能到中国之后就成为没有对象的理论。本土问题意识的缺失一方面是教育理论与实践长期疏离所致；另一方面是在当前的功利主义思想严重充斥到教育学界后，对于一些教育研究者来说，从事教育研究成为了他们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工具，而忘记了教育研究者所应当承担的改善教育实践的社会责任。所以，教育研究者要“对教育研究树立超功利的关怀”，要有社会责任感和民族自尊心，有吃苦精神，不浮躁不媚俗，扎扎实实地深入教育实践，以研究本土问题和改善本土教育实践为价值取向。在中层理论层面教育理论本土化的突破的基础是研
究者对本土教育经验和实践的关注和深入，正如陶行知当年在美国学成归国后，怀着救国救民的激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地投身教育实践，对当时中国国情和教育现实进行了正确的分析和判断，把杜威的教育思想翻了半个跟头。提出了“生活教育”的伟大思想并终身为实践这一思想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国的教育学者需要具有像陶行知一样的现实关怀的情愫和勇于实践的精神。
要有世界性视野。在讲教育研究本土化时，还要认识到学术发展的另一种潮流，那就是世界化。本土化和世界化二者并不对立，前者是属于本体论层面上的概念，指教育研究要从自身的存在处境出发，对一切外来的文化要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和吸纳；后者是属于逻辑学层面上的概念，指教育研究必须遵循全球学术界的已经约定俗成的规范。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之间的交往和交流日益增多，各个领域在相互对话的过程中势必就形成一定的学术规范，教育研究领域也不例外。我们的教育研究不能局限于本国范围之内，自说自话，而要遵循国际学术规范和游戏规则，必须与世界各国之间展开积极的对话和交流。而且，“唯有在世界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本土化，不仅可以由此重建知识本体，而且也将因此而走进世界学术圈，为多元的话语格局和平等的国际对话提供真正的契机。”所以，在教育理论研究本土化的过程中，学者们不仅要立足本土教育实践，以及采取以解决本土教育问题和改善本土教育实践的价值取向，而且还要有世界性视野，在遵循国际学术规范构建知识本体中，展开国际性的对话与交流，从而参与到国际平等对话交流的规范制订之中。
珍视传统文化的价值。不可否认，导致我们今天面对西方话语的强大攻势而不能与之抗衡的一个潜在的原因在于，我们曾经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的抛弃。在西方的船坚炮利面前、在西方的科学和民主面前，我们把自己的传统文化视为封建思想、迷信思想、落后思想，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划上了一条深深的界线。然而，时至今日，当孔子学院、儒家文化研究中心等在异国他乡遍布开花后，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传统文化自身所蕴藏的深厚价值。
对于我们的传统文化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态度，需要批判性地继承。我们要珍视传统文化的价值，提高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我们在依据西方元理论，立足中国本土实践和经验构建中层理论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对西方元理论进行重释。另一方面还要重视和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力争我们的本土文化价值得以在国内和国际上的确认，最终实现教育理论研究在元理论层面的本土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