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概述天津渔业的生产演进及背景,分析天津渔业的生产特征的基础上,借助经济学、技术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理论根基,结合国内外成熟的生产函数理论构建天津渔业生产模型,从深层次上对天津渔业生产结构进行解析,认为开拓和发展天津渔业需要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业,尤其是内陆养殖业。
关键词:天津;渔业生产结构;计量经济模型
中图分类号:S911文献标识码:A DOI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0.02.017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Productive Structure of Tianjin Fishery
BAO Teligenbaiyi1, SONG Xiang-rong2
(1.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Dalian Fisheries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116023, China; 2.Tianjin Aquatic Research Institute, Tianjin 300221, China)
Abstract:The evolution and background of Tianjin fisheries is reviewed, and productive characteristics are also analyzed. Based the fundamentals of economics, technological economics and econometrics and theory of productive function, the author builds the productive model of Tianjin fisheries and analyses productive structure of Tianjin fisheries in depth. It is concluded that aquaculture sector, especially inland aquaculture, shall be promoted largely to develop Tianjin fisheries.
Key words: Tianjin; productive structure of fisheries; econometric model
天津渔业历史悠久,海淡水渔业资源丰富,水产品交易活跃,历来是华北地区的水产品集散地。历经改革开放30年,天津渔业在承包经营责任制、水产品流通自由化和振兴水产养殖业等政策制度安排下,生产取得相当程度的发展。水产品产量从1979年的3.27万t升至2007年的34.12万t,年均增长率达到8.74%。从而,使水产品消费从“吃鱼难”到“鱼有余”再到“吃好鱼”,水产品市场货源充足、品种丰富,渔民收入逐年增加,渔业经济生机勃勃。
进入21世纪,天津渔业宏观环境面临着资源衰退、生态恶化、渔场缩减、转产转业等严峻问题。随之,渔业生产结构发生动态性演变,进而,渔业生产系统的状态和效率均有变化。基于此,本研究借助经济学、技术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理论根基,分析天津渔业生产发展态势基础上,结合国内外成熟的生产函数理论构建天津渔业生产模型,从深层次上对天津渔业生产结构进行解析,以求为开拓和发展天津渔业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1天津渔业生产发展态势
1.1渔业生产演进及其背景
纵观建国以来的天津渔业发展史,基于渔业所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1]以及渔业生产发展态势,其生产历程可分为4个时期(见图1),概述如下。
1.1.1渔业生产复兴时期(1949—1956)建国以后,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天津渔业经济逐步得到恢复与发展。1953 年进入“一五”计划期,渔业捕捞资源丰富且相对稳定,虽然捕捞手段简单,但是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群众渔业生产热情高涨,捕捞产量逐年增加。1956年,天津市海洋捕捞公司成立,大大增强了捕捞能力。然而,水产养殖业不被重视,海水养殖如同解放前仍以简单的港养为基础。20世纪50年代初期,淡水养殖业兴起,但是只养一些草鱼。1956年,天津市水产局成立,逐步引进南方的鲢、鳙鱼,形成了以养殖鲢、鳙鱼为主的淡水养殖业。
这一时期,天津水产品产量由建国当年的1.64万t增加到1956年的5.16万t,年均增长率达到17.79%,水产品生产大幅度发展。
1.1.2渔业生产波动时期(1957—1981) 至20世纪60年代,渔业捕捞资源一直丰富且相对稳定,因而“重捕轻养”观念仍有余存,养殖技术水平落后,养殖业发展缓慢。进入70年代,近海捕捞生产逐步实现了渔船机动化、网具胶丝化、通导电讯化,捕捞能力进一步增强,近海渔业资源被充分利用。然而,经营流通体制、机制不活,导致水产品供应紧张,市民吃鱼困难。1979年,市委、市政府制定了“以养为主,养捕结合,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的渔业发展方针。1980年,天津首家合资企业——滨海虾场建成,人工培育出了中国对虾苗种,带动了海水养殖业的发展。
这一时期,历经“大跃进”运动(1958—1960)、“国民经济调整期”(1963—1965)和“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1976),渔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天津水产品产量由1957年的4.20万t减少到1981年的2.69万t,年均增长率为-1.84%,水产品生产波动大频率高,曾出现15次负增长。
1.1.3渔业生产高速发展时期(1982—1998)1982年,根据中共中央1号文件精神,国营水产企业和乡村渔业社队全面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增加了渔业劳动者的收入,激发了生产积极性,渔业生产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局面。1983年,市委提出“利国发家,多养鱼虾”的号召。1984年,又召开“海水养殖会议”,把开发荒滩、荒地,发展海水养殖列为重点开发项目,各部委及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优惠用电,拨柴油指标,海水养殖得到快速发展。同年,水产品供销实行“产供销一条龙、批零一条鞭”,全面放开了水产品价格,搞活了水产品流通市场。1985年,市委、市政府提出“苦干三年,基本解决全市人民吃鱼问题”的口号,并制定一系列扶持渔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动员国家、集体、个人力量,1985—1987年期间掀起了第一次池塘大开发热潮。1987年,养殖产量在水产品产量中的比重达到54.34%,首次超过捕捞产量。随之,人民群众“吃鱼难”问题初步得到解决,结束了“凭票买鱼、定量供应、有市无货、有价无鱼”的局面。
1990年,国家开始征收农林特产税,影响了渔(农)户养殖生产积极性,导致翌年养殖产量减产-0.26%。1992年,零散的联产承包体主动转型为股份制公司,一些村办集体经营的渔场相继转变为专业从事水产养殖与良种选育的股份制企业,发展成为现代的渔业经济组织,使渔业生产焕发出新的活力。1993年,海洋捕捞实行了“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在非洲西部与印尼海域开辟了远洋渔业作业区。1995年,实施了伏季休渔期制度,对保护近海渔业资源起到了重要作用。1996—1999年期间,完成了第二次池塘大开发,扩大了水产养殖产业化规模。同时,围绕市场需求,先后引进二十几个新的淡水养殖品种。1998年,开始筹建天津首家海水工厂化养殖场,开发海水名特优品种养殖。
这一时期,天津水产品产量由1982年的3.59万t增加到1998年的21.38万t,年均增长率达到11.79%,水产品生产取得相当大的发展。
1.1.4渔业生产稳定增长时期(1999—2007)进入21世纪,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以地区为单位、以产品为链接的水产养殖合作社、水产养殖协会等新型的科技社团组织悄然兴起。从而,提高了渔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并使信息技术在水产养殖业得到推广和普及。2005年,初步实现了渔业信息网络服务体系。
2002年,开始实施“减船转产”计划,2002—2006年间,天津沿海报废拆解387艘渔船、转产转业1533个渔民。2004年,建立人工鱼礁,设立了贝类增殖生态自然保护区。2005—2007年期间,大量放流中国对虾、三疣梭子蟹、牙鲆、梭鱼、海蜇、池沼公鱼、栉孔扇贝等各类水产苗种,为近海资源的养护及其好转起到良好的作用。进入21世纪,作为沿海都市型渔业的特色,也作为现代渔业的形式之一,大力发展休闲渔业,使其在渔业结构调整以及资源养护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这一时期,天津水产品产量由1999年的23.03万t增加到2007年的34.12万t,年均增长率为5.04%,水产品生产得到稳定、持续发展。
1.2渔业生产特征
对于天津渔业来说,作为生产特征可从两个方面归纳。一是从捕捞主导型生产向养殖主导型生产的转化。捕捞产量对养殖产量之比,从1982年的87.79∶12.21变为2007年的12.56∶87.44,养殖产量比重急剧提升,并且其比重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比重(2007年高出18.39个百分点);二是渔业增产主要借助于淡水鱼类,但也不能无视淡水虾蟹类对增产的贡献。1995年对2007年的贡献率[2]分析表明:贡献率排序为淡水鱼类59.18%、淡水虾蟹类27.70%、海水其他4.35%、海水虾蟹类4.10%、海水鱼类1.89%、海水贝类1.14%、淡水贝类-0.25%。不言而喻,淡水鱼类和淡水虾蟹类的增产均来自于养殖生产。
2天津渔业生产计量经济模型
2.1生产模型的定型化
由渔业捕捞生产和养殖生产模型构建[3,4]经验所知,对于捕捞产量Bt,把机动渔船功率数Gt、捕捞专业劳动者数Lt、捕捞生产控制政策虚拟变量DM(1984—1998年赋值为0;1999—2007年赋值为1),作为解释变量引入模型,将其余诸要素总括起来作为随机扰动项ut来处理为较理想;对于养殖产量Yt,把养殖面积Mt、水产品综合生产价格Jt、上期养殖产量Yt-1作为解释变量引入模型,将其余诸要素总括起来作为扰动项ut来处理为较理想。
对于产出量和投入要素之间关系的表达,指数曲线的乘法模型是最妥当的。从而,天津渔业生产模型可定型为以下形式:
捕捞生产模型
lnBt=d+alnGt+blnLt+cDM+ut
养殖生产模型
lnYt=h+elnMt+flnJt+glnYt-1+ut
其中,a、b、c、d、e、f、g、h为待定参数(a、b、e、f分别为机动渔船功率数、捕捞专业劳动者数、养殖面积以及水产品综合生产价格的产出偏弹性值),t=1,2,…,n。
2.2生产函数的测算及检验
采用相关统计数据(源于《天津统计年鉴》以及天津市水产局)和赋值数据,由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法)所估计出的结果如下所示。回归方程式下面的括号内数值表示各自系数的t值、***和**分别为1%和5%的显著性水平。还有,R2为决定系数、AdjR2为修正决定系数、s为回归方程式的标准误差、D.W.为杜宾-瓦特森统计量。
对于构建的生产函数①和②,施行四级检验[5],即经济意义检验、统计检验、计量经济学检验和预测检验(由于篇幅所限,检验及其结果予以省略)。两个生产函数虽然不能确定其剩余项是否有自相关,并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但均通过其余检验。从而,两个生产函数作为天津渔业生产的第一次模拟,被断定为具有一定说明力的模型。两个生产函数的模拟结果呈现出具有良好的一致性,尤其是养殖生产函数优于捕捞生产函数(见图2)。
3天津渔业生产结构分析
近些年,“生产结构”一词的使用频率非常高,但是其涵义因人而异。笔者认为渔业生产结构有表层和深层结构之分。表层的渔业生产结构是指渔业生产部门或部门内部构成要素(变量)的集合;而深层的渔业生产结构是指渔业生产系统中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笔者将从深层结构上去解析天津渔业生产结构。分析方法采用弹性值分析和乘数分析,其具体分析结果如下。
(1)机动渔船功率的产出偏弹性值为0.020 9,非常小。其实,以控制捕捞生产的年份为界限分阶段来看,1984—1998年间,机动渔船数量和功率年均分别增长7.15%和1.09%;1999—2007年间,机动渔船数量和功率则年均分别减少-4.93%和-5.93%。随之,机动渔船功率的产出偏弹性值,反而从前期的-0.1654升至后期的0.237 7。充分说明,机动渔船的增多及其大型化现已失去作为捕捞增产主要因素的地位,并处于投入过剩状态。
(2)机动渔船功率的年均边际产出为0.020 9×(427 23.50/69 104.21)=0.012 9(t),这表示机动渔船功率再增大1 kW,年可增产量仅为0.01 t。至于是否应当加大机动渔船功率,不能只看经济效益性来决定,要看是否符合政府关于海洋捕捞渔船控制制度中的“双控”(船数和功率总量控制)指标。
(3)捕捞专业劳动者的产出偏弹性值为0.313 1,较大。说明捕捞专业劳动者是捕捞增产的主要因素之一。
(4)捕捞专业劳动者的年均边际产出为0.020 9×(42 723.50/5 653.29)=0.157 9(t),这表示每增加1名捕捞专业劳动者,年可增产量为0.16 t。至于是否应当增加捕捞专业劳动者,从经济角度看主要取决于劳力工资水平。
(5)短期、长期的养殖面积的产出偏弹性值分别为0.823 1和0.823 1/(1-0.615 9)=2.142 9,无论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其值都非常大。足以说明,养殖面积(主要是内陆养殖面积)的扩大依然是现阶段乃至未来一段阶段养殖业增产的主要因素。养殖技术的提升以及由此带来的养殖单产的提高是现阶段水产养殖的主要课题之一。
(6)养殖面积的年均边际产出为0.823 1×(140 065.04/317 86.96)=3.626 9(t),这表示养殖面积每增加1 hm2,年可增产量为3.63 t。至于是否应当扩大养殖面积,从资源利用角度看主要取决于可养水面的开发利用程度。
(7)短期、长期的水产品综合生产价格偏弹性值为0.056 4和0.056 4/(1-0.615 9)=0.146 8,且符号为正。可以说明,水产品综合生产价格的上升是水产养殖增产的因素之一。但是,养殖对于价格变化的感受性不是很强烈。不过,这一点有必要进一步探讨。
(8)水产品综合生产价格的年均边际产出为0.056 4×(140 065.04/4 704.58)=1.679 1(t),这表示水产品综合生产价格每提高1元/t,年可增产量为1.68 t。至于是否应当提升水产品综合生产价格,这一问题非常复杂,一般取决于渔业生产要素价格以及水产品市场价格。
(9)上期养殖产量的偏弹性值为0.615 9,较大,且符号为正。可以断言,此为由养殖渔(农)民的生产习惯性以及渔业资本的耐久性之性格所致。
(10)捕捞生产函数各偏弹性值之代数和为0.334 0,小于1;养殖生产函数各偏弹性值之代数和为1.495 4,大于1。由此可见,捕捞生产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而养殖生产则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养殖生产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如果养殖面积、水产品综合生产价格同时增设1%,则养殖产量可增加298 361×1.495 4%=4 461.69 t。
4结语
天津渔业生产历经复兴时期(1949—1956)、波动时期(1957—1981)、高速发展时期(1982—1998)和稳定增长时期(1999—2007)4个阶段,每一位天津“渔人”做出了百般努力,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天津渔业向养殖主导生产转型,其增产主要借助于淡水养殖鱼类,但也不能无视淡水养殖虾蟹类对增产的贡献。研究表明,天津水产养殖生产正处在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可见,天津渔业的开拓发展和未来趋势更多期待于水产养殖业,尤其是内陆养殖业。
(1)要持续扩大内陆养殖生产规模。天津渔业海水可养殖面积为18 490 hm2,内陆水域面积为314 740千hm2,2007年其养殖水面利用率分别为36.99%和9.51%。仅从资源利用视域看,无论是海面还是内陆水面,其开发潜力均非常大。然而,由于近几年天津市经济社会发展之需求,对土地或水面(主要是海面)的征用范围逐年扩大且有加剧之势。因而,相比之下持续扩大内陆养殖面积为可取方策。
(2)要持续推进养殖品种结构调整。水产养殖品种的选择是水产养殖业成败的关键和基础。南美白对虾的引进改变了天津渔业“海水养虾、淡水养鱼”的传统格局,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进而,科学、合理持续地调整好养殖品种结构,选择或引进适应天津自然环境以及市场销路的养殖新品种已是当务之急。
(3)要大力发展工厂化养殖,并注重渔业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
(4)要继续拓展远洋渔业。天津远洋渔业起步较晚,比上海、辽宁(大连)、福建晚了大约10年。扩大远洋渔船队规模,稳定和发展过洋性渔业的同时,要开发拓展大洋性渔业。
(5)要加快发展休闲渔业,拓展渔业功能。发挥天津区位优势,融入“体验”和“交流”两大因素,搞好天津休闲渔业项目设计,突出其差异性、参与性和挑战性,开发出更加个性化、人性化的休闲渔业项目,以满足当今消费者的休闲与游息。同时,使其成为渔区振兴和渔民增收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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