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范畴的指标描述，显然已不适用于当代农业。在笔者看来，在当代全球经济日趋一体化的大格局下，农业现代化可用一个高度概括的综合指标来描述：本国主要大宗农产品的生产成本要降低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围绕这个综合指标，剖析阻碍生产成本降低的生产关系要素——着手政策变革、剖析影响生产成本降低的生产力因素——进行引资改造提升，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图1）。
2农耕地集约化——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前提性条件
不管是农业还是工业，生产技术与生产规模就是产品的竞争力。技术既是产品成本价格的减量竞争力，又是产品销售价格的增量竞争力，规模则是产品成本和销售价格双向的减量竞争力。可以肯定的是，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建设30多年来，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是巨大的，目前我国主要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单产水平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但是单产的提高并没有带来单位生产成本的相对下降，相反，随着我国工商业的高速发展，人力价格的快速上涨，农业生产成本成倍提高。高成本带来高销售价格，例如我国主要粮食作物水稻的生产成本约是其他亚洲稻区国家的2倍，因而稻米国内市售价格约是进口报价的2～3倍。
目前我国过高的大宗农产品生产成本已经显露2个严重问题：一是农民种田不如务工商，农村随处可见抛荒田，造成粮食安全隐患。二是高额差价刺激粮食进口及走私，造成国内粮食供应充足的假象，或将进一步削弱国内自给粮的生产力。因此，农耕地分散经营，不仅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瓶颈问题，更是涉及国家粮食供应安全的大问题，所以，推行农耕地集约化已势在必行。
2.1农耕地资本化的意义
在当前农耕地国有且非资本化的情况下，推行农耕地集约化经营不可能有大的突破。只有实行农耕地资本化改革（笔者注意到，就在本文撰写期间，国家出台了承包权与经营权分开的流转承包新政策，新政策虽然已显现农耕地产权、经营权资本化的雏形，但远非笔者提出的农耕地资本化的彻底改革），才能真正推动农耕地集约化经营，因为：
2.1.1发挥土地本来就是资本载体的作用古今中外，土地历来是最重要的资本载体之一。如果将农耕地产资本排斥在市场资本外，那么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不完整的。我国现有红线耕地面积1.2亿hm2，如果以现有耕地转包全国平均价格12 000元/（年·hm2）、转包期限15年（离2030年承包合同到期）作为我国农耕地资本量的起点测算，则全国现有红线耕地市值约20万亿元。
2.1.2吸引富余的工商资本转投农业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先后由轻工业、重工业、房地产业等领航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现在，面临房地产业的产能过剩，富余的工商资本下一步将向何处引导的问题已经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笔者认为，资本的海外输出和投资农业将是我国富余工商资本下一轮的投资热点，尤其是农耕地产资本化后土地产权与经营权的竞争，或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新的生长点。农耕地集约化改革，以及由此带来的种植业企业化改造，需要大量的资金，如果单依靠农业自身的积累来推进集约化，则集约化遥遥无期，所以说农耕地集约化改革的成败就在于工商资本有效引进的与否。在经过地产权资本化改革后的农耕地集约化过程中，外来工商资本的投资取向有地产权竞标和经营权竞争2种选择。由于地产权资本具有永久性保值增值和易以传承的置业投资特点，所以更能吸引工商资本独立投资；至于经营权的竞争，外来工商资本须与农业既有资本（包括技术资源和管理资源）结合，才会取得更好的投资预期。今后，在农耕地集约化的推进过程中，政府对土地经营权的管控应以企业化的标准，对注资企业的经营资质加以政策考量与制约。因此，在农耕地集约化运作的初期，政策层面倾向外来工商资本快投地产权竞标（独资圈地）、缓投经营权竞争（合资办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