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思想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是国内历史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之一。学者们对柯林武德思想中的主要观点及贡献和局限，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本文拟将1986——2006年间，有关柯林武德历史哲学思想的研究进行评述，期望在揭示该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的同时，能够有利于有关研究的深化和发展。
[关键词]柯林武德；实证主义；思想重演；思想史；历史哲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B56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8)01-0153-04
张作成(1981—)，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史学思想史。(北京 100102)
柯林武德(R.G.Collingwood，1889—1943)是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是20世纪西方哲学史和史学史上不容忽视的重要人物之一。柯林武德一生著述甚丰，在历史学、哲学、美学、考古学等方面都有建树。经过国内学者的努力，柯林武德在历史哲学方面的著作和论文大都有中文译本。何兆武翻译了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陈静翻译了《自传》；陈恒主编的《新史学·第三辑：柯林武德的历史思想》，编译了威廉·戴宾斯(William Debbins)主编的《柯林武德历史哲学论文集》中的8篇文章，并且选译了7篇西方研究柯林武德历史理论的文章。理解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思想，是理解当代整个批判的历史哲学这一流派的关键。对于柯林武德历史哲学思想的研究，已有学者进行过总结和述评。①但由于其年代较早，故而现在很有必要对这方面的研究文献重新进行整理和批评。本文将从六个方面，评述国内学者研究柯林武德历史哲学思想所取得的新成果。
一、对实证主义史学的批判
实证主义史学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影响下形成的，其实质是要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到历史学研究领域。实证主义史学是柯林武德(以下简称“柯氏”)所面临的学术传统，也是他阐述自己的史学思想时所批判的对象。
国内研究者从柯氏对历史学与自然科学进行区分的角度，论述了柯氏对实证主义史学的批判。何兆武指出，柯氏论证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两者不仅方法不同，而且其所要证实的假说，性质也根本不同”。自然科学是从外部来研究自然，用自然因果律来解释自然界的变化。历史学则必须重新思想或反思过去的思想，才能理解历史。[1]王晴佳[2]、张志刚[3]和罗冬阳[4]也指出，柯氏批判实证主义史学的积极意义在于：区分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维护了历史学的独立地位。张艳国、黄长义则认为，柯氏分析“实证主义史学的根本谬误在于混淆了历史过程和自然过程”，不知道二者的区别所在，而“把史家主体的主观精神排斥于历史之外恰恰是最大的不客观，而且严重歪曲了历史科学的神圣使命” [5]。胡辉华指出，柯氏认为19世纪末以前的历史学家都“并未真正认识到历史学自律的真确内涵”，“没有认识到自然过程与历史过程的不同”。[6]他从研究对象、方法和推理类型三方面，介绍了柯氏对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分。董淮平指出，柯氏批判实证主义史学，是为了保持历史学自身的特性，避免历史学成为自然科学的附庸[7]。
上述各位学者对于柯氏对实证主义史学的批判，基本上持肯定的态度。因为按照实证主义史学的思路和方法，历史学有沦为自然科学附庸的倾向和危险。柯氏强调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强调史学家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提出了维护历史学自身合法地位和历史学家尊严的要求。那么他又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这就涉及对他的一个著名命题的分析。
二、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国内学者对柯氏这一命题涵义的分析与评价较为一致，承认它批判实证主义史学忽视历史学家主体作用的积极意义。但在柯氏处理物质与思想，历史研究中的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方面，学者们做出了不同的评价。
何兆武认为，物质力量“有如海水之下的冰山，至于思想则不过是水面上浮露出来的那一小部分顶尖罢了”，“并没有任何理由把历史全部归结为思想史”[8](P42)。袁吉富指出，“在什么是历史的问题上，柯林武德认为，历史事件是外部实在物质与内部思想的统一体”，但柯氏却“把历史事件的外部物质实在归结为内部思想了”。[9]对于国内一些学者提出的柯氏将历史归结为思想史，忽视了物质力量的批评，罗冬阳指出物质力量只有通过思想过程才能作用于人的行为，认为物质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在柯氏那里并没有被忽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柯氏做了辩护[4]。
王晴佳认为，柯氏“根本不承认历史学中存在着主客体”，“把历史思想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即既把它看作历史研究的起点，又把它视作历史是否真实的标准” [2]。张志刚也认为，柯氏过分夸大了历史的思想性，“以致错误地否定了历史过程中存在的主客体关系”[3]。在柯氏处理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方面，田晓文指出，以柯林武德为代表的批判的历史哲学家的本体论是，“历史进程本身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依赖于人们的思想而存在的，即依赖于历史学家的思维而存在的。”[10]
柯氏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一命题后，又指出认识这种历史的方法——思想重演，即在历史学家的头脑中重演前人的思想，以达到其认识历史的目的。
三、思想重演
思想重演是柯氏历史哲学体系中的另一个重要思想。但从国内学者的研究状况来看，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如柯氏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个命题。只有张文杰曾专门撰文研究柯氏的思想重演问题。其他学者只是在分析“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个命题后，顺便介绍柯氏的重演思想。鉴于柯氏重演思想的重要性，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介绍了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状况。
第一，关于思想重演的前提条件及可能性。张志刚指出，柯氏所阐述的思想重演的可能性，在于历史的过程性。[3]罗冬阳分析，思想重演得以进行的条件，“一方面是由于证据的存在，另一方面是由于反思思想的特性。反思思想具有两个特性，即直接性和间接性”。[4]胡辉华认为，柯氏思想重演的前提是问答逻辑，也就是要重演过去，必须以具体的问题为开端；而资料又是问答逻辑的前提，即历史学家的问题是必须在证据的范围内作答的。[6]袁吉富认为，柯氏思想重演的两个前提条件是“思想的超越时间性”与“思想的可理解性和相对独立性”，“要重演过去，就需要想象和推理，而这又须借助现今存有的过去历史的证据进行”[9]。陈宇光指出，柯氏的历史思维是历史思想借以实现自我认识的一种存在方式，是通过史家心灵的重演活动得以实现的。作者进而驳斥了有些学者因误解柯氏“重演”思想，而否认思想“重演”可能性的观点[11]。
第二，关于思想重演的过程。王振斌认为，柯氏“重演前人的思想，并不是消极的重复，而是一种积极的抵制……积极地批判了这些思想，识别了内中的真伪，作出了价值的判断”[12]。赵家祥认为，柯氏的思想重演“并不是对过去思想的原封不动的重复，而是指对过去的思想批判性的审视和重构”，“它是积极的，因而也就是批判的思维的一种努力”。[13]张文杰指出，“柯林武德重演过去的思想有似于克罗齐关于历史同时代性观点，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思想”[14]。
第三，关于思想重演的评价。田晓文指出，柯氏认为每个历史学家在进行思想重演时，都是从自己的角度来观察历史的，因此任何一个历史学家写出的历史都不能反映全部客观的历史[10]。何兆武指出，“如实的思想重演，正如如实的历史复述，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复制历史当事人的生活，不可能还原他的思想赖以产生的条件；历史叙述由于其不可能完全如实，因而根据它所做出的思想重演也是不能如实的。[8](P44)
四、对柯氏历史哲学思想的定性问题
王晴佳、张志刚和田晓文都认为，柯氏是按主观唯心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其基本立场是唯心主义的。胡大牛指出，柯氏历史哲学“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史学本体论和史学认识论”，“特色是相对主义”[15]。赵家祥认为，柯氏否定了决定人们思想的物质根源，其历史观点“无疑是历史唯心主义的” [13]。胡晓莺、刘明海指出，柯氏是个“唯心主义者”，柯氏的“历史认识基于其唯心的哲学前提，他把思想作为认识的对象，同样在历史学中更关注的是历史思想”[16]。与上述各位学者略有不同的是，贾海涛认为，柯氏的“‘形而上学’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东西，纯属个人虚构”，是“没法消除其客观唯心主义的特征的”[17]。
国内学者基本将柯氏的历史思想归为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与这种定位相联系的是他们对柯氏历史思想的批评。这种批评在于，柯氏过分夸大了思想的作用和历史学家的主观能动性。田晓文分析柯氏的谬误在于，“片面夸大精神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片面夸大精神的独立性，否认精神受物质因素尤其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第一性的制约，否认人类实践活动归根到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动力” [10]。陈宇光也指出，柯氏将思想作为人类行动终极说明原因，具有其片面性与局限性[18]。
五、柯氏思想的影响及借鉴作用
王晴佳指出，“柯林武德强调历史思想的重要性”，“对于过分迷恋史料、推崇事实而贬低哲学思辨的十九世纪实证史学，无疑是一次有效的冲击”，“在强调历史学的自律性、创造性方面是有功绩的”[2]。张艳国、黄长义认为，柯氏历史哲学思想在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历史发展过程背后的思想动机和历史研究主体的能动作用三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借鉴作用。[5]田晓文分析，以柯氏为代表的新黑格尔派的贡献“主要在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强调历史学家的思想对历史的影响，这是对实证主义历史理论的批判[19]。胡辉华从历史学的自律性和自身逻辑基础两方面，论述了柯氏对批判的历史哲学发展的贡献[6]。董淮平认为：“借鉴柯林武德史学中求‘自知’的观点，可以弥补我们史学传统中的缺陷，使我们能够对史学中各种思维类型、各种学派竞争的价值认识，多一点学术方面的考虑。” [7]张文杰认为，柯氏的重演思想“在历史哲学的两个不同领域里做出了重要贡献：第一，它对历史的解释的问题提供了确切的解答；第二，它驳斥了历史怀疑主义”[14]。
上述各位研究者从柯氏思想对史学家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强调、对历史哲学发展的影响、以及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借鉴作用等方面，肯定和分析了柯氏思想的积极意义。
六、柯氏思想的局限及产生局限的原因分析
何兆武认为，柯林武德在“处理历史与思想的统一性时的那种绝对化的强硬态度会有一种不可救药之感”。其原因在于，柯林武德将历史与思想的同一性，等同于历史和思想的统一性，认为全部的历史就是思想。[1]王晴佳指出，在批判思辨历史哲学的对历史规律和趋势的宏大概括方面，“柯林武德在泼掉洗澡水的同时，也把孩子，即历史哲学势必要解答历史运动的奥秘这一核心问题，一同倒掉了”[2]。田晓文指出，柯林武德的谬误体现在，“片面夸大精神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片面夸大精神的独立性，否认精神受物质因素尤其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第一性的制约，否认人类实践活动归根到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动力”[10]。张艳国、黄长义认为，“柯林武德把史家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推向了极端，把历史认识论的相对性绝对化，这就否认了历史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5]胡辉华指出，柯氏“从科学主义滑向相对主义”，这是他“否定人们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作为客观的历史事实是历史学的基础的必然结合”[6]。胡大牛认为，柯氏在批判前人的过程中走向了极端，“即把历史仅仅视为人的思想的产物，把历史过程仅仅看作是人的某种思想的过程，这就取消了历史本身所具有的客观性。”[15]袁吉富指出：“柯林武德不是没有看到人类活动的客观方面，但是他却认为只研究主观方面就够了，这就犯了唯心主观主义的错误。”[9]王振斌认为，柯氏“简单地否定了历史过程中的自然性因素，否定了历史主客体客观存在，这样一来，他便把历史过程等同于思想过程，虚设了历史思想自身的同一，进而又偏激地强调思想的过程性，强调重演前人的思想”[12]。韩震指出，柯氏将思想动因作为人类行动的最终解释，“对历史过程本身的理解不仅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甚至未达到黑格尔的层次”[20]。
七、总结与思考
综上所述，国内学术界对柯林武德历史哲学思想进行了多方面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也比较全面和深入。就研究领域来看，柯氏历史哲学思想中的要点，如对实证主义史学的批判、“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以及思想重演等方面，都有专门的学术论文探讨。
有关柯氏历史哲学思想研究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某些概念界定不清。例如，实证主义史学这个概念的外延即其指的是什么，在国内学术界是存有争议的。有的研究者认为它指的是标榜“如实直书”的兰克史学，有的认为它指的是奉行“事实+规律”这一公式的孔德的追随者们。在这个分歧下，一些研究者就按照自己的理解来阐述柯氏对实证主义史学的批判。第二，过分夸大了柯氏对历史过程思想性的强调。这个问题尤其体现在对柯氏“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个命题的分析和评价上。例如，有的论者指出，柯氏强调思想，以至于否定了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和意义。[2]这是值得商榷的。第三，对柯氏思想的评价不够客观。柯氏的思想，本质上确实是唯心主义的。但我们不能仅仅为了对他进行这样的定位而去评价他，而应该在承认这一点的前提下，以长时段的眼光，分析他在批判的历史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阐述他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并以新的方法为维护历史学的地位所做的辩护。第四，国内学者阐述柯氏的历史哲学思想，主要是根据诺克斯(T.M.Knox)所编的《历史的观念》英文本或根据它翻译的中文本。自从1978年牛津大学图书馆允许读者利用柯林武德很多未刊手稿，以及发现《历史的原理》手稿以来，国外有些学者质疑诺克斯所编辑的《历史的观念》版本的权威性。在未刊手稿和《历史的原理》手稿中，柯氏改变或发展了对《历史的观念》中所述的一些重要问题的观点，例如对重演思想的观点。这也要求国内研究者尽可能利用这些新发现的资料，重新审视柯氏的历史哲学思想。全面、客观地认识和评价柯氏的历史思想，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
柯林武德作为史学史和史学思想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知识财富。在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合法地位提出质疑的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利用现代便利的学术条件和环境，深入探究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思想，以期望从他在当时条件下为维护历史学合法地位进行的辩护中获得启示。
注释：
①参见王正：《柯林武德历史哲学思想分析与评价综述》(《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2期)。
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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