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春秋》的作者赵晔,《后汉书•儒林传》中记载如下:“赵晔字长君,会稽山阴人也。少尝为县吏,奉檄迎督邮,晔耻于斯役,遂弃车马去。到犍为资中,诣杜抚受《韩诗》,究竟其术。积二十年,绝问不还,家为发丧制服。抚卒乃归。州召补从事,不就。举有道。卒于家。晔著《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蔡邕至会稽,读《诗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邕还京师,传之,学者咸诵习焉。”赵晔本身就是越人,《后汉书》虽然没有记载他的生卒年月,但他曾就学于杜抚,杜抚“为骠骑将军东平王苍所辟”,“建初中,为公车令,数月卒官。”[1]由此可以得知,赵晔生活在东汉章帝或明帝时。
《吴越春秋》是一部糅合了编年体和纪传体体例的杂史,专门记载春秋末期吴越两国争霸的史事。《隋书•经籍志》中首先记载:“后汉赵晔又为《吴越春秋》。其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谓之杂史。”在之后的史书中,《新唐书•艺文志》将其列为伪史类,《宋史•艺文志》归为霸史类,《四库全书》列为载记类,虽体裁不一,但都把这本书视为研究春秋时期吴越两国情况的重要资料。钱福在《重刻吴越春秋序》中说道:“《吴越春秋》乃作于东汉赵晔,后世补亡之书耳”。
民族观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汉代,从“独尊儒术”后,赵晔也是儒家的一员,但是由于他的生长经历有所不同,所以他的民族观与当时正统的儒家也有一些区别。吴越两国虽然是春秋时期的大国,但是一直都被诸夏视为是蛮夷。《史记》中记载了这两国的历史:“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於是太佰、仲雍二人乃饹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饹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馀家,立为吴太伯。”[2]
从赵晔写出《吴越春秋》,我们就可以看出,赵晔的民族编撰观比起汉代其他的史家以及先秦史家,先进了一步。《公羊传•成公十五年》写到:“《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就算是与赵晔同时代的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也写道,自己的宗旨是:“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狄”[3]赵晔为被儒家视为蛮夷的吴越两国单立传,足见其民族编撰观的先进性。
赵晔在其书中上极少提到过关于夷夏的概念,这也表明了从先秦到汉代,夷夏观的逐渐淡化。春秋时期,正是华夏族形成的关键时期,所以关于“夷夏之辨”的谈论就更加的激烈。仲雍的后代虞仲,被封于夏墟,建立了虞国,尊奉周礼,也可以被称为“中国之虞”[4]。同为仲雍的后代,吴国的因“断发文身”被视为夷蛮,楚国是黄帝之孙“颛顼之苗裔”,越国是“大禹之苗裔”,秦是“颛顼之苗裔”,但全部都被视为是蛮夷之国。赵晔曾就学于杜抚,潜心学《韩诗外传》二十年。汉代从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是整个社会的主流,赵晔的这本书的出现,破除了先秦儒家一贯的“夷夏大防”“华夷之辨”的思想。
赵晔的民族起源观,是夷夏同祖,这也是大多数史家一直秉承的原则。赵晔在书中大篇幅的记叙着吴越两国先祖的事迹,就是为了证明吴越两国与中原各国其实都是一样的。
所谓的“大一统”在民族观念上的意思,就是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的统一,统一于整个中央政府。归根结底其实就是文化与礼俗的同化与统一,究其原因,无非就是华夏民族的优越感。赵晔也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认为吴越两国都是周天子麾下的诸侯国,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吴越春秋》中,很多地方提到了周王室,勾践也自认是周王室的封臣,“寡人获辱受耻,上愧周王,下惭晋楚。”[5]
史家的民族观,在史学史的研究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在民族大融合的今天,先前史家的诸多著作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吴越春秋》在地方史的研究中已经有了很多先例,但是在研究赵晔其人的民族观上,还是鲜有前辈。希望可以从赵晔这一个例子,由小见大,对整个东汉史家的民族观研究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 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九 儒林传六十九下
[2] 司马迁:《史记》卷三十一 吴太伯世家第一
[3] 班固:《汉书》卷八 宣帝纪第八
[4] 司马迁:《史记》卷三十一 吴太伯世家第一
[5] 赵晔:《吴越春秋》卷九 勾践阴谋外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