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毛雨（1994.8-），男，汉族，云南省昭通市人，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研究生二年级在读，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0--02
《后现代历史叙事学》是历史学家海登·怀特的一部史学理论著作。我读的版本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由陈永国、张万娟译。对于海登·怀特及其历史叙事理论，因为其颠覆了历史即事实的重复这一古老而顽固的史学错误，为当代史学的发展和史学观的更新开辟了新路。尤其对于历史学入门者来说，其对历史研究和文学批判之间学科界线的跨越，则很大程度解决了一些困惑，比如历史学叙事和历史事实之间的矛盾关系、何为“客观”的历史？以及新时代，我们应该怎样进行历史学写作等问题。而“后现代”一词在今天广泛地被各领域所提及，证明了其影响力的日益扩大。据我的了解，所谓后现代就是一种需超越启蒙时代范畴的意识形态。其主张认为对给定的一个文本、表征和符号有无限多层面的解释可能性。那么何为后现代主义史学？其对于当前历史研究的意义何在？则是我想要去了解和探讨的。以下我便将带着这两个问题，通过对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一书的学习以及其他相关论文和著作的研读，浅谈我对“后现代主义”史学的理解。
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史学？在我看来首先需要解释什么是现代史学。从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历史学经历了各学派的范式转变，得到不断补充发展，（例如：兰克的史学科学化，年鉴学派对于历史学的拓宽）逐渐形成了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特征。这一特征，甚至可以说这一阶段的历史学，是建立在笛卡尔、康德等人的主体理性哲学之上的。在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大旗下，现代历史学一直主张“元叙事”。或者说现代历史学认为历史运动是有规律可循的，或前进，或倒退，或循环往复，总而言之，历史是在“元叙事”之下，被赋予一个时代意义的。于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出现，就是对于现代主义史学的质疑。其兴起的背景，就是整个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广泛流传。可以说，在二十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文化界，无不被后现代主义所影响。
这里，有必要简述一下后现代主义之所以能够兴起的背景，更准确的来说是现代主义受到质疑的背景。在政治经济层面，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经历了一战，二战，冷战，经济危机，极权主义，环境严重污染等，从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时代以来积累的现代优越感已经荡然无存。在文化科学层面，物理学发生革命，牛顿的经典力学体系被打破，相对论、量子力学相继兴起，其中海森堡定理，薛定谔方程，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类的认知能力。分析哲学的兴起，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对于理性主义的怀疑，进一步动摇了人们对于“传统”的现代主义的信任。可以说，“理性”的大旗摇摇欲坠。
在这一背景的影响下，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开始兴起。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它首先作用于建筑艺术领域，然后又渗透到文学领域，最后影响到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等领域。
1973年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在其代表作《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提出了关于后现代主义史学的主张，他认为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一样，属于作者的虚构，历史学家只不过是通过史料来表达自己的哲学观点。正如上文所言，在分析哲学（其分支语言哲学）的影响下，对于历史叙事语言的质疑，也是海登·怀特的一个主要攻击手段，他认为，由于历史学家书写文章所使用的日常语言范畴并没有被界定清晰，不像数学语言那样规范，所以历史学家的作品其实质是文学性质的。例如，其在本书中提到的，对于典故的使用，使用积极的比喻还是消极的比喻，如何挑选史料，都在历史学家的掌控之内，虽然不同于文学家那样凭空生造，但是历史学家依然可以在大量的史料中，很自由地发挥，寻找事物之间的联系。按照海登·怀特这样的逻辑继续往下推衍，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历史是不可知的，历史学无法描述过去。
海登·怀特的观点一进入史学界就引起了广泛讨论，很多历史学家站出来捍卫现代历史学，不过在我看来，这些作品大多都是在摇旗呐喊，助威之类，并没有正视后现代主义史学所提出的质疑。例如剑桥大学的埃文斯在《捍卫历史》（In Defence of History）中認为，如果能够足够仔细，谨慎，而且自我反省的话，我们是可以发现历史事实的，我们是可以发现过去的真相的。不难看出，“足够谨慎、足够小心”这并不足以反驳后现代主义史学的质疑，因为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批判关键在于“语言学转向”，在于历史的叙述语言，埃文斯再怎么小心，再大量的去获取材料，挖掘材料，只要使用日常语言，就不能跳出兰克史学范式的窠臼。
北京师范大学的杨共乐教授在“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史学”[1]中也对后现代主义史学进行了批判。但是并不具有十足的说服力。例如，杨共乐教授在介绍后现代主义局限性时，纯粹是站在一个现代主义的立场，在攻击后现代主义的质疑。例如，“过分夸大了语言的作用，实际上已经走上了‘语言决定论’的道路。”如果在这里使用海登·怀特的逻辑，我们就会发现杨共乐教授的日常语言修辞就很有玄机。使用“过分夸大”这一度量性的词汇，应当是有一个标准来衡量，但是文后并没有给出这一标准。走上了“语言决定论”的道路，又为何是其局限性呢？“第二，强调文本的独立性、个体性，从而忽略了文本与其他相关文本之间的关系，使原来统一的历史变成头绪混杂、散乱不堪的历史，使原来可以认识的东西失去了认识的可能。”这里很武断的就下了结论，认为“东西（历史）”是统一的、是可以认识的。我们知道后现代主义带有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倾向，可以看出杨共乐教授持可知论的立场，但他并没有从认识论的角度去探讨这个问题，而从后现代主义史学“强调文本的独立性、个体性”的方法论入手，岂不是本末倒置，在我看来，这只是后现代主义这只是单纯站在现代主义角度对于后现代主义所带来挑战的一种不情愿罢了。
其后，杨共乐教授还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分析，后现代主义给社会带来的弊端。“首先，从政治上讲，这种理论由于否定历史真相的存在，否定人们能够具有认识历史真相的能力，所以，它在客观上为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政治野心家或军国主义者否认甚至篡改自己的历史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后现代主义史学没有兴起之前，统治者就已经篡改自己的历史了，到了后现代主义兴起时期，篡改历史已经屡见不鲜。我认为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出现非但不会为统治者篡改历史提供方便，而恰恰是让统治者不必要篡改历史。因为后现代主义让人明白历史事实已经是不可知的了，历史又何必知呢？篡改历史又有何必要？因此，在我看来，批判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学者大多只是出于感性的担忧，其反驳言论并不经得起十分的推敲。为此，我也关注了处于调和中立学者的态度。如，阿普尔比等中立学者认为，虽然“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嘲讽的世界观，甚至是绝望的世界观，在其最极端的形式里几乎没有一般所知的历史学的容身之地。”但后现代主义使人们质疑现代的历史叙述方式，再度证明历史哲学不是无关紧要的。”揭示了后现代主义史学的积极意义——对于历史哲学的再度探讨。带动了史学史的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的刘北成教授在“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中提出：“雷蒙·阿隆曾批评大多数历史学家还没能走出康德所说的教条式的婚事，说他们没能意识到自己学科里的问题，我们甚至还在沿用数十年前的老观念来谈论‘历史学是什么？’之类的问题……从表面上看，‘颠覆’过的历史学，被弄的面目全非、支离破碎名，但这也正是重建的大好契机，借助后现代主义带出的一系列问题，正好所为我们进一步思索、探讨的出发点。”[2]这在我看来，便是后现代主义史学存在的意义。
注释：
[1]杨共乐：“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史学”，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3期.
[2]刘北成：“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张仲民：《后现代主义理论与历史学述评》，东岳论丛，2004年第4期.
[2]刘华初：《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研究》，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2期.
[3]阿普尔比等：《历史的真相》，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1999年.
[4]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2003年.
[5]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商务印书馆，北京，200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