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从事科学传播的内生动力研究

时间:2022-04-06 09:59:07 公文范文 浏览次数:

[摘要]要构建科学共同体是科学传播主体、科学家是科学传播主角的体制机制,关键在于激活科学家从事科学传播的内生动力。本文基于300多年欧洲科学学派代表人物科学传播动因分析的视角,对学派代表人物从事科学传播的内生动力进行研究,对我国科学家从事科学传播积极性不高的原因进行剖析,对构建我国科研与科普协同结合体制机制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科学学派;科学传播;内在动力;政策建议

科学学派是构成科学共同体(由科学学派、科学学会、无形学院、研究型高校和实体型科研院所组成)的组织形态之一,其是围绕在著名科学家的周围,以研究型高校、实体型研究院所为依托,拥有众多学生与助手,持有研究纲领、范式和方法论,内部有严格规范和职位等级制度,联合起来为了生产、评价、传播新知识的科学家集合。科学学派价值大致概括有三点:探索真理,促进形成新的知识体系,使之对真理的认识系统化;传播、普及真理,使之科学大众化和科学社会化;在与其他学派论战辩驳中去捍卫发展真理。

作为著名科学家的学派代表人物,是学派创造活动的思想发动机和发展动力源。他们是新研究纲领、范式、规范、范畴、概念和方法论的生产者,是科学发现发明优先权的评判者,是学生与助手成长成才的培育者,是新学说、新理论、新方法传播者。科学家从事科学传播活动的动力,一方面是源自外在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水平对科学的需求及呼唤;另一方面则是来自科学自身发展逻辑和科学家从事科学创造活动的内在动力驱动。本文主要基于内生动力的视角来分析科学家从事科学传播的必然逻辑。一、科学家从事科学传播的内生动力分析

(一)竞争性的动因

一部科学史被视为是各种流派之间思想理论的相互批判斗争史,是学派代表人物所提出研究纲领的冲突史,是各种学派发生发展演化的过程史。究其原因就在于从事独立课题研究的科学学派,在自身研究过程中必然地要同修正原来理论纲领的“变异体”和科学革新的激进主义行为发生冲突和碰撞。不同学派拥有各自不同的科学理念,即不同的理论实践和认识框架等,见解和诠释的多元性概源于此。其是“见解和诠释多元化的竞技场,是争论和辩驳制度化的语境”。因此“科学学派发展的原动力,是其代表人物为了做得更好而进行的相互竞争,是最富于建设性和最完美地解决所提出科学问题的结果。内部竞争性成为能够导致产生新的学派组织形式和促进旧学派解体的一种力量”。

“科学舆论及社会舆论的证实是构筑科学学派学说的动因之一……它是作为社会对科学的需求和社会对科学的承认结果的产物。这种承认是学说直接拥护者圈外的科学界和社会界的事情”,“这应该是对知识的承认过程与对知识的传播过程的辩证统一,知识直接是在其被承认的过程中得以被传播普及的,往往缺乏任何一个过程,就会使这个时期一段时间内的知识链条断档”。

恩格斯深入地考察了欧洲“棱堡筑城体系”的演进史,其直接是在被各国建筑师的承认过程中得以被传播普及基础上的创新发展史。“棱堡筑城体系”最先是由18世纪意大利建筑学派最具代表性的卡尔皮、泽西劳拉姆和马吉、贾卡姆等建筑师创建的,后来的马尔科、布斯卡、福劳琳等“对意大利筑城体系做了许多改进,但其中毫无独创之处”;“第一个完全摆脱意大利学派影响的是构筑斯特拉斯城堡的德国工程师尼·斯佩克尔……他的筑城体系与意大利体系完全相反”;而“在所有筑城学派中,法国学派享有崇高声望。这一学派原理被实际传播应用的比其他国学派加在一起的还要多……使法国学派成为欧洲第一的是沃邦元帅,虽然他在军事方面的荣誉是他在攻打要塞方面的两大发明(跳弹射击和平行壕),但是他作为要塞建筑家更为有名……科学的、成体系的筑城是从他开始的。虽然沃邦对于自己的筑城法没有写过什么”。

英国麦克斯韦物理学派创建了电磁理论。麦克斯韦建立的方程组确立了电荷、电流、电场、磁场间的普遍联系,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揭示了光、电、磁本质上的统一,完成了物理学的又一次大综合,奠定了现代电力工业和无线电工业的理论基础。这个假说在提出之初只有少数拥护者,时任英国剑桥大学物理实验室主任的卡文迪许曾把主任职务让给科学家赫姆霍茨来担任,两次拒绝让麦克斯韦来担任,担心他的理论被证伪而影响卡文迪许实验室的声誉是其个中原因之一,因为麦克斯韦所预言的电磁波是当时人们尚看不见、摸不到的特殊现象。麦克斯韦电磁理论是与各种学派竞争辩驳、被同行承认传播的历史。光的波动说与微粒说、超距作用与近距作用的理论斗争贯穿其始终。为了让这个理论被更多科学家和大众所理解与认同,麦克斯韦与他的学生对这个理论进行了艰苦的证实与广泛的传播。其学生格尔爱伊波鲁克选择了测试法拉第文石晶体双轴表面波的实验,出色地证明了麦克斯韦电磁波理论与法拉第理论的完全无误(精确到0.00007%);学生舒斯德尔通过实验证实了光线作用下磨坊压力表的指针转动——光压效应,后来俄國物理学家列别捷夫在试验中发现了光压现象,从而证实了麦克斯韦电磁波存在的预言。与此同时,麦克斯韦与学生为世界著名的(伏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了《湖水的波动理论》《发情雄鲑鱼的流体动力学理论》《冰表面的可视光谱》《肥皂泡的酬谢》等来普及电磁理论,成为学派史上广为流传的一段佳话。

(二)独创性的动因

科学研究只有世界冠军,没有世界亚军。重复别人做过的研究,抄袭和重复别人发表过的论文,除了浪费资源和成本,对科学进展没有丝毫价值和意义。科学实验可以复制,知识生产不能复制。独创性是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显著特征,也是科学发展的第一要务。独创性使科学文化区别于批量生产的物质文化,也区别于有价值但可以复制的精神文化。为此,知识的传播能力,首先是以激发人类的创造性思维和积极主动精神为目标;其次是为了使社会理性地理解新的科学发现、新的科学理论或者理解专家圈内的研究领域,构筑必要的前提条件。这是科学家从事科学知识传播活动的主要目的,也是驱动其从事科学传播活动的内生力。“创造活动要求科学家直接地生产出新思想,而不是去复制现存的旧知识成分。况且剽窃就意味着一名科学家科学前途的毁灭。虽然形式上还能够继续在科学集团内工作,但实质上他已经沦为有悖于科学本性的一种异己力量了”。

法国科学共同体领导人巴斯德学派“奠定了微生物‘生源说’的方法论基础,而不是‘内生说’(或自生说)的高级有机体身体传染性疾病有自生病源体的方法论基础”,他发现了防治传染性疾病的疫苗接种法,其中隐含了他强烈的质疑、怀疑、创新的探索精神。为此,他除了与新学说的坚决反对者、德国著名科学家李比希之间展开激烈的论战,同时他还要与法国社会萎靡不振和科学界因循守旧之风进行顽强的斗争,“特别能战斗精神”充溢着巴斯德学派的全部创造过程。20多年里,巴斯德几乎独自工作在“科学孤寂的生活”里,在闷热得令人窒息的实验室里观察微生物切片的变化,昼夜不停地在农家蚕舍里观察家蚕蠕虫病病因及病源体的发生,深入俄国西伯利亚和中国广大疫区去开展防治各种瘟疫病。他用实验观察结果证明了微生物有机体的“自生说”是不存在的,证明了疾病以及免疫性状态,其依赖于疾病病源体侵透途径和生命自身活力的属性。巴斯德在医学微生物学和传染病病理学学科领域的开创性工作,在方法论创新方面达到了十分完美的程度。与此同时,他把大批学生和助手招聘到巴斯德研究所工作,对自己的新理论、新方法进行了传授传播,到疫区广大疫民中对自己发明的疫苗接种法进行深入的讲解和推广,为学生和公众理解与接受自己的理论与方法构筑了必要的前提条件。由此可见,科学创造与科学传播是科学活动过程中相辅相成、须臾不可分离的统一体关系。

(三)传承性的动因

自然科学自身逻辑发展的一个内在规律是科学发展的传承性。传承性包含对知识的传播、传授及其继承传统与创新发展的统一。如果没有学派等科学家共同体的知识传承,从一代至另一代科学团体的研究纲领、方法、规范、范畴、概念乃至科学价值、风格、精神,其科学历史的深厚传统链条就会中断。显而易见,正是这种继承传统与创新发展的独特结合才保障了学派富有生命力,保障了在学派代表人物去世后,学派还能够延续发展的可能性。而科学学派的传承性,“不仅是指保存其研究的某些成果和方法,也是指对科学优良传统的发扬和对创新活动的‘立异鼎新’的追求、对陈化退步的拒绝”,“不是伴随传承给学派接班人的简单恒量。因为每一代新人的活动多半是在已经本质变化了条件下的活动,所以所说的是些许‘变化了形态’的变量意义上的传承,以此为基础才存在着某些不变量部分”。

前苏联著名物理学家曼德尔史达姆—安东罗夫非线性振动理论学派,最完美地体现了这种科学研究传承性的内在规律性。科学史上最早发现物理振动现象的是法兰西工程师列欧德,1885年,他在实验中发现了控制器存在着库仑摩擦——自动振动现象,但他对这个特殊现象没加注意,以致他不能进一步解释产生这一振动现象的原因,因而与发现这个理论失之交臂。首位最完整而系统地阐述总结了振动学说的科学家莱列伊发表了《声音振动理论》,使他成为了概括振动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前苏联曼德尔史达姆院士,继承了莱列伊振动理论的研究纲领、概念、范畴、范式的不变量部分,同时他采取了对准接合的物理方法,完成了把振动理论分化出一门独立学科的过程,这又是他传承的变量部分。但他没有采取非线性微积分方程式的数学方法,尚没有使振动理论达到精密科学的程度。安东罗夫全盘继承了导师曼德尔史达姆的研究方向、范式及概念、范畴,不同的是安东罗夫大学时代恰逢莫斯科数学学派的兴盛期,安东罗夫因此获得了出色的数学训练,使这位物理学家有可能凭借其深厚的数学功底,解决了非线性振动理论复杂的微积分方程式的精确表达。由此可见,科学传承性是科学变量与不变量、同质性与异质性、继承传统与创新发展的辩证统一过程。其内在的不变量、同质性、继承传统部分是需要科学传播、传授和普及的。

(四)交流性的动因

科学交流(包括直接交流、间接交流、逆向交流、国际交流等形式)是一种无声的力量,它把分散科学家的认识汇集和统一起来,形成不同专业领域和学科,形成不同层次的科学共同体。共同体成员之间密切地联系和自由交流,共同作用,他们对于知识的生产和评价是至关重要的。“科學学派成员之间必要的科学交流,是保障来自科学界和广泛社会舆论界方面善意地理解学派所提出新科学方向的机理”。这被解释为首先创造过程是在某些思想交流和碰撞中实现的。这种交流的收获要比科学的合理逻辑和实践(首先是实验)活动过程用语言所表达的同义语的范围要大得多。对所有年轻学者来说,来得更快的是与导师思想交流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根据书本获得的,而是隐含在本人亲力亲为的思想交流及在实践认知中获得的。在直接交流中吸收了别人的思想及其功能,它是不能够用远离主体指令语言来传播的,无怪乎德国著名的物理化学学派代表人物奥斯特瓦尔特与学生直接交流一次,学生与助手普遍感到等于“自己半年的科研收获。”

在科学交流“孵化器、滤化器、加速器”综合作用下,经由思想、观点、知识的相互启迪和碰撞、过滤和净化、评价和认同、整合和重构、积淀和生成、扩散和传播、凝聚和应用等众多机理的催生下,新思想、新观点、新学说、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等新知识不断涌现和产出。科学交流把个体非正式的知识转变成了共同体正式的知识,而“个人的知识一旦被组织吸收,就可以成为其他知识工作者做好工作的动力和源泉”;科学家不仅是在科学人的思想直接影响下形成的,而且也是他的个性品质、心理动机综合和目标等,如此类推的动因直接影响下形成的……科学家与学生间面对面的接触,必然是因为研究中往往保存着非正式的知识成分,它们是不能够直接通过与主体思想交流的途径来学习的。不能够通过文字传递(笔述和口述传授),是因为徒托空言不仅使他人不能领悟,而且连研究者自身也不好表达”。同时,直接接触能使学派代表人物不能用文字和语言表达哲学思维方式、优良学风和个性品质等非智力因素,以潜移默化、耳濡目染的行为方式传承给学生。隐性知识难以公式化和明晰化,不易用语言表达和传播。隐性知识是英国生物物理学家波兰尼在《个人知识》一书首次提出的概念。他认为显性知识是可以用正式的和规范的语言或编码方式清晰表达的知识;隐性知识是难以用文字清晰表达、具有高度个性化特征的知识,表现为个人经验、技能技巧、技术诀窍等。长时间的观察与模仿、体验与领悟、实践与练习是获得隐性知识的基本途径。隐性知识的传递与学习需要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在这种直接接触中,隐性知识可转变成显性知识。由此可见,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是知识生产与传播不可分离的两个部分,转化的动因主要是直接接触驱动的。

(五)评价性的动因

为了最终感觉到被科学家神经支配所提供的独创性,他需要社会的承认和取得来自另一方科学家对自己研究成果的权威评价。对科学家研究工作的正式承认——来自“反对方”的意见,这是对任何一个创造活动都须臾不可或缺的科学评价……这是承认科学贡献独创性的社会机理。科学王国的基本通货就是承认,而要取得第三方的承认与评价,就要及时发表自己的成果,向他们陈述传播自己的学说和理论,甚至必要时还要对科学家的质疑进行答辩。这是因为“科学研究可靠性的声誉对科学家来说是首要的个人资产。大多数科学家把自己的学术声誉和道德声誉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们知道科学研究可靠性与否,是逃脱不了科学同行的眼睛,任何科学上的进展都必须取得科技同行的承认与认可,严格的同行评议制度也强化了他们的这种理念,以至于他不会冒身败名裂的风险来谋取短期收益,而是相信科学研究领域行为方式主要靠科学共同体自律来实现。科学史上科学家的科学创造成果没有取得“第三方”科学家的承认与评价,可能陷入绝望而被这个领域研究所抛弃,研究者被迫离开职业的现象屡见不鲜。

德国医生迈尔是世界上最早发现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科学家之一。1840年,他在航海中发现了暴风雨来临时海水温度升高的自然现象,使他产生了机械运动与热能之间可以相互转换的思想,由此他假设机械能、热能、化学能是等价且可以相互转化的。1841年,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论文寄给了法国一家杂志,但资深的物理学家普根道尔弗认为其方法论有缺陷而拒绝在杂志上发表他的论文。迈尔又进一步用实验证明了水能因振动而转变成热能,并计算出热的功当量为1卡等于365g·m(相当3.58J),并在《论力的量和质的测定》中论述了上述思想。1842年,德国化学家李比希在其主编的化学杂志上发表了迈尔的论文。迈尔为了进一步传播普及自己的思想和学说,1845年,他将第二篇论文《有机运动与新陈代谢》寄给了李比希,李比希却拒绝发表迈尔与自己论文《论有机体热能》中的某些概念发生尖锐冲突的论文,迈尔只好自费出版了自己的论文。虽然迈尔的工作“总的看来是一个富于特殊价值的成果”,但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反而遭到一些“权威”科学家的攻击和反对,以至于他因孤军奋战、工作过度紧张和家遭不幸,曾一度精神失常而被送进精神病医院。在他逝世前几年,才最终见到了人们给予他应有的尊重和荣誉。

在谁首先创立或发现科学理论、方法事实的问题上,始终存在一个优先权之争的科学现象。优先权之争可以理解成为科学荣誉、地位和权益的斗争,这些争论可以看作是为了得到科学共同体对科学成果的承认而做出的努力。优先权通常是依据谁先公布成果来决定的。这是裁决发现优先权的社会机理。学派代表人物最了解本学科专业研究进展情况,最谙熟当事人研究的细微末节,因而也就最有资格来评价和决定优先权之争和“共同著作者”优先权分配问题。学派史上曾发生过卢瑟福与索迪两个学派关于放射性元素发现及在元素周期律分布优先权之争。经科学共同体权威评价,卢瑟福学派的法扬斯获得了优先权,因为他不仅表达了放射性元素衰变定律的最终形式,且正确地安置其在元素周期律的位子,独立预言证实了钍-X2的存在。尽管卢瑟福与索迪曾经一起合作,发现并提出了放射性变化定律和天然放射性元素家族传递规律,引起了物理学和化学领域革命。但是卢瑟福没有因此而放弃为优先权而争的权利。科学来不得虚伪和人情,只有为真理而争,才能助推科学的不断发展。

(六)效应性的动因

科学研究的效应性是科学家从事科学传播的内在动因之一。科学研究活动中的“马太效应”和“外溢效应”对科学传播活动也同样起到作用。“马太效应”是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提出的概念,即科學家名声越高,越容易获得更好的研究条件,反过来研究条件越好,也就可以得到更高的名望。科学传播也存在着“马太效应”的类似现象。著名科学家的社会知名度及其社会对其信赖度是其他人所无法企及的,因此著名科学学派代表人物的科学传播效果也就更好,他们对于政府的科技公共政策制定的咨询效果也往往最佳。18世纪初,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数学家、柏林科学院第一任院长莱布尼茨在世界科学领域享有崇高的声望。他的最伟大贡献之一是与牛顿同时奠定了微积分学基础。鉴于此,彼得大帝聘请他作为俄国政府的科技顾问。他们之间对俄国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和创建俄国科学院方案进行了多次交流,彼得大帝多次听取了莱布尼茨的科学讲解与传播。莱布尼茨对于俄国科学发展与传播的影响是巨大的,当然他的唯心主义唯理论的哲学倾向对俄国科学界影响也是很大的,其中科学的“马太效应”起到关键作用。

科学的外溢效应,即科学家作为创新要素、知识要素、信息要素的高负载客体向低负载体客体的梯度辐射和传递过程的效果。科学传播也存在着“外溢效应”的类似现象。科学史上发生的四次科学中心的转移,是从国家层面的科学技术的高负载客体向低负载体客体转移的结果;现实中大量的是从科学共同体层面的科学技术的高负载客体向低负载体客体的社会公众“五大”群体、中小企业和农村的梯度辐射和传递传播。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科学家从事科学传播活动,是其从事科学创造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即科学研究的竞争性、独创性、传承性、交流性、评价性、效应性内在动因驱动使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使自己学说和理论被科学同行和大众所理解与认同。科学研究与科学传播是相伴而生、相得益彰、不可分割、一体化的有机关系,是知识的承认过程与传播过程、知识的传承过程与创新过程、知识的承认过程与评价过程、显性知识直接交流过程与隐性知识直接接触过程的辩证统一。科学创造过程与科学传播过程客观地隐喻于科学活动统一之中。科学传播不是人为干预过程的结果,而是科学活动规律的自然逻辑和科学家从事科学活动的内在要求的必然结果。违背这个自然逻辑和内在要求,就势必既会影响科学创造过程,也影响了科学传播过程。

二、我国科学家从事科学传播内生动力不足的原因剖析

与欧美科学家相比,我国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比例相对较低。据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数据分析,以英国2006年科学界调查统计为例,占受访者40%的科学家举办过科普讲座,比我国科学家高出近5个百分点;33%的受访科学家为政府决策提供过咨询,比我国科学家高出10多个百分点;23%接受过报纸的采访,12%接受过广播电台采访,明显高于我国科学家;英国科学家一年内发表科普文章的比例为25%,高于我国科学家过去三年内发表科普文章的比例。

在回答阻碍我国科学家从事科学传播的原因方面,“缺乏渠道”占比最高,为24.7%;“没有时间精力”占21.3%;“缺乏经费”占20%;“缺乏训练”和“缺乏能力”分别占10.7%和3.1%;“单位不重视”和“缺乏相应激励”分别占5.3%和4.4%。在这7个影响因素中,科学家“没有时间精力”和“缺乏能力”的个人因素只占24.4%,也就是说75.6%的影响因素是目前我国科技宏观政策和科技管理体制机制存在弊端所造成的。

(一)科研与科普被割裂化,科普被碎片化

李大光在《中国需要科学家的科普》一文中指出,“我国目前主要的问题是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从事科普,而科学家参与的程度较低。中国总是号称科普队伍有几十万大军,但是这些人多数不是科学家,而是科普行政管理人员,这是我国科普一直处于落后境地的主要原因”。中国的科普存在行政体制管理方面的问题,行政区划和管理机构的绩效评估导致科普狭隘化和明显的体制化。由于现阶段我国科技管理体制机制存在的弊端,把本来科研与科普内在逻辑一体化的过程,人为地分割成科研与科普的两个过程,从而使我国科研与科普被割裂化,科普被碎片化,科学共同体内的科学家的科普积极性被扭曲化,公民科学素质的提升必然被滞后化。科研与科普被割裂化,不仅影响了科学传播与普及的深入,而且也影响了我国科研创新能力的提升。根据康奈尔大学和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联合发布的《2013年全球创新指数排行榜》报告显示,我国综合创新指数位居世界第35位,距《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提出“十二五”末(2015年年末)我国综合创新能力世界排名上升至前18位的发展指标相差甚远,且创新指数连续3年呈下滑趋势。毋庸置疑,中国公众科学素质要尽快达到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要建立科研与科普一体化,科学共同体成为科普工作主体,科学家成为科普工作主角的动力体制机制制度。

(二)科研绩效评价过度追求论文发表数量

目前我国政府在科研管理中“照搬行政管理系统的绩效考核会产生科研评价的异化效应,如科研动机功利化、行为短期化、成果泡沫化、资源配置寻租化,导致科研项目的手段与目标的倒置,科研基金被异化……”科研评价异化……追求发表论文数量,SCI论文被视为大学的GDP,近些年甚至成为衡量大学和科研人员学术水平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标准……”。科研评价的异化让人们急功近利追求数量,抄袭、剽窃、造假成风,学术诚信、学术道德荡然无存。科学评价的异化——过度追求论文发表数量,必然驱动着科学家把自己时间与精力主要放在科研上,放在发表论文上,而无法腾出时间和精力去从事科学传播普及活动。

(三)缺乏相应的法律和制度保障

目前我国《科学进步法》《科普法》《全民科学素质纲要》等法律法规条文中,刚性规定科学家从事科学教育、传播、普及的责任与义务不够;各级政府的科研投入占GDP比例有规定,科普经费的投入占GDP比例没有规定;相关课题开题和结题没有科普成果的要求,课题和项目经费也没有科普经费的匹配;在科技工作者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缺乏从事科学传播和普及的绩效评价,科技工作者职称评聘的评价指标体系中也缺少从事科学传播的成果指标要求;目前我国公民科学素质评价指标体系中缺少创新、创业的评价内容要求,认知理解科技不是科普的唯一目标,还有一个“以激发人类创造思维和积极主动精神”的目标被忽略了;缺乏科学家、科普作家和科普管理者的三结合的科普创作机制。这些都直接影响了科学家从事科学传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发挥。

(四)我国科学共同体建设不完整、不完善、不健全

由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更由于政府制定科技政策长期“重硬件、轻软件”的思维习惯使然,使我国“加强科学共同体的建设是科技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但往往被忽视”。对科学共同体组织形态的研究型高校和实体型科研院所、实验室建设重视,而对科学学派、科学学会和无形学院组织形态建设长期不重视、不完整、不完善;政府对学派代表人物的科学创新和科学传播的内在动力、价值和机理作用尊重得不够、彰显得不充分,发声也不尽如人意…这些都影响了科学家从事科学传播的积极性和内在动力。

三、关于构建我国科研与科普协同结合体制机制的建议

(一)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完善科学共同体建设

我国科技体制的全面深化改革,不仅要关注研究型高校和实体型研究院所、实验室的硬件建设,也要关注我国科学学派、科学学会、无形学院的软件建设。科技体制改革要对科学的社会建制的完整完备建设提出要求;要开展对我国重点学科的学派代表人物及其创新团队的命名和评估制度,加强对科学学派和创新团队的政策扶持力度;要大力彰显学派的作用、价值和功能,宣传学派的业绩;要借鉴欧美和前苏联学派制度,结合我国国情,建立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派制度;要进一步完善科学研究的竞争性、独创性、传承性、交流性、评价性、效应性的规律和机理作用,构建我国科研与科普协同结合体制机制,彰显科学传播、普及在其间的显示度,激发科学家从事科学传播的积极性、主动性。

(二)构建科学共同体是科普主体、科学家是科普主角的激励机制

把科学家参与科普活动的绩效纳入其绩效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科技工作者的职称评聘的评价指标体系应该包括科普成果的要求;相关课题和科研项目开题和结题要有科普成果(规定发表科普文章数量、对公众的科普讲座时间)的要求,课题和项目经费要有2%~5%科普经费的配套。对于科技工作者参加科普活动有重大贡献的,要给予鼓励或奖励。中国科协和省级科协层面要设立有影响力的科学传播奖项,对科普工作做出重大成果的科技人员,要像对科研取得重大成果的科技工作者一样予以尊重与奖励。

(三)加强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建设

要在《科学技术进步法》《科普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条文中,刚性规定科技工作者的科学教育、传播、普及的责任与义务制度。要建立国家支持科学家科学传播、普及行动计划制度;有关出版社要建立科普图书资助制度,要瞄准国家重大科研项目负责人,每年要有计划地策划选题;要建立科学家、科普作家、科普管理者的三结合的合作制度,帮助科学家撰写出版科普读物;要建立新闻媒体与科学家的联盟制度,组织科学家进行各种形式的科普讲座;要建立科学家与互联网的联姻制度,与网民互动,解决应急性、即时性的科普知识宣传;研究型大学与科研院所要建立科学传播普及团体制度,对于科学传播普及优秀团体以国家名义进行命名;要建立科技工作者科普能力培訓制度;建立增设大学生与研究生科普、科学传播能力与技巧方面的课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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