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国际化发展战略，而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必然会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我国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推出了许多的优惠措施来吸引外资，而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目前的中国对于跨国公司而言，投资环境已经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变。文章将改革开放至今分为三个经济时期，着重从外资政策、劳动力市场、市场环境、技术这四方面介绍中国各个时期的投资环境的特点，并通过比较分析得出后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投资环境的变化趋势。
关键词：投资环境；比较分析
一、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环境的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对于投资环境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这些研究多侧重于以国家为研究对象，进行国别比较。比较著名的研究方法有美国学者伊西阿·利特法克和彼得·班廷于1968年提出所提出的“国别冷热比较法”，以及1969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斯托鲍夫提出的“罗氏等级评分法”。总体而言，这两种方法都是将影响投资环境的因素按某一标准归纳分类，属于某一时点的静态比较。但是，投资环境不仅因国别而异，即使在同一国家也会因不同时期而发生变化，所以，在评价投资环境时，对其不仅要看过去和现在，而且还要评估今后可能产生的变化，以便确定这些变化在一定时期内对投资活动的影响。美国道氏化学公司从这一角度出发，制定了一套投资环境的“动态分析法”，将企业的业务条件和引起变化的主要压力逐一考虑，汇总有利因素和假设最终得出对于某一国家投资环境的预测方案。而国内学者对于投资环境的研究多是以城市或者区域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利用层次分析法、灰色关联度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以及组合评价法等方法进行研究，通过对比不同城市或者地区在各个指标中的综合得分来评价其投资环境的优劣。
总体而言，国内对于投资环境的分析都是着眼于不同的地区与城市，缺乏从国家这一宏观角度的理论研究。所以本文将打破这一理论现状，以整个中国为研究对象进行投资环境的分析，通过对改革开放至今的经济时期分阶段比较分析，研究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环境的变化趋势。
二、 改革开放后各个经济时期的划分
自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跨国公司在华的发展战略可以分为若干个阶段，而这些不同的战略阶段必然分别对应着我国特定时期的外商投资环境，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跨国公司战略发展的不同阶段来界定出我国投资环境的不同时期。
然而，不同的学者对于跨国公司战略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曾成桦、姬虹、刘雯、张沈伟（2007）在他们的研究中将1992年～2006年跨国公司在华的战略发展分为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2年～1997年，在这一阶段跨国公司的战略重点为制造业；第二阶段为1997年～2001年，在这一阶段跨国公司更加注重营销战略；第三阶段为2001年～2004年，在这一阶段跨国公司将人力资源作为战略重点为；而在第四阶段2004年～2006年，跨国公司更加注重研发。高强（2008）则将改革开放之后跨国公司的战略发展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1978年～1992年，称为战略防御时期；第二个时期为1995年～2001年，称为战略相持时期；第三个时期为2001年～2008年，称为战略进攻时期。
所以，综合各位学者的研究，并结合文章的研究目的，本文将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及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三项中国当代发展史上重大历史事件作为时间边界，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投资环境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分别为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开放中期与后改革开放时期。
三、 不同时期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环境的特点
本文将从外资政策、劳动力市场、市场环境、技术四方面描述不同时期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环境的特点。其中，外资政策指我国利用外资的政策倾向以及外资法律体系的发展情况；劳动力市场指我国劳动力市场以及相关法规的设立情况，劳动力市场规模以及劳动力人口在不同产业的分布情况；市场环境指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形式以及其在华的同盟者与竞争者；技术是指我国的高技术产业发展水平以及我国对于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法律的完善情况。
1. 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1992年。这一时期主要是外资政策的初创与修订时期。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同时也推动了我国外资政策的出台。1979年，我国第一部外商投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外资立法的开始。自此之后，我国陆续推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法案，并在1991年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进行了修订与完善。在这一时期，我国通过政策法案的颁布给予外资“超国民待遇”，如中国对外资企业一直采取税收优惠、投资优惠、外汇管理优惠等许多优惠政策来进行招商引资。
改革开放以后，劳动力市场产生于计划经济之外，是初级与局部的。1978年，我国劳动力人口为40 152万人，占总人口比重41.7%。在这一时期，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方比较单一劳动力就业主要集中于第一产业，占总劳动力人数的70.5%，第二产业只占17.3%，并且主要为国有经济体制内就业。1984年开始，体制内的劳动力开始向体制外流动，并且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这种流动不断增大。到1992年，我国劳动力人口数为66 152万人，其中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58.5%，第二产业占21.7%。
改革开放后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是日本的松下，这一阶段，外资企业只能以合资的形式进入中国市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数目不多，多数为技术转让，进行的主要是商品贸易与技术贸易。国内市场占主导地位的仍旧为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与跨国公司通过合作各取所需，即“以市场换技术”。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生产与管理各项技术落后，同时也缺乏对于知识产权的重视与保护，这对我国的招商引资以及经济发展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针对这一情况，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通过立法从法律上承认知识这一无形资产并加以保护，如1982年颁布的《商标法》以及1985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等。但是这一阶段属于我国知识产权法律的萌芽阶段，法律体系有待完善与进一步发展。
2. 改革开放中期：1992年～2001年。1992年1月邓小平明确提出了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其中特别强调了扩大吸收外资的规模。而我国的外资政策在这一时期不断的完善与发展，如1994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外商投资企业审批和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该文件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审查、出资检查及违章违法行为的查处做出了进一步明确规定。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国又出台了一系列的法案放宽了吸引外资的项目类型的范围，同时逐步加强对高新技术以及环保的重视程度。
1993年11月国务院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劳动力市场得到了政府的认可。在这一时期，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带动了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壮大，而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劳动力向这一地区的流动。并且，这一时期，由于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不完善，也造成了体制内劳动力向体制外流动以及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98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改善了我国的就业情况。到2000年末，我国的劳动力资源总量达到了72 085万人，占总人口的56.9%，其中，第一产业占50%，而第二、三产业分别约占25%。
在这一时期，跨国公司兴起了对中国的投资热。1992年，IBM在北京成立了IBM中国有限公司成立，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家外国独资机构，也预示着外商独资化正式开始。自1997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新批准的外资项目中，独资数量就开始超过合资项目的数量。同期，由于国家深化改革开放，民营企业开始崛起，这些企业竞争意识强，高度重视引进消化新技术，它们的崛起很快占领了新兴制造业产业的低端市场。这也刺激着国有企业加大在高端产品市场的研发设计与创新。这一阶段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外企、国企与民企相互竞争相互促进的局面。
从1992年开始，我国对专利法进行了第一次修订，通过修订完善了对申请人专利权的保护，随后我国又加快了《著作权法》《技术合同法》等相关法律的立法进程。总体而言，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向着良好的态势不断发展。2000年与2001年，我国三资企业的专利申请数共达到1137件，授权数达803件。
3. 后改革开放时期：2001至今。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我国的外资政策需要向国民待遇逐步靠拢，超国民待遇无法继续作为招商引资的手段，必须把外资政策引入为外资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上来。所以，在此期间，我国兴起了一轮制定和调整外资政策的高潮，仅2005年一年就出台了830项政策。随着2007年新税法的出台，规定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一直到2010年4月国务院公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规定中国对高科技产业、服务业、节能和环保产业的海外投资表示欢迎，但对重污染和高能耗及产能过剩的产业的投资则受到限制，意味着“过去那种无条件的‘外资优先’时代结束了”。并且，国务院决定，自2010年12月1日起，我国将统一内外资企业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制度，对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至此，内外资企业税制实现了全面统一，外资企业在税收政策上享受的“超国民待遇”被彻底终结。
这一时期，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更加成熟，各项政策法规更加完善。2008年《新劳动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2011年末全国就业人员达到76 420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35 914万人。全国就业人员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34.8%；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29.5%；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35.7%。2011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5 278万人，比上年增加1 055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 863万人。
随着中国的入世，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涌入中国，将中国作为它们全球战略的关键点。而在这一时期，跨国公司投资领域从制造业扩展到研发与生产服务领域，采取的方式多为兼并与并购，并且是直接收购民族品牌，这种“斩首行动”目的在于消灭在华竞争对手，直接垄断我国市场。国有企业改革在这一时期也掀起了高潮，告别原有的僵化管理组织，采用现代企业制度必将给这些国有企业注入新鲜活力。同时民营企业在这一阶段的发展势头强烈。这样一来，外企、国企与民企之间的竞争局面变得更加激烈。
相应的，我国对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也进行了修订与完善从而达到与国际接轨，新《专利法》等的施行标志着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迈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2011年，我国内资企业专利申请数为67 871件，国有企业专利申请数为3 349件，港澳台资企业专利申请数为11 948件，外资企业专利申请数达21 448件，较上一时期相比有了大幅的提高。同时，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企业不断增多，并且我国的大中型企业也更加注重研发环节，2011年我国大型企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达96.416 6亿元，研发经费外部支出达49.709 4亿元，中型企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达281.389 9亿元，研发经费外部支出达47.563 7亿元。
四、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环境的比较研究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跨国公司在华的投资环境，无论是外资政策、劳动力市场还是市场环境与技术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外资政策方面，中国外资政策越来越多地注重营造一个有利于外资利用的制度环境。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基础薄弱，吸引外资，利用外资的先进技术进行基础产业建设与发展成为迫切的需要，在这一阶段，中国的投资环境还差强人意，因而要在竞争激烈的世界投资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就需要我国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同时，由于我国的外资政策法律处于萌芽时期，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同时对外资的利用也有许多限制，但是这一些的不完善与限制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中国的入世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入世以后，中国在非关税壁垒、关税等方面放款了限制，同时，中国对货物、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方面的法律法规进行了修改。此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绿色与可持续发展日益得到国家的重视，我国关于资源开采的相关政策也在不断完善，对于自然资源与环境的保护日益加深，对于外资的态度也从改革开放初期一味的“招商引资”逐步向“招商选资”转变。这些限制的放款以及政策的转变必然将导致跨国公司大规模的进入，但是这种进入与之前掠夺性的进入相比更多的是一种良性的进入，能够为中国的经济与环境发展争取到最适合的外资。
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也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壮大，从1978年的40 152万人攀升至2011年末全国就业人员达到76 420万人，失业率也从5.3%降至了4.1%，而劳动人口在三个产业的分布也随着经济的发展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随着时间不断减少，而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不断上升，并且，在改革开放初期与中期，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明显高于第三产业，而进入后改革开放时期之后，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超过了第二产业，这也代表着中国经济方式的转变。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的市场环境也有了明显的改变。由改革开放初期的国有企业一支独大发展成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三足鼎立的局面。而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对于外商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由合作转向竞争再转向竞合的过程：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我国以合资的形式与外商合作来寻求先进的生产与管理技术，国有企业成为了跨国公司在华的同盟者；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国家政策的放宽，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以独资的方式进入中国，伴随着崛起的民营企业以及国有企业便成为了跨国公司在华的竞争者；后改革开放时期，跨国公司大规模涌入中国，其在华的竞争对手既包括原有的国有企业以及民营企业，也包括其他跨国公司，在这一阶段，跨国公司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由竞争关系逐步走向了一种竞合的关系，即在竞争中寻求合作，达到“共赢”的局面，所以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这一时期既是跨国公司在华的竞争者，也是他们的同盟者。
此外，我国的高技术产业也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蓬勃发展，截至2010年底，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中心已经达到1 400家。这不仅归功于我国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的不断完善，也归功于我国人民的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以及国家对于科研的重视程度的日益加大。虽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于研发的投资以及对于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仍然存在不足，需要相关部门进一步的完善与改进。同时，我国企业越来越注重产品的研发，在研发环节的投资比重连年升高，这也揭示了我国企业努力摆脱“代工厂”的身份，向价值链前端转移的战略重心，未来中国的投资环境更多的将是吸引技术的投资而非生产的投资。
总体而言，跨国公司在华的投资环境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演进而逐步向更加法制化、透明化、公平化、绿色化的方向发展，虽然在2012年出现了跨国公司投资下降的拐点，但是本文认为这代表着一种良性的淘汰，代表着让更有益于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环境发展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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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鶄，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博士生。
收稿日期：2013-1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