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与写作：一“最”解千愁 阅读写作导写练
导语：
网络及通讯手段发达的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媒体。晒“美颜”、晒“精致”生活甚至无聊搞怪，简简单单的信息发布马上会引来受众的追捧。越来越多的人渴望通过网络变“红”。这种现象的背后其实是对自身生活状况的不满意，希望通过网络上展现出的完美场景来弥补精神上的缺憾。有人说，从文字时代、图文时代到宽频时代，作为“一种喧嚣的泡沫”，“平民”狂欢造就的网络追捧现象越来越多地和负能量相伴，而这绝不该是一个正常的职业发展道路。
一“最”解千愁 （标题即观点，暗含褒贬。）
①时下，不论阿猫阿狗还是歪毛淘气儿，只要跟网络一搭，立马丑变“最”美，臭变“最”香，黑变“最”白，真是一“最”解千愁！只是，这种“最”人的把戏，古人并不逊于今人。
（开篇点题，由时下盛行的网络“最”人把戏追溯到古代“最”人事例。）
②最，是一个副词，表示同类的人或事物，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极点。文章大家梁启超，行文尤善“最”道。光绪二十二年（公元 1896 年）二月十六日，太监寇连材，因违背“宦官不得干政”祖制上书言事，被慈禧诏令斩立决。对此，梁启超作传记《烈宦寇连材》，感叹“京师之大，衿缨之众，儒林文苑之才斗量车载，及其爱国明大义，乃独让一不识字之黄门”？ ③显然，梁启超将“寇连材事件”，定格在“死谏”者身份上。不具备“死谏”资格，却完成了“死谏”壮举。相比之下，朝堂上那些跪姿优美，满腹诗书的衣紫腰黄之辈，天底下那些整天子曰诗云，言必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子清流，竟不及“斗大的字识不了半升”的太监！明知僭越，以“死谏”上书，演绎自“最贱”到“最美”过程。江湖与庙堂陡然明白，寇连材可为“忠君爱国”之“最”佳典型。
（“最”人事例之一：宦官寇连材“死谏”的壮举。）
④一个“最”字，凸显了寇连材的哀荣。跟寇连材相对应，东汉官居“三公”之首，因屡次谏阻汉安帝大修宫苑，被逼饮毒酒而死的杨震，可没寇连材那么幸运。应属“死谏”身份“最贵”，死得最窝囊的一位。据《后汉书》载，延光二年（123 年），汉安帝下诏，派遣使者为其乳母大建宅第。中常侍樊丰与侍中周广等人趁机互相勾结，干预朝政。杨震“死谏”安帝，对他为乳母大兴土木提出严厉批评。
⑤然而，杨震的“死谏”，除了令樊丰等人对他怀恨在心，就是让安帝决心下诏将杨震遣返本郡。杨震行至半路，为自己“死谏”而无任何结果仰天长叹，说“死，是士大夫本份。我居三公之位，痛恨奸臣的狡猾，却不能将他们诛杀；憎恨宦官的擅权，又无力将他们抑制。我还有何面目再见日月！” ⑥其实，凭杨震的悟性，本可既保名节，又不同流合污。怎奈“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杨震，宁可饮鸩而死，绝不助纣为虐。一如当年，杨震途径昌邑，县令王密为报答举荐之恩，“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者’！密愧而出”。可惜，汉安帝不是王密，漫说“四知”，天下皆知又如何？ （“最”人事例之二：以杨震宁可饮鸩而死，绝不助纣为虐的壮举反衬当时宦官擅权之烈。）
⑦“天下皆知，依然故我”的事儿，莫过于嘉靖初年“大礼仪”之争。几百朝臣联名“死谏”，围绕“继统”与“继嗣”之争，一起被退掉裤子打屁股，场面之壮观，堪称“最酷”。魏征说，“谏”非“诸臣之敢谏，实由于帝之能受谏也”。李卓吾更直接，说“早知其不可谏，即引身而退者，上也；不可谏而必谏，谏而不听乃去者，次也；若夫不听复谏，谏而以死，痴也”。
（“最”人事例之三：以嘉靖初年几百朝臣联名“死谏”事件反映朝廷的昏庸和腐朽。）
⑧“痴”乃“最”也。王国维说，“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企盼一“最”解千愁的阿猫阿狗，面对嬗变中的网络，要么起哄架秧子，要么墙倒众人推，独不思考和观察。殊料，“过尽千帆皆不是”，虚拟之“最”，难掩现实之窘；所谓一“最”解千愁，不过“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而已！
（总结全文，照应开头。）
来源：
2019 年 06 月 07 日 人民网《讽刺与幽默》第 07 版
【时代警语】
早知其不可谏，即引身而退者，上也；不可谏而必谏，谏而不听乃去者，次也；若夫不听复谏，谏而以死，痴也。
【思维串联】
【考点精练】
1.依次填入文中的句子，恰当的一项是（
）
。文章大家梁启超，行文尤善“最”道。光绪二十二年（公元 1896 年）二月十六日，太监寇连材，因违背“宦官不得干政”祖制上书言事，被慈禧诏令斩立决。对此，梁启超作传记《烈宦寇连材》，感叹“京师之大，衿缨之众，儒林文苑之才斗量车载，及其爱国明大义，乃独让一不识字之黄门”？ A.最，表示同类的人或事物，它是一个副词，表示人或事物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极点 B.最，是一个副词，表示同类的人或事物，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极点 C.作为一个副词的最，表示同类的人或事物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极点 D.表示同类的人或事物的最，是一个副词，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极点
2.读写一体化训练 （开放性试题）
读过此文，针对作者列举的现象和事例，你有怎样的感悟和思考？结合生活中的类似现象，仿照作者讽刺又不失幽默的语言风格，写一篇 300~500 字的小短文。
【相关链接】
如何看待网红现象？ 不知从何时起，“网红”“闯入”大众生活，各类“网红”铺天盖地，“网红”现象成为公共话题。每个人都握有自己的“人生剧本”，梦想当“网红”并无不可。问题是，今天，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网红”？
是不是制造点名气就是“网红”？是不是成为“网红”就可以将名气变现？是不是只要红了便不讲底线？不难想象，有些“网红”就像是口红，以为弄点动静，然后再搽脂抹粉就能招摇于世。越是众声喧哗，我们越需要冷静；越是“网红”你方唱罢我登场，我们越需要重新定义“网红”。明乎此，不是所有的“网红”都能成为偶像，更不是当上了“网红”就可以任性无节操。
有一类人也是“网红”，比如“最美妈妈”吴菊萍——当两岁女孩突然从 10 楼高空坠落，刹那间，身为路人的她毫不犹豫冲过去，徒手抱接，孩子得救，她的手臂被撞成粉碎性骨折。再比如“最美教师”张丽莉——学生差点被撞，生死关头，她奋力一推，学生有惊无险，她却受伤，后被截去双腿。无论吴菊萍还是张丽莉，她们都是普通人，但是，在考验面前不踌躇，在痛苦面前不退步，其壮举，触摸到人们的灵魂深处，复苏了人们内心的柔软，一时间她们名满天下，赢得了世人尊重。
还有一类“网红”，比如有“布鞋院士”之美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小文。李院士生活素朴，淡泊名利，课堂上的一副朴素打扮，让无数网友为之点赞。新时代领路人说过，“希望广大院士善养浩然之气，发扬我国科技界爱国奉献、淡泊名利的优良传统，以身作则，严格自律，在攻坚克难、崇德向善中做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李小文就是这样的院士，他成为“网红”，并不偶然。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催人奋进的伟大时代，我们进行的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伟大的时代需要正确的价值取向，需要真正的“网红”，也需要那些能够带给我们精神鼓舞的人成为“网红”。坚守
美好，在平凡的世界做好自己，我们都能成为“网红”。
“读书不行大不了将来做网红”才是最大的误读 ①“OH MY GOD，手感太顺滑了吧，一个鸭屎绿，一个失血白，真是好看到爆。总之，买它！买它！买它！”因为模仿网红李佳琦，一位名叫天天的小朋友也成了网红。在抖音上，他有 70 多万的粉丝，短视频有四百多万的点赞。作为回应，李佳琦送了他从小学到高中的全套练习册。网友一边笑得肚子疼，一边感叹，这届小朋友确实有点不一样。与 80 后、90 后从小纠结“上清华还是上北大”的烦恼不同，今天的 95 后、00后们似乎正面临一个新问题：选择好好读书还是选择当网红？
②读书还是做网红，似乎越来越成为一个“真问题”。调查显示，有媒体曾做过一个 95 后就业观的图解，其中提到，54%的 95 后最向往的新兴职业是主播和网红。
③对这个问题，应该从两个维度来看。一是，在一个移动互联网迅速普及的社会，年轻人的择业观被重塑，更多的年轻人青睐做主播、乃至“宁愿送外卖也不愿进工厂”，其实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无需过于担心。
④新的社会择业观的形成，一定对应着深刻的社会现实的变迁。就如“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特定年代被倡议，以及改革开放初期所流行的“手术刀不如杀猪刀，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而对应到当前社会，新生代们都属于互联网原住民，他们对互联网文化及其所衍生出的职业的好感，也是整个社会互联网化的一部分。且伴随着社会的开放，对这些新观念、新的就业倾向，也有了更多的包容。
⑤就另一个维度而言，我们需要警惕的，其实不是年轻人向往做网红，而是把读书与做网红对立起来，将其当成了二选一的选择题。一种声音颇有代表性，“我读书不行，大不了将来做网红”，仿佛“网红”是一条可以退而求其次并且随随便便就能够成功的捷径——这才是最大的误读。
⑥在现代知识社会，无论从事哪个行业，都要以一定的知识或者是相当的“读书”训练为基础。就拿主播来说，有调查显示，“高学历”已经成为目前“头部”主播的主要趋势。在全国范围内，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的主播学历最高，大学以上学历
占比分别达到 71.8%、68.9%、63.6%，且主播的收入与学历成正比。换言之，不读书做网红，成功的几率也要小得多。
⑦而一个看起来“成功”的网红背后，可能是无数个“失败”的网红，网红行业并非天然就代表着风光。如《2018 直播行业半年报》显示，头部主播数量仅占所有主播数量的 0.7%，收割了超过 32 亿的财富，占全部主播收入的 68%。
⑧因此，社会不必对年轻人青睐做网红表示忧心忡忡，更不必拿“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古训来束缚年轻人的选择。但是，对于将网红与读书对立起来，认为做网红就可以不读书的观念，还是应加以严肃的辨析。
（论述对待做网红和读书应持的态度。）
⑨这里面的分寸感如何把握是个问题。一方面，我们的社会教育，包括从家庭到学校，不必刻意贬低网红等新兴行业，更不必再视网红、电竞等新兴职业为洪水猛兽。相反，应该是帮助他们对这些行业有更客观、更全面和真实的认知。如今一批“知识型网红”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在帮助社会重新认识网红职业，这其实是好事。但这个过程中，也得避免走向另一个极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教育，需要作出积极的、健康的引导。
⑩另一方面，从大的角度来说，将读书和做网红看成是二选一的选项，这里面也包含着多个层面的外部问题。比如，在消费主义的浸淫下，不少年轻人对网红的青睐，很大程度上也是鲍德里亚所定义的“符号消费”的一种具体体现。在物质丰裕时代，社会消费观念如何维持在一种理性范畴，是整个社会都应该正视的问题。再比如，在读书还是做网红这一疑问背后，还是充斥着“读书无用论”的底色，或者说是该观念在互联网社会的一种变体。因此，拓宽社会的上升通道，遏制阶层固化的倾向，让“读书”的价值得到更大的彰显，才是需要努力的方向。
⑪一个理想的社会之中，读书和做网红，不该是互相对立的选择。好好读书也能够成为“网红”，而网红也崇尚“读书”，这才是值得追求的正常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