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在探讨家训、文化认同与现代乡村治理三者关系的基础上，介绍了嵊州市委市政府和金庭华堂村以家训为切入点，以文化认同理论为依据，进行了一系列推进现代乡村治理的实践探索，分析了家训对现代乡村治理的当代价值。认为家训能够创新文化认同载体，拓宽现代乡村治理途径;挖掘乡村伦理共识，传递现代乡村治理温情;树立乡村“共同体意识”，提升现代乡村治理功效;传播清廉家训文化，培养乡村干部优良作风。
【关键词】 家训;王氏家训;文化认同;现代乡村治理
一、研究缘起
在现代化的强势话语下，现代文化和价值体系对传统乡村文化形成剧烈冲击，乡村文化发生着一定程度的变迁与消解，乡村社会文化认同愈渐缺失。村落社会中个体、群体在不同程度上陷入身份焦虑、文化迷失之中。乡村文化认同的式微给乡村的发展带来了挑战。那么，在文化认同视角下，乡村该如何发展，村民该如何去填补心灵的空置与虚化，是否可以探索出行之有效的实践手段，去重构乡村“文化认同”，这是一项紧迫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乡村文化认同转变中，乡土社会最深层次的伦理文化，依旧支撑着乡村的社会秩序，并在社会结构的运作中自然呈现。以血缘与地缘为基础的家训是每个家庭的核心价值观念，它代表着每个家庭文化群体意识和文化归属意识，是内生的文化认同。家训承载着一个家庭的文化基因，是家庭内部适应外在社会的重要工具。优良家训融入到每个家庭成员的气质中，沉淀成每位家庭成员的品格，指引着人们为人处世的风范，优良家训更是民族风气和社会风气的根基，影响着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因而，植根于传统文化内生秩序的家训，虽正不断遭受现代文化价值的冲击，但这种内生秩序作用于人的力量依然存在。而乡村社会是由许许多多的家庭根据多种不同目的和亲属、地域等关系组成的。从这一逻辑来说，家训不仅影响着家庭，更进一步作用于乡村社会，对现代乡村治理产生一定的影响。一个家庭拥有何种家训与乡村社会发展方向具有很大的相关性，正向层面看，优良的家训涵养优良家风，并向社会延伸，使得乡村社会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积极整合这种内生秩序的文化，充分发挥其在现代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将会更好的推进乡村发展。
二、相关概念及三者之间的关系
1、文化认同理论
文化认同最早是西方学者提出的一个心理学、哲学、社会学的重要概念和社会现象，学界对它的定义很多。有学者从内容出发，阐述文化认同的内涵，如郑天一（1992）认为，文化认同是人类对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这种共识与认可是人类对自然认识的升华，并形成支配人类行为的思維准则与价值取向;王立洲（2011）认为，文化认同是人们对某种文化在观念上和心理上持认可和接受的态度，它可以使人们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观，从而在价值取向、思维模式、行为模式等方面达成一致，形成一股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有学者从分类出发来理解文化认同的概念，如赵旭东（2007）认为，文化认同包含着个体的自我认同和社会群体的共同认同，影响着个人成长的方向和共同意识的营造;徐之顺（2016）、佐斌（2017）则认为根据文化认同的程度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文化认同的表现层，即对文化形式的认同;二是文化认同的保护层，即对文化规范的认同;三是文化认同的核心层，即对文化价值的认同。三个层次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构成了文化认同的体系。
基于学者徐之顺、佐斌的研究，本文借助文化认同的三个层次来阐述文化认同理论，即文化形式的认同、文化规范的认同和文化价值的认同。
文化形式的认同。这是文化认同的表现层，即文化认同以何种形式呈现与强化。文化会通过物态文化层和行为文化层两种比较普遍的文化形式进行认同。比如通过可触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事物来加强文化群体的理解与认识。或者借助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以礼俗、民俗、风俗等形态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强化文化归属意识。当然，文化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道德、政治、军事、宗教、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活动，都是典型的重大的文化表现形式。
文化规范的认同。这是文化认同的保护层，主要活跃于制度文化层与行为文化层。即通过文化的力量将某一要素或思想制定或整理成社会成员共同奉行的行为准则，“对社会成员的行为起着约束、规范和引导作用，统摄他们的文化心理，整合他们的思想和行为，生发出思维、行为的趋同性及和谐性，最终形成人们对文化价值的心理一致性和心理认同”。[1]这种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社会成员共同使用的文化符号、遵循的共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是文化认同的依据。
文化价值的认同。这是文化认同的核心层，属于心态文化层面，即实现行为对象对某一方面的认可并为之遵从。在长期的生存及各种因素作用下所形成的文化认同，是具有稳定性的。对于一种文化来说，一旦形成，那么就必然地在一定时期内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态势，人们按照这种态势去选择文化。如人类在社会意识活动中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这些因素一经形成转化为秉承的共同文化理念，从而去追求共同的文化理想并为之遵从。
2、家训、文化认同和现代乡村治理的关系
（1）文化认同与现代乡村治理。面对现代乡村社会文化认同日渐式微，如何强化文化认同，使之精神不断凝聚，更好地融入治理体系之中，显然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课题。文化认同体现着乡村社会群体基本的价值取向。更好的实现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从客观上需要挖掘乡村个体心理依恋、情感归属的文化认同资源。这是破解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中文化认同缺失困境的重要密匙。
（2）家训与文化认同。传统家训作为乡村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选择标准，是当下现代乡村治理的重要文化资源。家训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乡村的共同价值理念，乡村个体对乡村社会共同的认同感，是乡村社会秩序整合不可或缺的力量。
（3）家训与现代乡村治理。家训作为村落中最为古老、最为牢固的粘合剂，成为千百年来乡村社会发展的灵魂与根基。现代乡村社会治理进程中，往往需要不断吸取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从中获得社会治理的有效支持，传统乡村文化中的宗族、血缘作为村落内部重要秩序整合力量而存在，在现代社会治理中仍然有其独特的作用。
综合以上，家训、文化认同和现代乡村治理的关系呈现的是：家训→文化认同（三个层次）→现代乡村治理的关系，这个价值传导与作用路径，不失为破解现代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切入点。
三、以王氏家训文化推进现代乡村治理的实践探索
近年来，传统文化受到了全社会的重视，乡村振兴战略愈加推进，农村如何传承传播传统文化，促进乡风文明，进而推进乡村治理。嵊州市委市政府和金庭华堂村以家训为切入点，以文化认同理论为依据，进行了一系列推进现代乡村治理的实践探索。
1、文化形式认同：创设多元形式
（1）拍摄视频，强化认知。羲之家训历史悠久，内涵丰富。以文字表述其事迹与家训故事，具有一定的限制性。为强化认知，嵊州市通过拍摄王氏家训视频，来进一步阐释王氏家训。
在2015年5月中纪委监察网站推出的“中国传统中的家规”专栏中，《书圣翰墨香 家规越千年》视频成为其中的一篇，介绍了王氏家训的历史与内涵。之后，嵊州市纪委与华堂村合作下，拍摄了以廉洁为主题的《一撇一捺里传递的清风廉韵》，传递了王氏族人的清廉事迹。2015年12月6日，浙江教育频道《反腐在线》栏目也报道了“王羲之家训家规”专题节目，播出了该视频。
（2）举办活动，整合资源。为纪念书圣王羲之，结合当地王氏家训文化优势，嵊州市每年在金庭华堂村举办“中国书法朝圣节”，来自全世界的书法爱好者，仰慕王羲之精神品格，弘扬精气神，宣扬王氏家训文化。经过千年时光的打磨，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已经成为中华文化某种高度的象征，而蕴含在其书法艺术背后的关于“和”、“孝”、“规”、“学”、“义”的千年家学，也正通过书法艺术得到弘扬。2015年5月21日，一场以“羲之故里，书法特色，王氏家训”为主题的“翰墨传家训”现场书法大赛在金庭镇华堂村举行。30位小朋友着汉服，书家训，孩子们娴熟的书法艺术传递出来的是王氏家训的精神。同时，华堂村也结合各种节日活动，举办“临羲之家训·快乐庆重阳”、“春节学家训 别样新年礼”等活动，在潜移默化中播下“重品德、敬长辈、承家风、守规矩”的种子。
（3）创新形式，推动传承。优秀家风的传承需要一定的载体。作为越剧发源地，嵊州因越剧而风华。2006年，在市委市政府的重视下，嵊州市越剧团以赞颂王羲之精益求精“书圣”精神和廉洁奉公清官形象的越剧《王羲之》搬上舞台，以戏剧为载体弘扬传统家风，对推进各地清正廉政产生了积极影响。此外，金庭镇镇政府还重视王氏家训在孩童中的传承。2010年，金庭镇文化站创编演出了以“王氏家训”为主要内容的少兒三字经“祖孙对廉”，使当地开展生动活波的家训宣传教育取得可喜成效。
（4）搭建平台，创筹载体。近年来，华堂村还创建了“中国王羲之研究会”协会，成立了华堂村书法社，创建了一个“千匾馆”，以匾额、柱盈、碑刻等形式，将书法艺术广布于文物古迹之中，解读牌匾故事，使书圣精神得以延续。同时，以王羲之个人廉政品牌为依托，设立“王羲之家训综合馆”，通过建立“王羲之家训综合馆”专题陈列厅，将书圣文化、旅游文化和清廉文化紧密结合，通过图、文、实物、多种艺术表现手法相结合的方法，继承和弘扬王羲之和睦、孝顺、守规、勤学、好义这些精神内质，打造具有嵊州地方特色的清廉文化“金名片”。
（5）创建基地，宣传思想。创建基地可以更好地、更广泛的进行思想的宣传。嵊州市积极创建嵊州干部、学生学习参观教育廉政基地。华堂小学（金庭镇中心小学）以书法为载体传承王氏家训家规活动被嵊州市教育系统列为廉政文化特色教育基地。
2、文化规矩认同：强化规矩意识
“规矩治水、规矩写字;规矩育人、规矩立村”。以规矩树家风、以家风带社风、以社风促党风，金庭华堂以王氏家训为载体，注重强化规矩意识。
（1）规矩治村，恪守水圳精神。“以水文带人文”。华堂村民始终坚持以规矩治村，恪守水圳精神。不管是从华堂家谱里记载有最古老的村庄管水条例，对于故意破坏水系的村民，最严重的处置甚至可以按家规暴打。到后来一张流传数百年的村规民约-用“分时段分功能用水”，还是现在坚持最原始的村庄治理“监督文化”：即“左邻监督右舍、下游监督上游、下午监督上午”，都体现着华堂规矩治水、规矩治村。水清则人清，人清则村清;水浊则人浊，人浊则村浊。所以，这一湾碧水成了华堂村基层治理的活的“晴雨表”，在它身上体现了古村最原始、质朴的监督文化、责任文化和规矩意识。这一切，都应归功于王氏家训。
（2）编入文本，规矩推动。“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家规作为社会的单位--家庭的准则规范，历来受到中国人的重视，也被一代代大家所推崇。《浙江传统家规读本》将王氏家训以“王羲之：书圣家训魂 和孝规学义”进行经典解读，阐述了王氏家规故事和家训内涵。
（3）结合家训，制定村规民约。我们常说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村风民风的好坏，常常取决于这地方家规家训如何，乡规民约如何。华堂村在结合王氏家训的基础上，形成和：上治下治，国治家治，达到上下和谐;孝：敬宗睦族，孝敬长辈，与人和睦相处;规：执事有恪，遵守规矩，做事要有分寸;学：厥功为懋，树立榜样，以此激励自己;义：敦厚退让，品行忠厚，懂得礼让三分;善：积善余庆，多做善事，造福子孙后代，这六个部分的华堂村村规民约，将家训的内容解读成通俗的话语，有利于村民的理解和村庄的治理。
3、文化价值认同：实践价值理念
（1）文章传递，宣传价值理念。嵊州市委市政府和华堂村以新闻报道、理论文章的形式积极宣传王氏家训理念。各单位和个人都积极撰写家训稿，如《春节学家训 别样新春礼》、《嵊州：挖掘书圣 家训传承传统文化》、《王羲之 推美引过 德之志也》和《华堂村孩子们诵读王氏家训》等文章在人民日报、浙江日报、中纪委、浙江纪委网站、今日绍兴等报纸和新闻客户端发表，让更多的人了解王氏家训。
（2）积极申报，确立精神载体。嵊州市委市政府推进申报王羲之故居、王氏宗祠和金庭观为国保单位，华堂村为浙江历史文化古村以及采取一系列的保护措施，如王羲之手植的千年古樟虬枝擎天，死后屹立不倒——精气神等，进一步加强了保护和修缮。
四、家训对现代乡村治理的当代价值
“家为国之本”，正是一个个家庭组成了社会，凝聚为共同体。以家庭为主体的家训承载着一个家庭或家族的精神力量。家训文化也日益成为农村乡土社会的集结号，是现代乡村治理的重要资源。倡导优良家训不仅有助于拓宽现代乡村治理的途径，增强村民对乡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更有利于促进乡村“共同体意识”和提升乡村干部优良作风。
1、创新文化认同载体，拓宽现代乡村治理途径
增强文化认同，首先要立足于文化形式的认同，即需要借助相应的载体与工具。家训是一项良好的工具。家训的整合与宣传是推进现代乡村社会治理的有效抓手。以家训为切入点，可以衍生出许多的手段。如探索实施以评定星级文明户推动文明家庭创建的措施和办法，选树宣传一批“五十佳”、“最美家庭”、文明家庭等典型，展示最美家庭、文明家庭风采。组织开展“传家训、立家规、扬家风”活动，通过提炼和悬挂家训、制作和征集家庭故事视频短片、创作特色文艺节目、举办经典朗诵会等多种形式，展示好家训、好家规、好家风。也可结合好人馆、乡贤馆、文化礼堂建设，建设一批乡镇示范家风馆或者家风廊。这些都是以家训为点推开的宣传载体，拓宽了现代乡村治理的途径。
2、挖掘乡村伦理共识，传递现代乡村治理温情
梁漱溟认为，“伦理关系本始于家庭，乃更推广于社会生活、国家生活。”农村的基本社会群体就是家，一个扩大的家庭。村中更大的社会群体是由若干家根据不同目的和亲属、地域等关系组成的。[2]因而，家训文化代表着一个家庭的治理模式，但其传递出来的“睦亲”、“礼法”“孝义”的伦理观，有助于架构融洽、和睦、温馨的人际关系，形成良性互动的社会关系。从伦理的维度看，家训里蕴藏的丰富伦理精神和道德观念，可以帮助处理乡村社会的各种关系与事务，从而增进村民之间的友好互助，传递现代乡村治理温情。
3、树立乡村“共同体意识”，提升现代乡村治理功效
作为传统文化的缩影，家训为农村共同体提供一个“精神家园”，有力支撑农村生活体系，维系农村社会秩序。家训一般通过家规的形式来展现其内涵，家规犹如家庭的“基本法”，家训家规的传承与弘扬影响着村庄共同体成员对某种观念和行为的认同。家训家规通过立规矩来达到树立““共同体意识”的目的，进而磨炼和提高家庭成员的意志力。家训以尊祖敬长、祖先崇拜的方式凝聚家族精神，使家训的观念长存于每个子孙的心中。同时将家训与乡规民约结合起来，形成既能唤起村民对传统乡村文化的“记忆”和归属感，又结合现代乡村治理实际的新型村规民约，使广大民众能够真正的认识并理解家训文化所蕴含和传递的價值与精髓。
4、传播清廉家训文化，培养乡村干部优良作风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在十八届中纪委六次全会上又指出，“领导干部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干部作风的好坏关系到一个村庄的政治生态。面对当前乡村治理过程中，干群关系紧张，探究根本是由于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干部为民服务的意识与自我利益获取之间的矛盾。家训中秉承祖先代代相传的清廉家风训诫，当代干部应该从古代家训中寻求经验和教训，学习提升自身的存公心的政治理想、尚廉洁的个人品德和尽职守的职业素养，也要学习如何让家庭成员懂得认识自身处境，自觉遵纪守法，廉洁用权，守住底线，筑牢拒腐防变的道德防线，稳固干部优良作风。
【注 释】
[1] 赵霞，杨筱柏.当代中国乡村文化认同的理论外延与路径依赖[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138-143.
[2] 费孝通.江村经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9.
【参考文献】
[1] 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m].商务印书馆，2011.
[3] 刘艳军，刘晓青.基于传统家训文化视角的现代乡村治理与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m].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
[4] 赵秀玲.传统“家政文化”与当前中国乡村治理[j].求索，2017.1.
【作者简介】
戚红蕾（1990.04—）女，汉族，浙江嘉兴人，硕士研究生，助理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