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19.02.006
从1978年到2018年，中国旅游研究经历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对于一个知识领域的成长而言，40年可以说是一个不短不长的历史。言其不短，是它可以用将近半个世纪来计量;言其不长，是说即使在一些主流的知识领域，一个新的思潮或理论架构的诞生与发展，也需要不止40年的时间才能得以养成。如果从学科或系统的知识体构建的角度来说，40年就更不算长。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段，中国旅游研究实实在在地走过了它的初生期和青年期，进入了一个逐渐走向成熟的转型期。在这期间，理论研究所扮演的角色，经历了某种程度的转化，值得以反思的视角加以审视，以便对未来的理论研究做出某种方向性的推断。
如果说“中国旅游”可以作为一个范畴来加以运用，那么，它大体上包含了旅游产业、旅游研究和旅游教育3个领域。旅游产业是旅游现象的集中展现，是旅游需求和供给之间沟通的桥梁，也是现代大众旅游的基本实施载体。它的体量的迅速放大是对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的自然回应，也由此催生了旅游研究和旅游教育的快速发展，使它们各自担负起对旅游现象内在规律予以探索和对旅游研究的知识成果做体制性传播的使命。
然而，“在中国甚至全世界，恐怕没有一个知识领域能像中国的旅游研究那样，于20世纪70年代末平地而起高台。相比于西方旅游世界的知识进化而言，中国旅游研究、旅游教育和旅游产业在这一时期同时起步这一特点，必然造就旅游研究领域独有的时代特质，从而见证了诸多早期践行者那种筚路蓝缕、勇于开拓、直面现实、以用为学的探索精神。”（引自《灵水识譚》，第198页）笔者在这一段表述中所要传达的思想，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中国旅游知识界与旅游产业发展实践之间在40年的历史大潮中所形成的关系，这也是旅游理论与实践关系的一个缩影。以此来检视40年中理论研究在旅游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便可以发现，旅游产业发展在对待理论成果的态度上经历了一个逐步自觉化的历程。
一般地，从研究的类型来看，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是诸多分类中的一种。在40年的中国旅游研究历程当中，这3种不同类型的研究，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也起到了独特的阶段性作用。这种角色分野，如果粗略地加以划分，大体上分别对应于20世纪的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以来的十余年3个阶段。如果试图概括各个阶段旅游理论与旅游产业实践之间的关系，大体上有如下几种特点：
在第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对策为先，经验主导，理论处于缺位状态”。这一时期，中国旅游业面对刚刚开启的国门和爆发性的入境旅游潮流，在尚未摆脱事业单位接待模式和供给严重短缺的产业基础上，完全通过先行者个体的经验摸索来应对实践中的问题。不仅本土的旅游理论处于空白状态，国外的旅游理论也没有得到充分引介，旅游产业整体上缺乏理论的指导，其经营和管理基本处在拳打脚踢的水平上。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旅游产业在一方面成为最先改革开放的一批产业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奠定了其“中国特色”的基调，为日后催生旅游理论的中国范式提供了实践倒逼的土壤，使全盘西化的理论取向在中国旅游理论发育过程中始终会遭遇现实可行性的质疑和挑战。
不过，在第二阶段，中国旅游发展还是经历了模仿、引介和吸收国外旅游理论的过程，表现为旅游发展进入了“问题导向，理论补位，拿来主义占据主流”的西方旅游理论渗透时期。一方面，由政府主导、以旅游规划为抓手的旅游发展开始进入问题导向、有序统筹的阶段，从而推进了旅游发展的科学化进程，另一方面，这也唤起了旅游学术界向国外采借旅游理论的热情。这期间，申葆嘉、张广瑞、李天元、张凌云、保继刚、喻学才等学者都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申葆嘉的“国外旅游研究进展”一文，在旅游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该文如一股清风，不仅洞开了学术界的视野，而且带动了理论研讨的风气，展现了理论发展的方向。在此期间出版的申葆嘉的《旅游学原理》和谢彦君的《基础旅游学》两部著作，也是在充分吸收国内外旅游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较为系统的理论成果。不过，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旅游发展实践在吸收国外理论方面并不自觉，往往还处于低级的模仿水平或案例学习层次，对国内学术界所贡献的理论成果还没有开始消化、吸收，于是，理论所扮演的角色不可避免地处在补位的地位。
在第三阶段，一方面，突飞猛进的旅游产业实践既形成了为数可观的理性经验，同时也积累了越来越多因理论缺位而造成的实践盲区和误区;另一方面，旅游学术界长期探索的理论成果在提高旅游发展效率和改进旅游发展效果方面逐渐发挥作用，从而使得这一时期旅游理论所扮演的角色呈现出“理论进位，推动应用，本土理论意识觉醒”的局面。这期间，基于中国旅游发展现实的本土化理论探索与消化吸收国外旅游理论的努力并行不悖，逐渐形成了几个很有特色的理论型式，并得到了产业界的自觉运用。这其中，王宁所主张的本真性理论，张凌云所提出的非惯常环境说，保继刚所提出的旅游吸引物权说，以及谢彦君所坚持的体验说等等，都或多或少赋有本土化的理论色彩。与此同时，在这十余年当中，旅游学术界同行在旅游研究领域展开全方位探索，形成的理论成果丰富多彩，极大地拓展了旅游研究的疆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旅游实践部门所推出的“旅游+”“+旅游”乃至全域旅游等诸多概念当中，尽管所采用的语汇不同，但它们所体现的基本内核完全契合于旅游化、体验化等学术概念。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旅游研究已经形成了理论自觉，基于学科立场的知识溢出的使命也悄然成为旅游学者的学术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旅游研究在进入21世纪之后，其理论目标已经开始朝向本土化、体系化和多极化方向发展，有特色的旅游理论开始酝酿、形成。
通过对过去40年旅游研究历程尤其是其中理论研究所扮演的角色的初步研判，我们可以对未来旅游研究中的理论走向做出大致的估计，推断理论在整个旅游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演化方向。以下是笔者的几点粗浅认识：
（1）旅游研究的理论化。尽管旅游研究除了理论研究之外还有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实践领域对理论成果的期待与需求，与理论界自身对知识建构的使命和诉求，已经成为推动旅游研究走向理论化的共同力量。没有理论研究，应用研究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理论研究，对策研究必然流向经验主义，个体意见代替共识、常识，实践层面出现偏误甚至重大错误的情况就不可避免。
（2）旅游理论范畴与命题的体系化。理论的存在形式是范畴和命题，它们以自洽的方式，丰富多彩的内容，以及严谨的逻辑表达形式，构成体系化的旅游知识，系统解释旅游世界纷繁复杂的现象、关系和规律，在本体论意义上回答诸如是什么、什么样和为什么之类的问题，并最终促成独立的旅游学科的形成。就旅游学科的发展现状以及所面临的制度性约束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在目前阶段，旅游学科还没有发育出丰富多彩的范畴，没有形成自己的语汇，已有的理论命题不仅有限，而且还难以达成共识，甚至存在自相矛盾的情况。这是旅游理论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3）旅游理论流派的丰富化、特色化。旅游理论或知识的体系化，并不意味着理论的单一化或单一理论的霸权化。换言之，在強调单一理论在范畴、命题方面的自洽性的同时，还必须鼓励多种理论的共生、共荣。这一点是基于知识的本体论特征而提出的。由于视角或立场的不同，人类在认识世界时很自然会得到不同的认识结果，由此构成了有关世界本质的不同解释模型。可以说，因视角差异而形成的不同甚至对立的本体论结论是正常而普遍的。在未来，必须鼓励、呼唤旅游理论的多元本体论解释，理解盲人摸象是立场、角度、位置和机遇等多重因素共同影响导致的必然的认知结果，人类在认识世界的本质时只能趋近于完美，但却永不可能达成完美——因为人类无法复制两个完全相同的认识视角。只有基于这一认识论观点，才可能期待旅游理论的丰富化和特色化，才可能期待旅游知识大厦拥有宏大的规模和迷人的魅力。
（4）旅游理论建构的内生化和本土化。中国旅游理论的形成，既有来自对国外旅游理论的借鉴，也有来自对其他学科成熟范畴和命题的移植和采借。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自身的旅游发展实践的独特性，将构成旅游理论内生化和本土化的强大动力。理论的内生化意味着大量的范畴和命题来自旅游世界内部，来自中国旅游发展实践的土壤，而理论的本土化意味着对所有来自国外、来自旅游学科之外的范畴和命题进行适应性改造、修正，以避免生吞活剥和教条主义。
（5）旅游理论价值的溢出化和国际化。一方面，理论的价值往往带有某种程度的普适性，某个领域的理论创新对其他领域也具有知识溢出的价值，同时，中国作为旅游大国，其旅游理论研究对世界旅游理论版图也应形成知识贡献。作为全球化潮流中最能体现流动性的旅游现象，不仅中国的出境旅游和入境旅游会带给中外两个世界以各种效应，而且，中国的国内旅游因其巨大体量和独特文化根基，也决定了在对旅游现象进行理论解释时的巨大空间，会形成丰富的理论形态，这些对世界都可能是有价值的。未来的中国旅游学界应致力于推动中国旅游理论成果的价值溢出和国际化进程。
（6）旅游对策研究中理论应用的自觉化。对策研究是直抵旅游发展实践的，它通常要直面各种具体的、独特的制约因素，使得一般的理论在应用的适当性上遭遇挑战，并进而构成对理论本身的质疑，甚至产生整体性的理论无用的怀疑论实现，助长了个人经验主义倾向。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在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认识上出了问题。实际上，个人经验尽管建立在亲历的基础上，但不免是狭隘的、个案的和具体的，与此相比，理论却是人类的共识，是共同经验的一般抽象，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适性。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曾明确将那些只强调实践而不重视理论的人称之为庸俗的事务主义家，并且明确指出，“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这是对理论价值的最透彻的阐释。因此，在旅游发展实践中的对策研究，不应排斥理论，反而应在充分理解理论的约束条件的前提下自觉地加以运用。
（第一作者系该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二作者系该院博士研究生;收稿日期：2018-12-03）
[责任编辑： 吴巧红;责任校对： 宋志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