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5日凌晨，首批获救的9名矿工顺利升井，山西临汾王家岭上掌声四起。
如潮的掌声，是为首次将井下被困矿工送出地面的汾西矿山救护队响起的。之后，随着130多名被困人员的升井，数支救护队在掌声中完成了山西有史以来生还人数最多的一次煤矿事故救援。
汾西矿山救护大队全称为山西焦煤汾西矿业集团公司矿山救护大队，是山西为数不多的国家级矿山救援基地之一。这次，作为第一批赴现场并救出众多幸存工友的救援队，汾西矿山救护队的抢险表现被国家安监总局局长骆琳夸赞为：“真是一支老虎队。”之后，“老虎队”成为他们的代号。
这也是矿山救护队首次得到来自全国民众的致敬——更多时候，他们为了井下的哪怕一个人，也必须掘地三尺，在危险中寻找遇难者，却默默无闻。
汾西矿山救护大队队长陈永生记得，在一起煤矿透水事故中，5人被困井下，生死不明，他们一救就是5个多月。5个月后，抽完9万立方米的积水，陈永生和队员们背上来五具尸体，全身已经长了将近30公分的白毛。半年完成—次任务，并非孤例。而他们面对的种种压力，还包括煤老板的瞒报要求、来自领导的压力、家属的责骂甚至暴力相向。
截至2009年9月，仅仅是这支建队50年的汾西救护队，共参加矿难救援428起，救活者仅324人，平均一起矿难不到一人，搬运出遇难矿工遗体1243具。
尤其在最近十年，随着矿难发生率和死亡率的急剧上升，他们见证了山西矿业繁荣背后最血腥残酷的一面。随着山西矿业的整合，也许这最血腥的一页将会翻过。
与死亡相伴的职业
喝完一斤多白酒，陈永生离开酒店，自顾大步向前，将一群朋友远远甩在后面。53岁、身高超过一米八的陈永生，依然有着健壮的身体。接受采访时，陈永生时不时将裤腿卷过膝盖，大声谈笑，丝毫没有整天在死人堆里打滚的印迹。
“在别人都往外撤的危险时刻，自己才进去救人，是要积大德的职业，比医生的救死扶伤还要高尚。”30年前，刚刚加入救护队的陈永生认为自己以后会是个英雄，抱着这样的理想下了井。
然而，这种浪漫的理想主义情怀，在第一次下井后瞬间打破，“井下更多的是死人。”
第一次面对死人，和他同期入队的一个队友当场崩溃，大叫“鬼啊”，扔掉救护设备，一路号啕大哭奔向地面，从此退出救护队。“弛一度精神轻微失常，很长时间才恢复正常，”陈永生说，“幸好那天并不是处理爆炸事故，不然，他扔掉救护设备跑掉，可能马上死亡。”井下的瓦斯爆炸后，一氧化碳浓度常常达到2-3%。而一氧化碳浓度只要达到1%，人只要吸入一口就会当场毙命。
事故后的矿井，可以称之为“死亡之窟”，救护工作如同“死亡之旅”。救护设施也无法保证救援人员的安全，心理过硬有时和身体素质过硬一样重要。
队员梁晓辉第一次参加矿难救援任务时，与老队员一起下井侦察。数小时后，突然看到两名队员扶着一名老队员往地面撤退。“肯定是出事了！”恐惧让梁瞬间完全失控，“一股强大的气流直冲脑顶，脑神经极度紧绷，心跳和呼吸加速，我的面罩立刻模糊起来，很快布满了小水珠。”
幸好一名老队员看到这一幕，赶紧拍了拍他的肩膀，打手势告诉梁，心情要平静下来，呼吸要均匀。梁晓辉顺从地深吸了一口气，慢慢调匀呼吸，摆脱了危险。
“当時要是一直这样下去，在井下复杂的气体环境中，是很有可能没命的。”梁晓辉说。
除了井下环境造成的不可预知的危险，救援矿工本身也充满变数。因为偶有奇迹发生，幸存矿工也常常已被吓得半死，精神失常者居多。
2005年3月9日，山西省交城县岭底乡香源沟煤矿二坑发生瓦斯爆炸，井下38名矿工生死不明。汾西矿山救护队下井搜救4个小时，眼前忽然出现闪烁的矿灯。“有幸存矿工！”但6名救护队员还没来得及兴奋，忽然一块煤碴兜头扔来。救护队员好不容易靠近两名矿工后，带队的中队长王根生正准备抬人，一名矿工突然坐起，对队员们又打又踢，王根生伸出的手被他抱住狠狠咬住不放。另一名矿工身上的衣服已被全部烧掉，脸上、胸上一片血红，呲牙咧嘴、不停飞舞着棍子，打向救护队员，队员们只得躲闪。
救援陷入了僵局。幸存矿工一再要求，除非能叫出他们的名字，他们就跟着走，否则不准靠近。
背着几十公斤重的救援设备、冒着一氧化碳再次爆炸的风险在井下搜救74个多小时，救护队员没想到竟有幸存矿工这样对待他们。后来才知道，这两个人已经精神崩溃，以为救护队是传说中阎王派来收魂的小鬼。
最终救护队只得将他们绑起，暂时送至U通风处平静将近两个小时，才送出地面。
除此之外，每每在发生爆炸后，救护队还要冒着再次爆炸的危险，迅速抢出井下炸药库所存的炸药，以免事故再次扩大。在孝义安信煤矿爆炸后，汾西救护队曾在井下抢出113袋炸药、1箱雷管。稍有不慎，引发爆炸，全队从此就长埋地下。
不受欢迎的遇难矿工搜寻者
井下数公里处，受到的委屈和误解，永远不会有人看到。
他们的任务，更多的时候是必须找到所有死人。然而费尽千辛万苦找到尸体的他们并不受人欢迎，甚至会遇到痛打。
2004年，介休市绵山镇发生透水事故，5名矿工在井下生死不明。三天后，只救出3名矿工的救护队，得到是三次热烈的掌声和一顿遇难矿工家属的痛打。
2003年，孝义市孟南庄发生煤尘爆炸，72人遇难。面对余爆不止，救援队根本无法下井，家属愤怒地指责他们见死不救，围住救护队员痛打，并砸掉了指挥部。
2007年陕西铜川事故中，面对不断发生的次生煤尘爆炸，矿工家属让救护队下井救人，但救护队家属拼命拉住队员们不让下井。许久僵持不下，最后调来山西救护队。但山西救护队到场后，同样发现条件不允许当时下井搜救。在挨打受骂中，救护队一直等到井下灌水灭火再抽出水来之后，才搬出来100多具尸体。
“要理智和忍让，”陈永生时常宽慰队员，自己其实一肚子委屈。“我们是灾难背后的隐形人，无数次矿难中，所有人的眼睛永远盯着获救矿工、官员和死难矿工，从来不知道还有我们在井下冒着生命危险在工作。除了同伴，没有人知道我们在井下怎么工作，干了什么。”
他们的工作被外界忽略的主要原因之_是，当地政府并不乐于外界知道事故详情，每当事故发生，立即拉起警戒线，任何人严禁入场，尤其是记者。
陈永生也有抱怨：“我们不如消防队，消防队的水管一开，所有人都可以看得见他们的工作。火灭了就能受到表扬，得到敬重。
见证50万矿工的血煤轮回
2001年起，陈永生和他的救护队，突然忙碌起来。这一年，山西的矿难骤然升级。
随着煤炭经济的回暖，山西在1999年就有了多达1万多个地方小矿，井下开始疯狂生产。从每吨煤只挣几元钱一下子猛增到几十元钱，困窘了数年的煤老板终于看到了摆脱债务的机会，于是开始将手中的煤矿层层转包，以期尽快偿债。而承包者则为了赶本回利，拼命生产，大幅增加井下矿工，下井人员开始严重超标。
在2001-2005年间，上万个矿井中，每个井下的人数至少在50-150人之间。以此计数，山西矿工最多时至少有50万之多。与此同时，此起彼伏的爆炸声中，事故死亡人数开始动辄上升至数十人。煤老板点数的每一张钞票，矿工的鲜血都浸染其间。
“煤炭经济转好后，山西从此进入特大矿难频发时期，”陈永生记得非常清楚，数字说明一切。2001年9月13日，大同一个小煤窑发生瓦斯爆炸，23人死亡，首先敲响了警钟。紧接着在11月，连续发生三起矿难，其中一起为26人，一起为33人。其后在2003-2005年，重特大事故不仅频频爆发，而且人数呈上升态势。2003年死亡72人的孟南庄爆炸事故发生时j仅吕梁一地当月就发生三起重特大事故。
陈的记忆中，之前的矿难，下井人数都不过10余人，事故死难者大多数只有数人甚至1人。
暴利之下，矿工的生命变得低廉。陈永生发现，太多矿工大字不识，下井前连基本的培训都没有参加。
2008年6月13日，孝义市下堡镇安信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火药库发生爆炸事故。15名矿工安全自救出井，其他矿工被困井下。救护队在井下先后发现13名遇难矿工，同时救出9名遇險人员。
事后遇险人员的讲述，让救护队员们愕然。事故发生后，遇险人员所在的北三回风巷，幸好没有被破坏掉通风系统，事故刚一发生时，这一区域共有24名矿工幸存。但没等多久，有人按捺不住，提出要冲出巷道，回到井上。一名稍有经验的老矿工劝阻说，爆炸后可能会有毒气，但13人不听劝告，坚持要走，20余人一致拥护，结伴向前，老矿工自己也没有坚持，跟在后面。结果刚一迈出北三回风巷来到运输巷，高浓度一氧化碳让走在前面的十余人相继扑倒在地，中毒身亡。
老矿工急忙拦住剩余8人，退回北三回风巷。即便如此，这些人依然不吸取教训，并已约好时间，再等半个小时还无人救援的话。再度冲出北三回风巷道。
“我们要再晚去一会，这些人将无一幸免。”救护队员说，“只要稍有常识，这24名矿工完全可以都活下来。”
拿起铁镐就下井的矿工，被陈称之为“可悲叉可气之人”。“第一次你不知道危险，第二次还不知道吗？第二次还认识不到，第三次总知道了吧？怎么还去黑口子挖煤？”
汾西救护队的所有老队员，都记得一个老矿工。2002年，山西某矿发生爆炸，这名50多岁的老矿工幸存，被救护队发现时，老头嘴里一直念叨“再也不下井了，再也不下井了”。
但第二年，该矿又发生爆炸，搜救队再去现场，赫然发现这名从死亡线上捡回一条命的老矿工还在矿上，并且再次幸免于难。
第三年，该矿又发生爆炸。救护队知道这名老矿工在遇险者之列，并特意去寻找他时，却再也没有找到。陈永生无可奈何，“也是生活所迫吧。”
瞒报的代价
重特大矿难频繁爆发，最终把煤老板、官员、矿工都卷入到一个不能自主的黑金漩涡，救护队这个职业也未能幸免。“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所有救护队的公认职责，在那个矿难频发的年代，并没有被遵守。
2003年，随着矿难不断升级，山西开始对涉及官员问责。当年，连续发生三起重特大矿难后，吕梁一名副专员成为矿难问责第一人，被免职回家。
对矿工生命可以不负责任的煤老板，却不得不为官员的官帽着想。
2003年至2006年期间，陈永生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拒绝煤老板的私人救援请求。双方对话几近定式：
“是汾西救护队的陈队长吗”
“是的。”
“我这儿出了点事情，能来支援一下吗？”
“可以。我们出队必须由你们县政府或主管单位通知我们的上级单位汾西集团。你抓紧时间汇报一下。”
“那……我再找别的队吧。”
“一听这话就知道都是要瞒报的煤老板。他们只要看到我这边要求上报，马上就打退堂鼓了。”陈永生说，“煤老板的要求无所谓，你不出任务就成。但如果是领导提出这样的要求，救护队很难坚持得住。如果答应瞒报的要求，你事后可能会被免掉，甚至被判刑;但如果不答应，你可能被就地免职。”
陈说：“2001年至2005年，救护队参与瞒报，在山西有两个完全相反的例子。某个救护队和宁武救护队的队长都按照领导的要求参与瞒报了，前一个被发现后遭撤职，但后来却被格外关照;另一个则因为清算瞒报事件时，后台尽倒，被判刑入狱。”
2005年，帮助瞒报宁武“7·2”矿难的原忻州市军事化矿山救护大队副大队长徐伟明被判犯有受贿罪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救护大队党支部书记王虎增、大队长邵二宽，犯有受贿罪和帮助伪造证据罪。
在瞒报时，徐并没有想到自己会有如此结局。2005年7月2日，徐伟明接报后安排队员分四批先后赶赴现场抢险，队员们共偵察到30具遇难矿工遗体。然而在宁武县相关领导的授意下，他们向省级领导汇报时，将死亡人数瞒报成19名。
但此事很快被媒体得知曝光。徐与当地数名领导一起入狱。
“徐伟明现在还在监狱。”陈永生感叹，“我们队因为不受地方管理，相对要好些。但其他队在那几年，确实难过。”
继问责制后，山西又推出“每死亡一人罚款100万元”的政策。2005年，该政策被首次执行，山西交城的一家煤矿被课以3000多万元的巨额罚款。但在这种“罚到倾家荡产”的政策与官帽子的双重高压下，瞒报动力越来越大。
无论是黑矿、小矿还是地方矿，在事故发生后，第一选择大多是瞒报。矿主在不断提高死亡矿工赔偿金的同时，要求死难者家属“封口”。而地方各级政府乐得眼不见心不烦。2007年，山西泽州被曝光一年瞒报矿难28起。正是监管部门与矿主心照不宣的产物。
增加的威胁
盲目生产的工人阳煤老板，给救护队也增加了威胁。
那个年代的矿井，完全是老鼠洞。由于四处乱打洞，事故后，矿方提供的图纸与实际情况相差天差地别，一不小心就会迷路。“在这样的矿井下救人，你得倍加小心，救护队的呼吸器一般能用四个小时。时间到了，马上没命。所以下井救援，都是一边放线，一边前进。两小时后，必须跟着所放的标识线原路返回。”
小矿井里，巷道的弯曲低窄连这些频频下井的救护队员都无法想象。一次，在井下发现一名幸存矿工，由于巷道太窄太低，要救人就必须有一个人爬过巷道。
背起了呼吸器爬了200多米时，救护队员才发现，由于巷道太低，背着呼吸器根本无法进入，他只有将呼吸器从背上取下，用手托着呼吸器继续靠近那名昏迷的矿工。但带出矿工却更难了，狭窄的巷道根本没有空间让他、呼吸器和矿工同时通过。救护队员只得用电缆绑住这名矿工的腰部，两手托着呼吸器。每前进一步，就将呼吸器放下，然后拖动电缆，矿工的身体也跟着移动一步。
这种艰难的救援，在那些年里成为越来越常用的操作方式。几公里巷道，常常一趟下来队员已经累到不能动弹。艰苦危险的工作，让救护队成为集团中调动比例最高的单位。每一批队员，至少有10%的人最后要求调走。
面对险境，陈永生也无可奈何，只能通过加强训练，多些应对险境保障。坚持训练让汾西救护队在历次救援任务中没有发生过一起死亡事件，但别的队却未能如此幸运。有一支救护队曾经发生意外，被炸死7人，之后5年内都没有招入新队员。
“每出—次事故，对队伍的稳定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哪怕是有人受伤，大家也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淡忘恐惧。”
“90%的矿难因为管理层失职”
从王家岭矿难救援回来，陈永生带回一块矿工吃剩的树皮。在其后就王家岭矿难集团内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胨拿出这块树皮来说话。
“在座的都是我们汾西矿业集团的领导和各个煤矿的矿长，我们看看这就是井下幸存矿工为了充饥吃的树皮。当我把那名矿工抬到皮划艇上时，他的手里仍然紧紧地攥着这截树皮，在井下这就是他的命，8天8夜他们喝的就是地上的老窑水。
“为了我们的矿工兄弟不再以这样的树皮、煤渣充饥度日，”陈永生说，“在生产中，我们的领导要正确决策，矿工要严格按照安全生产规章操作，才能避免这样的事故再次发生。”
“所有的事故都是可以避免的，只要管理层严格按照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来操作。”所有救护队员都知道陈的观点，“在我所参加的救援事故中，90%以上是因为管理层的失职，而且这样的事故绝大多数是大事故。”
屯兰矿难发生时，刚刚经过3个月紧张施工升级的瓦斯监控系统完全失灵。“你的先进系统失灵了，那你的瓦斯员为什么也没有发现呢？超标那么高，不可能不发现啊！什么样板矿，还不一样是管理制度执行不到位吗？”陈永生说，“再说王家岭矿难，坏就坏在这个‘勇争第一’上。为了赶进度，有些人都把制度不当回事。渗水好长时间了，一直有汇报。事故发生几天前，还请了陕西的专家过来诊断，竟然认为是正常的地下水，这怎么可能？即使专家确实没有发现渗透的是老窑水，那你为什么不探水？”
王家岭事故发生前3小时，矿工因漏水严重，曾停工请示地面。“这时为什么还不探水啊？避免悲剧的机会有很多，但这些不负责任的人都错过了。”陈永生反复强调，“只要不违章操作，只要不瞎指挥，矿难不可能发生。”
2010年6月底，陈永生的队伍忙着为兼并重组煤矿做开产前的井下情况侦察，几乎所有的队伍都被派出。
这在陈永生看来是好事。“山西在进入大矿年代后，频发事故会好一些，”陈永生说，“我不敢保证大矿的领导就不会瞎指挥，就不会出现更严重、更大的事故。但我至少觉得，大矿和私人煤矿在安全投入和管理上根本不是一个档次。至少在以后的救援中，井下条件和图纸的不真实性，会得到彻底改善。”
据公开数据，2008年中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下降为1.182%，山西相对较低，接近全国的一半，但还是远远高于美国煤矿2004年的0.027%，而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甚至实现了多年煤矿开采零死亡率。2009年，占全世界煤炭总产量的37%左右的中国大陆，矿业事故死亡人数却占全球煤矿死亡总人数的70%左右。
陈永生和他的救护队依然面临挑战。
编辑 涂艳 美编 黄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