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护核大国地位、优化能源结构、改善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谈判地位、推进高新技术发展、支持国民经济再“翻两番”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等多方面迫切需要出发，我国宜进一步提升核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战略定位。核电的“适度发展”应从试验性、补偿性之“度”调整为战略性、进取性之“度”。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基础上应当把我国的核工业更大规模地纳入市场经济运行的轨道。
维护我国核大国地位需要更大规模的核工业基础
2002年6月23日，胡锦涛同志在视察秦山核电基地时指出，核电产业是高技术的战略产业。中央的这一判断是非常准确的。以核电为主的核工业，其战略作用首先表现为是维护核大国战略地位的重要基础。
当前，我国的核大国地位在各种国际力量的抗衡中正在受到新的挑战。前苏联解体后，美国正在推进其新的核垄断战略。一方面，在伊拉克戰争、朝鲜核问题上以“反恐”、制裁“邪恶轴心”等借口不断采取先发制人的政治甚至军事手段清除新的潜在核能力。另一方面，通过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退出“反导条约”以及迫使俄罗斯接受战略核力量对比不均衡性等力图实现核力量的全面优势。美国要实现“一国独大”，可以断言，把中国排挤出“核大国俱乐部”是其既定战略。此外，周边国家的核能力增长也正在形成对我国核大国地位的挑战。不仅“朝核”问题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印度、巴基斯坦也都已进行过多次核爆试验。日本也已拥有完整的核燃料循环体系并掌握了生产钚及浓缩铀技术，日本核电在其发电总量中所占比重已经超过三分之一，实际上实施的是一种“没有核弹头的核体制”。
在当前的世界政治、军事、经济格局中，我国在核大国俱乐部中的地位决不能动摇。在禁试禁产的国际条约约束下，保持这个地位的关键环节之一就是要确立与核武器配套的军用核材料科研生产体系，新型海军舰只核动力研制、装备和技术服务体系，核敏感技术不断跟踪国际先进水平的核科研体系。而要维持这样一个体系，仅靠原有体制下“准备打仗”的发展之路已经不能适应需要。我们必须走“寓军于民”、“寓国防于市场”之路。我国的核体系应当是一座“金字塔”型的体系。保持核威慑力量的核技术是“宝塔尖”。在这个宝塔尖下，应当建立一个规模足够大、且能够加入市场经济运行的核工业基础。从长远战略看，我们必须拥有一个足够强大的核工业，才能为核技术研发经费建立起市场化的补偿渠道，才能通过大量产业化的应用为核技术发展提供更多试验机会并形成生产与储备核原料的能力，也才能长期维持一支高素质的核科技队伍。
启动新的核能战略已成为保证能源安全的迫切之需
“九五”以来，我国内、外部环境中存在着很多不利于核工业发展的因素。例如前苏联切尔诺贝利和美国三里岛核事故的阴霾不散，各国发展核电的步伐普遍出现迟疑；美国于2001年5月推出的“新能源计划”中重新把传统能源作为发展重点，甚至不顾国内外反对要在阿拉斯加的自然保护区开采石油；我国台湾省出现了所谓“核四风波”；香港舆论对大亚湾核电站的安全性多有疑虑等。此外在这一过程中，三峡等一批大型水利（电）建设项目又恰逢投资高峰期；我国电力体制改革也在这一时期逐步推进。所有这些因素都对发展核能的战略决心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此背景下，前期“适度发展”的指导思想明显带有观望、暂缓的色彩。目前核能在我国能源结构中仍滞留在试验性、补偿性的地位，核电在总发电量中所占比重仍不过0.7％，在一次能源中所占比重则更是微不足道。现在看，我国“适度发展核电”之“度”有必要调整为积极的战略性、进取性之“度”。应明确提出，核电发展的中期目标至少应定在发电量的4％以上，远期目标应作为我国能源结构调整的战略性产业。
我国油气资源严重短缺是一个既定事实。根据2000年的调查资料，我国石油资源人均可采储量只有2.6吨，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1.06％；天然气资源人均可采储量只有1074立方米，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33％。目前我国石油产量为1.6亿吨。由于新增生产能力要抵补衰减的能力，2010年前最多维持目前的水平。此后产量还将递减。我国石油需求越来越多地依赖进口已成定局。保守估计，到2010年我国石油需求将达3.2亿到3.5亿吨。届时进口量将达1.6亿至1.8亿吨。2020年时我国的石油进口量可能将达3亿吨。
2001年，中央在十五届五中全会中明确提出：我国石油后备资源不足，与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需要不相适应，必须未雨绸缪，做到有备无患。这个“有备无患”之“备”，一是要“走出去”，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开发利用国外资源；二是要积极调整我国的能源结构。特别指出，我国煤炭资源的前景也并不乐观，人均可采储量只有89.8吨，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5.26％，相当于OECD国家的22.49％，相当于美国的10.18％。一个战略性的基本判断是，由于油气短缺，中国远期能源基础一定得更多靠电。与火、水电相比，电能发展中潜力最大、可持续性最强的是核电。
在世界范围内，核电已是成熟技术，截至2002年底，全世界运行的核电机组已达441个，总装机容量已达3.56亿千瓦，在全球供电量中所占比重为16.1％，在全球一次能源中所占比重为6.7％。目前世界上已有17个国家的核电在本国总发电量中比重超过25％，其中发达国家核电所占比重，法国为77％，韩国为38％，日本为36％，英国为28％，美国为21％（美国在全球核电总装机容量中所占比重为29％），加拿大为12％。
目前我国一次能源总产量为14亿吨标准煤略多。粗略估算，我国国民经济再翻两番，一次能源需求量至少要20亿吨标准煤；如果21世纪中叶国民经济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现在的水平，按16亿人口算，即或考虑到节能技术发展，我们也需要30亿吨标准煤。如果我国用20年左右的时间将核电在总发电量中所占比重提高到美国现在的水平，核电在一次能源中所占比重就将达10％。按20亿吨标准煤的需求量计算，这个比重相当于1.44亿吨石油或1500亿立方米天然气。
我国现在就应当提出和逐步实施更为积极的核电战略，明确提出长远发展目标。启动新的核能战略已成为保证我国能源安全的迫切之需。我国的能源安全分三个层次。从短期看，目前我国对国际油价几乎没有发言权和影响力，如果提出明确的核能发展战略，我国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谈判地位将立即改善。从中期看，发展核能将极大地缓解国民经济对国际石油市场的依赖程度。从长期看，传统能源的枯竭已为人们所普遍认识，能源安全最终取决于新能源领域的技术竞争。为了保证未来发展过程中的战略主动权，我国参与到这个竞争中去的时间表已经不宜再作后推。
核工业应当成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战略产业
我国的核工业是从国防体系发展而来的。由于多种原因，目前核工业体系仍未充分纳入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提升我国核工业战略定位的内在含义之一，就是要把我国的核工业建设成有充分市场竞争力的战略产业。在新形势下，我国核工业发展应当具有两条“腿”：一条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之“腿”，另一条是市场经济之“腿”。
一方面显然的事实是，依靠财政投资、依靠国防经费已经远不足以满足我国核技术、核工业发展的需要；依靠原有体制延续而来的国有资产配置方式也难以真正形成足够规模，难以长期持续。我国核工业发展必须走市场化之路，依靠市场获取资源，依靠市场提高效率，依靠市场实现良性的自我循环与不断扩张。核工业应当更多地利用国内、国外的资本市场筹集资金。不仅可以实行股票上市，而且应更多地采取发行长期、超长期企业债券的方式。核能项目也应引进外资，部分项目也可以尝试BOT方式。筹资方式的市场化一定会带来产权的市场化。产权的市场化必定会对企业的管理、技术、成本等形成竞争压力，必定促进微观主体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核电生产也应当形成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核算体制。在不断发展过程中，核电产品也应当加入到电力市场的竞争中去。
另一方面，我国的核工业要真正具备市场竞争力，前提是形成足够大的产业规模。我国目前已经具备了自行设计百万千瓦核电站的技术能力。但此前由于核能基地的建设规划及建设的时间表总是表现出一定的摇摆不定，经常性的订货关系无法建立，因而市场化的设备生产能力一直很难形成。降低核电的建设成本、发电成本、技术成本，不断提高设备的国产化水平，关键之一是要形成产业规模。在一个较长的战略周期内，我国应保持每年有核电新机组开工、且开工数目不断增长的态势。
我国核工业发展已具备安全、经济、可持续性的战略前景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核工业的发展提过颇多质疑。其实，我国的核工业发展已经具备了安全、经济和可持续性的战略前景。
从安全性方面看，我国采用的是技术成熟、在国内外均具有良好安全记录的堆型。目前世界上核电站安全防护技术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我国核工业完全可以满足高标准核安全法规的要求。实际上核电对环境的放射性影响仅为同规模火电的百分之一。我国已经成功掌握了乏燃料的分离技术。隔离、监控数量极少的长半衰期固体废物在我国并不难做到。
从经济性方面看，不仅规模扩张将明显改善核电的竞争力，更重要的是，资源的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限制，传统能源在世界范围内将很快进入成本不断递增的区间，核能作为最经济的能源形式已成为国内外专家的共识。
从可持续发展方面看，我国目前的环境污染相当大程度来源于煤的燃烧。而核能几乎不排出影响环境的有害气体，发展核能是改善我国环境状况的重要措施之一。
我国核工业发展的主要不确定因素之一是核原料的资源状况。目前已探明储量绝大部分是前期核军工发展时期找到的，进一步勘探仍有找到新储量的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