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名达，字达人，号显微，江西省兴国县人。1925年7月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1934-1937年任复旦大学历史研究法教授，从1926年至1937年已成书出版的学术著作有16种，主要为《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目录学年表》、《刘宗周年谱》、《程伊川年谱》、《邵念鲁年谱》、《朱筠年谱》。为我国史学和现代目录学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系我国近现代著名史学家、目录学家、国学专家，也是我国现代目录学的创始人，历史上三大目录学家之一。1942年，率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开赴抗日前线时英勇牺牲，是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唯一一位爱国教授，被誉为“抗战捐躯教授第一人”。
姚名达，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
值2007年教师节之际，谨成此文，向姚名达等爱国教授，并向所有爱岗敬业的教师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绝学有遗著，千秋有定评”
姚名达于1905年出生在江西省兴国县城西门坑的一个穷苦读书人家庭，父亲是晚清秀才。姚名达自幼思想缜密，见解卓越，治学勤奋。1923年6月在省立赣县中学毕业后，父亲要姚名达学医,认为学医“既能谋生，且能济世”，为此，姚名达曾经勉强依从父命学医。后姚名达听从友人劝告，乃毅然弃医，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国学专修科，准备投身于自己向往的史学。
1925年7月，姚名达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拜梁启超先生为导师，成为梁启超的入室弟子、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首批38名学员之一。姚名达虽年龄最小，却笃志力学：“愿下最大决心，立志以十年功力，作《中国史学史》的专题研究，非待是书籍成以后，当不离开清华一步。”因而深得梁启超喜爱。梁启超所讲《中国文化史》、《儒家哲学》、《历史研究法》、《历史研究法补编》、《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的等课程，许多系姚名达等人根据梁启超的演讲笔记整理而成的。不仅如此，姚名达还与梁启超通力合作，共同撰写《中国文化史》的空前巨著。毕业后，姚名达因不忍离开梁启超，也不愿抛弃自己的研究专题，遂留院三年从事《章实斋史学》的专题研究。姚名达对于史学史的探讨，始于章学诚，并以此为中心，延伸到其师朱筠，以及邵念鲁、刘宗周、程颐等浙东史学诸家，撰著了多部年谱，既揭示出谱主思想的精华，又展示了社会交往、时代特点。
1930年，姚名达应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聘请，担任编辑和特约撰述及其他写作工作，同时从事访书、编书、教书等，并参与我国近现代大型丛书《万有文库》的编辑。此后，曾任复旦大学、（上海）暨南大学教授。期间，由于刻苦好学，广泛涉猎，博采百家之长，成书颇多。以至“春秋方盛，而著述等身”。虽因社会动荡，生活清贫，但“一手抱儿，一手作文，笑谈唱歌，其乐无穷”。
1940年10月，国立中正大学创办于战时战地的江西（现为江西师范大学），这是江西历史上第一所综合性大学，校长、植物学家、国学家胡先骕聘请姚名达为研究部教授，后为文史系教授。讲授“国史综析”。与姚名达先后从上海等地到该校任教的名教授，还有社会学家雷洁琼、经济学家唐庆增、国学家王易、教育学家童润之等。
姚名达治学道路可分为三个时期:清华研究院时期,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上海时期,主要从事目录学研究;江西泰和国立中正大学时期,主要从事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尤其是在目录学研究中,姚名达建立了近代目录学知识框架和学术体系。
姚名达“一反古今成说，不惮立异之讥”，撰写的《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目录学年表》，是我国现代目录学研究的开山之作。其中《目录学》一书写于1929至1933年间，全书分原理、历史、方法共３篇２０章，范围广泛，内容系统全面，包括了图书馆编目及分类知识。《中国目录学史》用力最多，是姚名达的代表作，写于1935至1937年间，“穷三度之力，费八月之功”，煌煌26万字，是中国目录学承上启下的旷世之作。全书不以时代为纲，主要分溯源、分类、体例、校雠、史志、宗教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结论诸篇，详细论述了自古至抗战前中国目录学的发展，也介绍了西方图书馆编目理论与方法输入中国后的成就，提倡主题目录，不赞成详列篇目而无提要的目录，使之成为“通古今而直述，使其源流毕具”。《中国目录学年表》是姚名达在撰写《中国目录学史》时从千百种古籍钩稽而成，以时间为序，上起秦代，下迄民国，考订排比目录学史事，以补《中国目录学史》按类编写，而无以年代为序之不足。做到了“源流毕具，一览无遗”。
甚至几十年后，著名学者王咨臣、卢贤中仍这样评价《中国目录学史》：“是书，搜罗之博，体例之善，考订之精，允称国内目录学界权威巨制。”、“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目录史方面的论文学著，不下二三十种，无出其右者。”
姚名达不仅有史才、史学，更有史识。他在总结了刘向校阅群书，撰成《别录》的五条经验后说：“此五项工作，虽纯属校雠学之范围，而实为目录学开天辟地所不可少之过程。……目录之学亦由校雠之学脱化而形成一部分矣。……世之言目录者，辄喜以‘四部’与‘七略’对言；非崇四而抑七，即夸七而贬四。……《七略》之体例，殆完全相当于后世之《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其与《别录》相同之处为皆有解题，异处为独有分类。”姚名达还制作了《四部分类源流一览表》，不仅总结了中国传统目录学及现代目录学的长处短处，而且提出了目录学发展的途径，真乃“读是表者当可了解于《隋志》、《四库》为七略、七录之后裔。”同时，姚名达对史学也有独到见解。认为历史事实、历史记载、历史文物文字等应分别称之为史事、史记、史料，综合这些加以分析、研究、探索的历史，应该如物理、地理、心理、生理等一样，称之为“史理”，史学则可称为“史理学”。
姚名达因而成为我国近现代著名史学家、目录学家、国学专家，成为与南宋郑樵、清代学诚并列齐名的我国三大杰出的目录学家之一。他的著作既富有开创性，又非常注重考证严密，至今仍是相关领域的代表作和必读参考书。
姚名达治学严谨。每治一学，每撰一书，必以“诚毅之精神，紧密之思想，奋勉之功力，全力以赴之。”常常告诫自己：“学而至于有成，非易事。”“笃志苦读，深思力索，向未敢后人。”姚名达对自己的作品：“稍不当意，垂成之稿，时复焚毁，豪不惋惜。”从姚名达改名显微中也可见一斑。姚名达后妻巴怡南之弟巴逢辰说过，姚名达在写给岳父的信中，曾说明为什么改名：那是取自《中庸》“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一语，意思是说暗中或细微之处所作所为，能瞒人而不能瞒己，所以君子应常怀戒惧，于暗室、于细处，独处时的行为也应谨慎不苟。即是为了警惕自己时时处处加强道德修养。
“以文诲姐妹，自我得解放”
姚名达在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兼特约撰述期间，深感女性没有自己的历史，缺乏对自身的认识，因而立志研究妇女史，要撰写一部《妇女中国史》，创办一所女子图书馆。以解决她们所需要的专用图书馆，提供她们需要的知识，实现“以文诲姐妹，自我得解放”。为此，姚名达购置了几千册的妇女图书，积累了众多有关妇女的史料，并进行《妇女中国史》的创作。谁知，1932年日本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时，炸毁了商务印书馆，姚名达为女子图书馆和《妇女中国史》积累的图书、史料及书稿，都付之一炬。姚名达气愤之余，并没有气馁，想到要办女子书店、《女子月刊》，出版《女子文库》，致力于妇女平民教育，开展“妇女解放”、“妇女运动”，为妇女解放奔走呐喊。为此，姚名达办起了女子图书馆、女子义务函授学校、女子奖学金等。
女子书店等是靠姚名达与前妻黄心勉有限的稿费和积蓄启动的，但也获得了社会的广泛支持。在女子书店首批支援书稿中，有中国公学教授章衣萍的《看姚名达月楼词》、浙江大学教授储皖峰、汪静之的《诗经情诗今译》、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冯沅君的《沅君卅前选集》、大夏大学教授王国秀的《英国中世妇女生活史》，以及金仲华的《妇女谈薮》、萧百新的《英国女优的日记》、陈叔时的《女性社会史考》、王茗青的《法国女作家》等。
姚名达的工作重点是出版《女子文库》。计划每两年出版一集，每集100册，每一集内分10种丛书，每种丛书各有书10种，以统一的版式出版。这10种丛书是：妇女问题丛书、妇女历史丛书、女子文学丛书、女子艺术丛书、女子生活丛书、女子职业丛书、女子常识丛书、女子实用丛书、现代女作家丛书、儿童教育丛书。到1932年底书店创办的10个月中，已出版20多种。但由于种种原因，《女子文库》到第三年出版的数量出现锐减。第四年则加之黄心勉逝世，姚名达心有余而力不足，《女子文库》一度停刊近半年。
“英风传石口，大节振江西”
1932年“一·二八”战役爆发后，姚名达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已经是满腔怒火：“他们毁灭我们的文化，我们应该怎样地发扬我们的文化，给他们瞧瞧，使他们知道我们是打不倒，灭不掉的！”“吾家被毁，吾身尚在，敌人虽强，怎能禁止我们另起炉灶呢？”为此，沪战一结束，姚名达面对被战火烧为灰烬的书稿、资料、10万余卡片，并没有悲观失望，而是克服“十倍于曩”的困难，执笔补苴《刘宗周年谱》、重写《目录学》。
1935年5月，姚名达与上海150多名文化界人士，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反对埋头读经，反对复古运动，主张唤起民众“完成民族解放的事业”。11月，他又与上海300多名文化界人士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号召文化界“应立即奋起，站在民众前面，展开救国运动。”
1937年夏，姚名达和后妻巴怡南在杭州订婚。8月5日上海《大公报》头条发表了题为《增加抗战实力以金银献给政府盼全国妇女将饰物捐出》的新闻，说：……本报昨接××君及××女士以其订婚戒指寄来，嘱转交政府。并附有一函，……兹将原函披录如下：……我们要求政府立即下全国总动员令，拼整个民族的力量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以致命的打击……我们每一个国民必须尽国民的责任。我俩现在谨以至诚，把我俩前几天订婚交换的约指捐献中央政府，现已由邮包寄上……为备战抗敌之用……我们希望每一国民都能自动捐献其所有与国家（无论货币、金银、古董乃至一切财产，整个生命）！信中要求“不必宣布我们的姓名”者，就是姚名达和巴怡南，那两枚金戒指，即是他们的订婚戒指。
1942年6月，日军在中国战场加强了进攻，企图完全控制江西、浙江、湖南等省。姚名达大声疾呼：“数载以来，赖无数将士浴血抗战，已深陷敌人于泥沼矣！最后胜利，则需知识界实行参战。有愿以服兵役为己任者，吾其为弓箭乎！”“凡我中华有志之士，务必克尽抗日救亡的天职，到前线去，到战壕去，做中华民族的好儿女！”6月13日，姚名达利用暑假倡导组织了国立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被选为团长，编印了《战争服务特刊》，发表发刊词和《战地服务团成立宣言》，并率全团开赴抗日前线。先后在新余、峡山、新淦（今新干）等县组织了青年战地服务团，奔赴江西抗战最激烈的清江一带。他们下到营、连，给士兵送药，为伤兵服务，既做护理，又做宣传工作，使前方将士深受鼓舞。
1942年７月７日，姚名达率领十余名学生，从前线撤退，傍晚时分抵达石口村，本欲渡河立即南走，但船夫认为有利可图，以天晚不愿摆渡为由，索要高额渡资，由于姚名达一行身无分文，只好暂住某村民家中。当晚十时许，在汉奸的带领下，姚名达等被日军第六师团第六步兵团长竹原三郎少将所部数百人包围，姚名达一边大声叫道：“和日本鬼子拼呀！”一边率学生爬上了屋顶与敌军对射，后又与敌人搏斗，毙敌一名，伤敌一名。姚名达不幸身中二弹，一息尚存之际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最后壮烈殉国,时年37岁,成为为抗日捐躯的第一名、也是唯一的一名教授，实现了他“书生报国今其时”的铮铮誓言。——这一天，正是“七·七”事变5周年。
日军离开后，村民将姚名达的遗体暂时掩埋于石赣江大堤边。姚名达的牺牲，海内为之震惊。当时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就先后在1942年7月19日、7月29日、10月22日及1943年3月26日四次刊登过消息和有关报道。
７月19日，中正大学派员携同灵柩前来石口运走姚名达的遗体，并在暂时掩埋的堤边立了一块高约110厘米、宽75厘米的青石板，镌刻碑文：“国立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姚团长显微暨团员吴君昌达殉国纪念碑”。28日，灵柩由水路运抵泰和，沿途路祭，场面宏大，气氛悲壮。30日，江西省政府会同中正大学在江西泰和杏岭的中正大学大礼堂举行公祭。校长胡先骕抚棺失声痛哭，并亲撰挽联：盛年积学，识贯古今，庠序获良师，平日读尽陈篇，早有鸿文垂宇宙；溽暑遄征，志吞胡羯，荒村斗强寇，此日迎归忠榇，永留正气壮山河。
在纪念名达先生殉国一周年时，胡先骕校长再次高度赞扬姚名达“绝学有遗著，千秋有定评”，“英风传石口，大节振江西”。
1943年3月25日，南京政府发布褒扬令，表彰姚名达“见危受命，为国殉难”
1987年4月20日，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姚名达为烈士，198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正式追认名达先生为烈士，并颁发“烈士证书”。1990年，江西师范大学将校园内的“青蓝湖”修葺，易名为“显微亭”，还在校园内建了名达楼，以示纪念。2002年3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雷洁琼为姚名达烈士题词：“抗战捐躯教授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