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略带忧伤的曲调回旋在咖啡屋内，稀疏的秋雨洗净了太原天空凝聚不散的粉尘污染。显然咖啡屋内的顾客，并没有被最近关于山西煤老板忧郁、苦涩谢幕的炒作报道所感染。
外界对山西煤炭行业“国进民退”太多的指责和质疑声，并没有影响这个煤炭大省普通人的正常生活。毕竟煤炭带来的雪崩式的财富离他们太过遥远，他们容易接触的仅仅是财富背后的副产品一一严重的污染。频发矿难下的血色财富，也让普通山西人的名誉受到拖累。
“你去看一看，全世界产煤地区都是比较贫困的，这是一个铁定的事实。煤炭和石油不一样，煤炭本身就是一种低效率、低附加值的能源产品，煤炭的开采工艺和加工利用水平的含金量很低，无法像石油和天然气一样带动起一个很长的产业。山西也逃不出这一规律。”山西省能源经济研究所王宏英所长对记者说。
煤炭是中国的基础能源，山西因其巨大的煤炭储量，30年前《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就写道：“要将山西建成强大的能源基地。”如今30年过去了山西煤炭工业依然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目前，后发省份如陕西、内蒙的产业布局要比山西的起点高，产业集中度也高。陕西的平均单井规模在60万吨，内蒙的平均单井规模在70万吨，而山西在经过几轮资源整合以后单井平均规模也仅达到36万吨。
过去国家为了保证煤炭能源有效供给，提出“有水快流”，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造成了山西煤炭产业小、散、乱、差的布局，几千座小煤矿遍布全境。山西煤炭行业的技术水平和规模水平整体上的低下，使安全监管工作成了山西政府的巨大包袱。矿难频发，受此拖累的省政府也几经“人事地震”。
面对残酷的落后实事，王宏英所长认为，山西煤炭行业进行兼并重组对于山西整个煤炭产业的发展而言本身并没有错，从国际视角来看煤炭行业提高集中度也是大势所趋。美国四大煤炭企业就控制了全国的煤炭行业，澳大利亚情况也很类似，事实上现在提出的在全省范围内由7大主体进行兼并还是有些多。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针对矿难频发，省政府终于釜底抽薪地使出了“政府兼并”的猛药。但“是药三分毒”，这副猛药到底能否药到病除呢?会不会留下更多的后遗症呢?我们无从而知，面对无法摆脱的矿难魔咒，可以称“史上最大的企业兼并潮”在省政府的强力介入下轰轰烈烈进行。这场前途难测的“大手笔”似乎可以成为政府主导并购的典范之作而写进历史，唯一遗憾的是不知道后人怎样书写这段历史。
河曲，地方煤矿的发展缩影
河曲县位于忻州地区西北部，地处山西、陕西、内蒙古三省交界处。从呼和浩特坐车过去，沿途曾经热闹一时的生产场面不见了，停产的小煤窑所在的村落一片沉寂。
20年来依托煤炭发展经济和安全事故频发交织出的矛盾，一直让山西人很困惑。山西人说自己是“生于煤，死于煤”，而如今，他们又在经历一场由高速上升到戛然中止，以至退化的过程。
偏僻的河曲县是一个缩影。
1986年《矿产资源法》颁布，一开始计划经济特征比较明显，河曲县以四大国有矿占主体，还有小部分比例的乡镇矿和私营矿。安全事故也都在可控制的范围。
到了90年代，中国的煤炭价格放开，计划外的煤炭市场初步形成。国务院关于采矿权、开矿权出台了一个转让管理办法，以山西本地为主的民间资本开始大量流入。民间资本活跃以后，1992年之后的5年时间内，乡镇矿基本全部对外承包出去了，李金龙(化名)就是那时介入这个领域的。
1993年的夏天，大雨连下十几天，雨水灌到一个村属矿井中，村领导没能力再张罗开工，这一停工就是一年。最后，村里将这个废矿承包给了李金龙。
李金龙当时是村里人公认的“不学无术”的混混，字认得不多，地种得不好，每天游手好闲，但就是有胆子。当他跳出来说要承包时，他的老婆怕沾惹麻烦上身，抱着孩子回了娘家。
他带着人淘水、修葺，然后开工，这个村里人都认为的废坑口，在他手里“老树开花”了，由于煤炭涨价，大把大把的票子流了进来，连他都还没有弄清怎么回事，自己就已经成了百万，又成了千万，接着又成了亿万富豪。
河血县某位官员告诉记者：“那时候农村建设还未提升至高度，各村管理比较混乱，基本是村长村支书说了算，想包给谁就包给谁。承包费30万、50万，最多100万，这点钱对于村里来说，不知要算多少年的收入了’每个承包者还每年给村民发些米面油，用工承诺，村里也是求之不得。”
经历了1997年和1998年煤炭市场极度低迷的局面后，1999年《合同法》出台，大量的承包合同纠纷此时开始出现。“主要是村里看到人家承包几年就挣钱了投资很快产生收益，开始眼红，煤此时也陧慢涨价，大部分的村开始反悔了，想把矿收回来，每个村子都在太张旗鼓地闹事。”一位村长回忆。各村镇的做法是：凡是投资矿的，村折价给矿主。当时又没有能力给，村里就打个白条欠着，矿先收回来。村里重新开始招商引资，把这些矿变成村属、乡镇属煤矿。
当时，全国小煤矿有1万多个，山西就有七八千个，“毫不夸张地讲，到处都在挖煤。”在河曲县有些地方，煤层比较浅，煤质又好，村里先行之后，老百姓一看，也私自采挖，“甚至在自己家院子里也能挖到煤。”
涉及到挖煤所需要的炸药的生产、流通、销售及安全等问题逐渐凸显。1998年左右矿难不断抬头，安全问题提上日程。国务院通知要求“针对矿产资源秩序的开发整顿”，以此为标志，全国开始一系列整顿。
直至2001年，煤价一路上涨，山西省政府前后出台了各项招徕民营资本进入煤炭领域的优惠措施，引得大量民资涌入煤炭行业。一些国有企业和外来资本也慢慢占领煤炭资源，包括一些像中煤集团这样的央企。做房地产的保利集团也专门成立了保利能源，在山西运作煤炭生意。
2002年，河曲县政府也展开了整台工作。当时的主导方是县里，先把几个小煤矿停了，整合成大煤矿。这是第一步。后来，神华集团和山西煤运公司成立晋神煤矿，陆续整合了石梯子等几个小煤矿。
2003年左右，随着国家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能源的需求猛增，先是“电荒”，继而全国大范围的“油荒”。此后，煤炭的价格一路上扬，山西作为一个煤炭大省、能源大省的地位在经历过一段低谷之后，其重要性再次显现。，
此时，远在内蒙古的供暖公司华鹿集团，购买了河曲第一发电厂；山东鲁能集团也在河曲沙畔村正式建厂，并“附带要了一个煤矿，修了一条运煤铁路”，成立山西鲁能河曲电煤开发有限公司，落实“以煤养电，以电带煤”。
“抢煤”的热潮带动了山西的GDP，也催生了一大批千万、亿万富豪，但与之伴随的却是屡屡发生的矿难。矿难的惨烈情形一再在媒体上曝光，使得山西煤老板乃至整个山西的形象都打上了“血的印记”。
“我们这儿的矿难基本上都是小煤矿尤其是私营小煤矿越层越界盗采资源造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