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拉金德尔·辛格·贝迪是著名的乌尔都语短篇小说家，被誉为现代乌尔都语文学史上的四大著名短篇小说家之一。本文是作者在通读《拉金德尔·辛格·贝迪作品集》和《贝迪的十篇最佳小说》原文文本的基础上，对贝迪的小说创作进行的初步分析。
继普列姆昌德之后，次大陆先后涌现出许多著名乌尔都语小说家。他们创作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拉金德尔·辛格·贝迪(1915～1985)、克里山·钱达尔(1915～1977)、明都(1909～1982)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在继承普列姆昌德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基础上，又都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格。克里山·钱达尔的浪漫主义小说，明都以性和妓女为主题的作品，均轰动乌尔都语文坛。同时代的短篇小说作家贝迪也同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他巧妙地将社会现实题材与新颖的创作手法相结合，使自己的作品不仅极富表现力，并且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贝迪的创作风格对文坛影响很大，其作品也给社会带来较大冲击，并受到多方关注，因此他被视为现代乌尔都语文学史上四大著名短篇小说家之一。
贝迪一生正式出版了八部短篇小说集。本文是作者在通读《拉金德尔·辛格·贝迪作品集》和《贝迪的十篇最佳小说》原文文本的基础上，对贝迪的小说创作进行的初步分析。
现实主义作品
贝迪的现实主义作品数量并不很多，主要以其前期创作的短篇小说为主。这部分作品主要以印度教和锡克教下层劳动人民的艰难生活为题材，人物形象主要有农民、小市民、小职员、修路工人、清洁工，以及低种姓的家庭妇女等。这些小人物的命运虽不尽相同，其生活却无不充满艰辛与无奈，令人备感同情。这类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包括《维他命B》、《棉外套》、《土豆》、《说吧》、《瘟疫》、《萨拉嘎姆村的饥饿者》及《门特》等。
在《维他命B》中，穷苦的修路工为了给怀孕的妻子补充營养，不得已去偷维他命B。他虽因此入狱却仍很高兴，因为“他的妻子吃了他偷来的药，将会为他生一个健康的孩子”。但结局并非如他所想，因为在他被关进监狱后，妻子因悲伤过度而流产。《棉外套》的情节同样令人感到心酸。小说中的丈夫是一位小职员，妻子看到他平时穿的棉外套十分破旧，便拿出省吃俭用积攒下的10个卢比让他给自己买件新外套。但丈夫心疼孩子们缺衣少食舍不得买，妻子只好自己去买。然而回来后面对哭闹的孩子，妻子只能打骂和责备他们。内中的心酸与无奈令人扼腕。《土豆》则以饥荒年为背景，讲述了一位小职员为了让全家老小少饿肚子，每天下班后都跟在运送土豆的牛车后等待捡拾车上掉下来的土豆，一家人则每天眼巴巴地等着他捡土豆回来充饥。
对这些穷苦的小人物而言，除经济困境外，生活中的无奈更是无处不在。在《说吧》中，一位男青年为了给自己喜欢的女孩弄到一点煤油，就拿着一个小桶去接从储油罐里滴落的煤油，结果被当作小偷关进拘留所。女孩为了搭救心上人，不得已以自己的贞操为代价将其保释出来，而被保释的男青年却为了报复社会而杀死了一个高种姓女子。小说的主题不言自明。《瘟疫》的题材与《说吧》完全不同，但却同样揭示了底层人民所遭受的歧视及其无法言说的心灵磨难。《瘟疫》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处于社会底层的清洁工。整个城市瘟疫肆虐，人们都足不出户，但这名清洁工却每天坚持清扫，并积极清理、运送尸体和帮助病人。即使自己的妻子已传染上疾病，他也没有离开工作岗位。相反，本应救死扶伤的医生却由于担心自身的安危而拒绝出诊和救治病人。但是瘟疫过后，受到赞扬的却是医生。《萨拉嘎姆村的饥饿者》则揭示了穷人所遭受的欺凌与漠视。因干旱歉收，萨拉嘎姆村有很多人饿死了，然而玩忽职守的地方官员为了推卸责任和掩盖事实真相，却强迫村民说假话。村姑维达因为说真话而遭到毒打。碰巧当时村里有人因打赌吃甜食撑死了，一时间此事在报纸上炒得沸沸扬扬，赈灾的事情反倒没有人关心了。随着灾情的加重，村里饿死的人越来越多。一天，萨拉嘎姆村突然燃起大火，全村百姓被迫逃荒避难，背井离乡。逃难途中，维达的父亲因身染重病求治，医生反倒说他们是“撑死村”的人。
《门特》的情节同样渗透着无尽的悲凉。但却多了一丝希望的亮光。小姑娘门特为了给母亲治病，在家制做传统雕塑卖给工艺品收购商。然而，可恶的收购商欺她年幼，每次都只给她一点钱。最后，收购商的行径败露，女孩在别人的帮助下与收购商做斗争，才维护了自己的权益。也许作者在提示人们，穷苦人只有团结起来共同抗争生活才有希望，然而这何尝不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悲哀：仅靠双手去劳动是不够的，还要靠全部身心去斗争。这就如同在自己的田地里辛苦劳作后，却要付出更多的艰辛才能将粮食收入自己的谷仓。穷苦人面临的不仅是缺衣少食，还有更为残酷的巧取豪夺，而他们也只能在这种处境中艰难求生。
描写下层劳动妇女的悲惨生活，也是贝迪现实主义小说的一个亮点。在这类作品中，妇女不仅遭受社会歧视，还承受着来自家庭内部的压迫。她们被视为生育工具乃至整个家庭的劳动工具，家庭地位极为低微。她们承担了家庭内部的一切负担，但作为母亲、妻子、女儿或婆婆，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与爱戴。这类作品既饱含作者对劳动妇女的怜悯与同情，也体现出作者对印度女性奉献精神的感叹与赞美。短篇小说《月食》、《把痛苦全给我》、《高个女孩》、《家与市场》、《骨头与鲜花》、《布吉》、《丧子的妇女》、《拐骗》等都是这类主题的作品。以《月食》为例，小说主人公胡丽作为妻子，一直独自承担着繁重的家务劳动，生育照顾子女更被视作她的本分，同时她还不得不忍受公婆和丈夫的虐待，以及躲避来自小叔子的性骚扰。胡丽的身体因此变得非常虚弱，“乌黑的眼圈，突出的颧骨，干瘪而布满皱纹的脸庞，让人很难联想到这就是昔日健康、美丽的妙龄少女。如今，她就像一片掉落在地上的枯树叶。”胡丽厌倦了这里的一切，想逃回娘家躲避。她向路上遇见的家乡的一位大哥诉说了自己的不幸，想得到他的同情。可是，她不但没得到他的任何保护和安慰，反而遭到更为惨痛的身心折磨，堪称脱离虎口又入狼穴，而最终她还是被丈夫抓了回去。在这部作品中，贝迪用白描笔法呈现了主人公胡丽的悲惨处境及其不敢怒不敢言的痛苦心情，对其决定逃出虎口前的激烈思想斗争更是描述得淋漓尽致。胡丽的这种遭遇，是印度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的典型遭遇。虽然作者在作品中并没有任何直接的控诉，却更为深刻地揭示了宗教糟粕及封建残余思想对妇女的束缚与摧残。这是作者对印度歧视妇女的社会传统的谴责，也是作者为寻求妇女生存状况的改善及社会地位的提高而发出的呐喊。
除了这些带有普遍性的题材外，贝迪的作品中也不乏体现次大陆独特文化的内容。小说《施舍》即揭示了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及由此造成的不平等现象。森严的种姓制度给每个印度人都打上了等级烙印，而且这一烙印世代沿袭，低种姓人群虽然深受其苦，却也只能认可而
已，因为任何反抗或置疑都是徒劳。低种姓的洗衣匠为儿子取了一个高贵的名字：巴布(意为“先生”，是对高种姓男子的敬称)。儿子也的确长得相貌堂堂，但他从不愿把自己看作洗衣匠的儿子，并十分厌恶父母的低贱职业。一次，出身高贵的小伙伴苏吉过生日，按照高种姓的特有习俗，苏吉的父母为他举行了称重量仪式(即按孩子的体重分发施舍物给村里人，尤其是穷人)。巴布的母亲分到一些小麦，做成面饼。巴布拒绝吃这些面饼，因为在他看来，这些面饼无异于自己低种姓身份的标签。巴布后来得了天花，高烧不退。弥留之际，他恍惚看见小伙伴苏吉和他的母亲站在门口，并看见自己身边有一堆小麦和一杆秤。他急切地对母亲说：“快给苏吉的妈妈分小麦和绿豆呀，她等了好长时间啦!”之后他听见父亲对僧侣说：“大师，哪怕倾家荡产，我也得施舍，好让孩子得到安慰!”接着，他听到母亲抽泣着对苏吉的母亲说：“女主人!我明天就去尼尼达尔，如果明天不行，后天您的衣服也肯定能洗好。女主人!我知道您需要衣服。”听到这里，巴布无奈地对母亲说：“妈妈，妈妈，今天是我的生日!”之后，巴布感觉仿佛“脱下了裹在自己发烫的躯体和灵魂上的衣服，完全赤裸着”。他缓缓闭上了眼睛。
印度教种姓制对人性的凌辱与摧残是尽人皆知的，低种姓群体尤其是他们的后代迫切希望摆脱低种姓身份无可厚非。贝迪在《施舍》中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社会现实，同时这也是许多次大陆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共同主题。贝迪这部作品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没有选择常见的种姓制度压迫或现实冲突题材，而是以低种姓群体的后代渴望摆脱自身身份为切入点，通过对微末事件的细致描写来突出矛盾冲突，而真实与幻觉之间的极大张力则更凸显了作品的主题，堪称构思高妙，独具匠心。
现实主义主张作家应在如实刻画与反映现实的基础上，对客观事物加以典型化，从而突出人物与社会环境的矛盾，并希望以此引起读者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而其注重揭示社会黑暗现象的倾向更具有强烈的批判性。批判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在贝迪的早期作品中均有所体现。
在新的文学思潮在文坛上层出不穷的今天，单纯的现实主义作品似已无法引起人们太大的兴趣。但就贝迪的作品、其作品的时代及社会环境和作品的特殊读者群体而言，其意义与价值却是非常巨大的，因为正是通过他的作品人们才真切地意识到自身独特的生活境遇，正是他的作品与这一群体的特殊相关性才引起人们更为深刻的洞察与反思。这也正是贝迪的现实主义作品的魅力所在，是其作品得到广泛社会反响的真正原因。现实主义的叙述自然主义的结局
除前述现实主义作品外，贝迪还创作了很多带有自然主义色彩的短篇小说。这类作品仍然以下层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的生活为主要题材，主角包括农民、小职员、理发师、病人、清洁工、修鞋匠、小偷及流浪汉等。《拉赫曼的鞋》、《勒秦》、《心心相印》、《牺牲品》、《人群》、《肩并肩》、《布吉》、《含羞草》等都是这类作品的典型代表。
在《拉赫曼的鞋》中，拉赫曼十分想念远嫁他乡的女儿及外孙。碰巧那几天当他脱鞋时，其中一只鞋总是落在另一只鞋上。他認为这是自己要出远门的暗示，于是精心准备后坐上火车出发了。在火车上，拉赫曼的包袱不见了，他认定是坐在对面的士兵偷了他的包袱，于是大吵大闹地揪住士兵不放。在被士兵暴打一顿之后，查票员把他撵下车交给了警察。因为伤得太重，拉赫曼被抬进了医院，恍惚中他还在对医生说：“看，我的一只鞋在另一只上，我要出远门了。”拉赫曼最终客死他乡。在这部作品中，行文与结局之间的反差非常突出，比如在前半部分的叙述中，情节发展及细节描写都极自然流畅，作者在对老人盼望与亲人相见的内心活动、为外孙买东西的细节及出发前与妻子的对话等的描述中都充满感情，一个慈眉善目、饱经风霜、因喜事满脸堆笑的老人的形象跃然纸上。但小说情节的发展乃至结局却匪夷所思，让人不禁想到：作者通过这一结局想传达怎样的主题呢?
类似的作品还有《勒秦》、《布吉》、《含羞草》等。《勒秦》是以主人公的名字命名的。勒秦是一个孤儿，靠为村里人干活换取衣食维生。为了诱使他多干活，村妇们常常用为他娶媳妇来哄他。一天，他为村里最漂亮的媳妇收拾房顶，不小心从房顶上掉下来摔死了，村民们抬着他的尸体哭着为他举行了婚礼和葬礼。《布吉》中的姑娘为了养活一家人，白天在保险公司打工，晚上在电影院当引座员。如果她能把漂亮的姑娘安排在某个男青年身边就坐，他就会给她几个小钱。《含羞草》中的妻子跟别的男人私奔了，后来又被抛弃。回家后丈夫不仅没有嫌弃她，反而对她更好了。《牺牲品》中的老人由于恪守传统的制油工艺而拒绝新工艺，后来其生意被外来的卖油人取代，他因此深受打击，从此就像祥林嫂一样到处讲述自己的故事，最后悲惨死去。《心心相印》中的主人公是位极为善良的人，他的妻子则是一个嫉妒心极强的女人。他不顾妻子的反对接济寡妇一家人。晚归后，妻子坚决不给他开门，他只好夜宿门外，终因受凉病逝。《人群》中没有连贯的情节，而只是描绘自作多情的僧侣被村妇作弄得十分狼狈的闹剧场面。
虽然这些作品中的某些情节或人物形象是带有典型意味的，如《拉赫曼的鞋》中老人的女婿经常打骂女儿让他放心不下，《勒秦》中孤儿的艰难处境，《心心相印》中身为农民的主人公的善良与同情心。但是，这些小说的情节发展方向及其结尾却呈现出明显的自然主义痕迹。这些小说多以悲剧结尾，使得作品带有一种惆怅、凄凉乃至哀伤的调子，与先前的较为明朗的叙述风格有着较大反差，使得读者无从把握作者的真正意图。也许可以将这一系列作品视为作者在文学创作上的新的尝试，即对自然主义创作手法的尝试。
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区别在于，现实主义认为文学作品应关注社会现实生活，但这种关注并非简单的摹写现实，而是要把握其中的典型性事件及人物，并借此传达某种立场或倾向，只不过这种立场或倾向是从情节或场景的描写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自然主义则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学的目的性，包括政治和道德目的，用左拉的话来说，即是“我看见什么，我说出来，我一句一句地记下来，仅限于此；道德教训我留给道德家去做。”但贝迪的这类作品又绝非自然主义那么简单，这些作品的前半部分(往往是大部分)往往带有某种现实主义作品的特点，比如人物形象都很丰满，情节发展也环环相扣，叙述层次分明，心理描写也颇为生动。但小说的后半部分甚至仅是结尾部分却有某种自然主义倾向，甚至让人觉得与先前的描述或人物特点不相符合。
对于贝迪小说的这一特点不同论者持有不同看法，比如巴基斯坦评论家谢赫扎德·门泽尔认为，“贝迪小说的结局没有令人感到震惊，也没有情节感”，而这是由于“贝迪认为‘小说的结尾不应该让读者猜到，也不应该让读者感觉到这些情节是人为的。他主张让读者处于生活的一件事中”’的缘故。贝迪明确指出：“我把戏剧化结局看作是低档次的作品。您不要愚弄读者，读者早就知道
您的结果了。如果结局就是读者想象的那样，还不如把它放在死路上。”这说明这些作品的特殊结局是作者有意为之，也可将此视为作者自然主义创作观的体现。
但巴格尔·穆赫迪却认为，贝迪作品中前后文乃至情节与结局之间的矛盾是因为贝迪“从开始就尽量避免自然主义……但在他进行创作的时期，现实主义正处于自然主义文学思潮的包围之中。”也就是说，贝迪小说的这种特点是由当时的文学创作环境决定的。其实，贝迪对当时文坛普遍模仿西方文学创作方法的现象有着明确认识，他认为“小说的形式应该是国际的，但题材应该是民族的。我对我们的一些朋友的小说持有异议。它们是深受西方文学影响的产物。好像他们的脚跟没有放在本土，特别是那些现代性作品……”可见，贝迪不完全反对借鉴西方的文学创作方法(包括自然主义)，但认为作品的内容应该是本民族的，否则借鉴就失去了意义。
此外，贝迪对自然主义的认同似乎另具深义。与某些进步文学运动作家的观念不同，在贝迪看来，穷苦人的悲惨境地并不是某个人或某个阶级造成的，而是源自社会整体。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造整个社会，包括底层民众自身所存在的问题。从贝迪大多数作品的结局看来，作者显然对社会改革缺乏信心。正是由于这一系列原因，贝迪在其作品中往往只是揭示社会的弊病，并对之加以精细的描写，但却极少挖掘这些黑暗面的深层原因，因而其作品往往给人以悲凉乃至无奈之感。当然，这也可被视为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创作观念的本质分野。
贝迪这种独特的将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不仅使其作品呈现出某种特异之处，也避免了自然主义创作方法的很多弊端，并使得其作品从整体上呈现出描述自然、层次分明及典型形象突出等特点。
象征主义手法的使用
象征主义作为一个文艺流派最早出现于法国，在1886至1891年间极为兴盛，后渐趋衰落。但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乃至艺术创作手法，其影响却非常深远。象征主义传人次大陆后，不仅影响了诗歌创作，对小说创作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贝迪在其短篇小说创作中也采用了这种新的手法，即以具体的形象或事物来表现某种难以直接言传的特殊意义，从而实现讽喻乃至劝诫的目的。其小说《幼虫》、《阿拉哈巴德的理发师》、《出卖父亲》、《一个女人》、《一根烟》、《十分钟的雨》、《行动》、《死亡的秘密》等都属这一类型作品。贝迪通过象征主义创作手法的运用曲折地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对社会的忧虑。
《幼虫》是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的，通过细腻地描写主人公对路边一个普通小水坑的过度关注来传达某种特殊的寓意。最初看到水坑后，主人公就对妻子说：“阿兹亚，如果这个水坑是一个美丽的湖会怎样呢?”但转而又想：“如果这个水坑是一片湛蓝清澈的湖水，大概阿兹亚的心也还是那样平静……”主人公自己却再也无法平静了，“我常站在皎洁的月光下凝视这片湖水，心情异常激动……我会把每个倒影都看作是幸福和光明……从没见过的克什米尔的美景也会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可是，繁忙的公务和阿兹亚的心脏病却使我无法成行。”久而久之，主人公對小水坑里的孑孓和蝌蚪也产生了好奇、怜悯乃至喜爱的心情，并常常浮想联翩：“我会想到所有可能和不可能的事，如住在小洋楼路水泥大王的女儿会自动来到我面前……或者我会从一个大官或绅士的衣袋里拿出一大捆钱，然后带着阿兹亚坐上小车去克什米尔……我和阿兹亚吃着医生说对身体有益的大苹果……”当水坑快要干涸时，主人公心急如焚，担心这些小生命会因缺水而死去，于是常常往水坑里倒水；市政要喷杀虫剂时，主人公也想尽办法阻止。故事的最后，主人公的妻子随名誉长官一家人去了克什米尔，结果病死他乡。
通过仔细分析这一作品不难发现，作者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成功地揭示了一个小人物的艰辛的生活。他对生活的要求极为低微，但他的所有梦想都如同镜花水月。在这里，水坑成为主人公生活希望的象征，他对孑孓的深情与爱护更突出了自己希望的渺茫与卑微。虽然他竭力保全自己的梦想，最终却陷入更为凄惨的境地。应该说这部作品的主题并不鲜见，而可贵的是作者对象征主义创作方法的成功运用，可以说只有通过这种手法才能在如此短小的篇幅内寄寓如此深邃的主题，也只有通过这种手法才能让读者更为深刻地体会到作品的悲凉意味。
在《真主居住地的理发师》中，作者为故事设置了一个颇为荒诞的背景，即在三河交汇处的一个名为“真主居住地”的理发馆。在这家理发馆中，理发师给顾客理发或修脸时只完成一半就让顾客走人。故事中的“我”遭此厄运后到处受人讥笑，但也发现了几个和自己有相同遭遇的人，他们不禁攀谈起来，并从理发师的蛮横谈到社会上的一切弊端。谈话内容及语句亦虚亦实亦真亦幻。例如：“这三条河的交汇处有很多用处，尤其是可以把某个已故领导人的骨灰带入河里……城市被人们的叹息笼罩着……在三河交汇处沐浴的妇女们个个气虚体弱，瘦骨嶙峋……一个老妇人被城里的养牛人挤出了最后一滴奶，现在拉到市场上去卖了……在我们国家还有健康的女人吗?健康的女人只出现在挂历或《领袖》杂志上……一个年轻女孩正在河里沐浴……她就像印度民族一样，认为自己的躯体是污秽不洁的……世界是痛苦之家，大鱼吃小鱼是其规律，呼吸时会把上千个细菌吸进来……我们三个不可能联合起来，如果联合起来，就不是印度人了，我们中间一定有外族人……”等，其中隐含的意义不难看出，即影射印度社会妇女的悲惨境遇、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的现象、不同宗教或种族联合的艰难等。运用隐晦的语言或象征性手法来传达特殊的用意正是象征主义作品的典型特征，而通过分析作者在文中留下的蛛丝马迹并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加以细心解读，即不难理解作者的真实意旨。
但较前述两部作品而言，贝迪有些象征主义作品则是非常难以理解的。《十分钟的雨》通过两个富家子弟的眼睛呈现了两个互不相关的画面：一是被丈夫抛弃的少妇在大雨滂沱中寻找马以及独自一人修补被风雨掀翻的屋顶；一是农民赶着病牛，而牛死在了半路上。从表面看，这似乎是一部并没有明确主题的自然主义作品，但通过仔细分析场景与文中只言片语的关联又令读者感到并非如此，或许作者在暗示生活的艰辛折磨着人们的身心，如同瓢泼大雨冲刷着大地上的一切。《行动》的情形与此相仿，其中颇具深意的场景是濒死的叔叔指着拄着拐杖走路的盲人对浪荡的侄子说：“外边走着一个盲人，他看不见脚下坑洼不平的路，但是他不担心，因为他有拐杖。”拐杖在这里象征着远见与求新生的信念，作者通过这种表现方式传达了叔叔希望侄子浪子回头的良苦用心，情景可谓感人。从更深的层面来看，其中则似乎隐含了作者对民族前途的关怀，即希望人民抛弃陈规陋习，为民族振兴真正行动起来。《出卖父亲》的主题更加隐晦。小说中的父亲自己卖自己，结果真的有个富翁买了他，并把他当成幸运之神供奉起来。或许作者意在讽刺印度社会较为独特的偶然物崇拜乃至多神崇拜、偶像崇拜现象。
总的来看，贝迪的象征主义作品与欧美乃至其他地域产生的主流象征主义作品之间是存在着较大差异的。首先就体裁而言，象征主义手法主要应用在诗歌创作领域，如法国的庞德、兰波以及中国的李金发等人的诗歌创作基本都属于这一流派，但贝迪却巧妙地将这种手法应用在了自己的短篇小说创作中。由于这种艺术手法“暗示多于解释，含蓄多于畅尽的发挥”，因而易于产生寓意隽永的效果。其次，其作品的基本主题也较为独特。一般而言，象征主义作品“抒写的不是日常生活中的肤浅的喜怒哀乐，而是不可捉摸的内心隐秘；或如马拉梅所说，表现隐藏的普遍事物背后的‘唯一真理’”。但是，贝迪的象征主义作品却极少表现这类较为宏大或抽象的主题，而是基本限于对印度社会的影射或反思。虽然存在着这种基本差异，但贝迪的小说仍然取得了象征主义创作手法所能产生的独特的艺术效果，即“不是要使读者理解诗人究竟要说什么，而是要读者似懂非懂，恍惚若有所悟，使读者体会到此中有深意。象征主义不追求单纯的明朗，也不故意追求晦涩，它所追求的是半明半暗，明暗配合，扑朔迷离。”而且，贝迪的大部分象征主义作品，在主题与体裁及创作手法的结合上是很成功的，因为正是通过运用象征主义方法，作者才有可能在有限的篇幅内传达较为深广的主题，并能更有效地使读者深思。
暗喻、借喻的广泛运用
在贝迪的各种类型小说中，都广泛使用了暗喻与借喻的手法，而由于其所用比喻均有浓郁的文化背景因素，因而要真正充分、深入地理解其作品，就不能不仔细分析这一系列比喻背后的文化内涵。
在现实主义作品《月食》中，作者即利用了印度文化中人们对月食的独特理解来暗示女主人公的遭遇。在印度传统文化中，人们通常把美丽的月亮作为妇女的象征，妇女则往往被视为大地上的月亮。当月亮因阴影遮蔽发生月食时，在人们看来，是月亮受到了伤害，因此月食就成为受伤害妇女的象征。而在这部作品中，这一比喻还蕴含着更为悲凉的意味，因为相比之下，印度妇女所遭受的伤害远比月亮遭遇月食惨重得多——不仅无休无止，而且光明不再!在《把痛苦全交给我》中，主人公是名叫安度的主妇。“安度”在乌尔都语中有两层意思，即“月亮”和“生命之水”，而安度的聪明能干、任劳任怨也的确给家人带来了幸福与安稳，她也因此成为整个家庭的光明与支柱。
除这种对传统观念的借重外，贝迪更多地借助印度家喻户晓的两大史诗中的人物形象来深化小说的内涵。《把痛苦全交给我》即具有这一突出特点。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主要表达了对安度这样的印度妇女的赞美与敬意，同时也借助这一手段极为巧妙地表达了对她们的苦难的深深同情。作者在婉转地赞美了安度之后，借用《摩诃婆罗多》中难降侮辱黑公主的情节指出：“但是从天到地，她们只是用一小块布遮盖着裸露着的身体。”如果说这一借喻起到了以少胜多的效果的话应该说并不夸张。在象征主义作品《波布尔》中，只有了解了这种借喻的内涵，才能真正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主题。波布尔是一个年仅两岁的小男孩，但正是他的突然的哭声解救了悉多，使她免遭德拉巴里的欺辱。作者正是通过这一情节暗示波布尔为黑天(与《罗摩衍那》中的罗摩同为毗湿奴神的化身)的象征，悉多也即是《罗摩衍那》中与其同名的女主角悉多的象征，而德拉巴里则是《羅摩衍那》中劫持了悉多的罗波那的代表。只有理解了这一系列象征内涵，才可能真正理解作品的真正主题。在这里，波布尔成为虔爱的象征，而这种对神的虔爱虽然一方面可解救信众的心灵危困，同时却也被别有用心者利用，如女乞丐就是利用波布尔来向喜欢他的人索要钱物。而作者恰是通过这种借喻的方式在极为短小的篇幅中传达了颇为深广的主题。
除利用上述两种典型的暗喻或借喻来深化主题外，作者还善于运用其他内容的喻指来暗示故事情节的发展进而增加作品的趣味性。在《拉赫曼的鞋》中，拉赫曼在脱鞋时无意中将一只鞋叠放在另一只鞋上，并将这一情形视为离家远行的暗示，这也正是印度传统文化层面的反映。但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却将具体的“旅行”概念置换为从生到死的“旅行”，机巧中透着诙谐，诙谐中又饱含辛酸。在《拐骗》中，一位男青年劈山修渠，而在把水引人渠中的当天晚上，却把雇主的女儿拐走了，在这里，作者也是借“水到渠成”之意来增加作品的幽默意味。
贝迪这种用人们熟悉的传统观念及民间文化内涵来喻指作品主题或情节的方法十分高妙，但在乌尔都语小说创作中却并不多见，因而可以说他的这种尝试使乌尔都语小说创作达到了更高的水平，同时也为乌尔都语小说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从更深的层面来看，要把各种比喻与作品内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作者不仅需要有敏锐的洞察力，还需要有丰富的想象力与深厚的文化素养，而贝迪的这一系列作品正是其创作天才的有力证明。
从总体来看，贝迪的早期创作以现实主义作品为主，并表现出同情劳动人民尤其是下层劳动妇女的鲜明主题。从这一系列作品的写作技巧来看，作者注重细节描写，感情的表达极为自然流畅。而在后来的创作中，贝迪渐渐感到应该用最少的文字来表达最为深刻的意义。他曾在专栏文章中写道：“契尔斯·爱里德这样的女作家曾经就日落写出八页，但是今天的作家可能只写几行字，而且还必须是故事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另外，他对作品主题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认为“作家不应该提出如何解决问题，而只应该反映出来，并止于反映。他对普列姆昌德的改革家身份持有异议。所以他以劝导者的身份出现，认为今天的文学家只有展现的责任而非其他。”贝迪的创作观发生这样的变化，应该说是缘于他对进步文学运动的理解的变化。
在进步文学运动初期，贝迪像其他作家一样充满激情地投入了这一运动。但是后来，他对某些作家的过于激进的态度及作品开始产生反感。贝迪认为，作家无论如何都应尽量真实、客观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而不应出于激进的目的而违背这一原则。他在给奥布德尔·纳特·阿希格(乌尔都语进步文学作家)的信中写道：“我希望我自己和我的朋友都能客观地看待这些东西。”在另一处也明确指出：“我被进步文学运动深深打动，我也深受运动的影响，我的很多意识来自进步文学运动。但是我认为进步文学运动的主旨并非我的几个朋友所认为的那样。”贝迪创作思想上的这种转变不仅使他作品中的细节描绘减少了，而且在“作家不应该提出如何解决问题”的思想指导下，其作品的结局开始越来越多地表现出自然主义特征。但贝迪这种创作风格的转变只是缘于对进步主义激进态度的反拨，而非完全认同自然主义，因而在自然主义盛行南亚的时期，他反倒能有意识地规避自然主义的一些先天不足，而是利用其优点更为充分、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
为了更为有效地传达自己作品的主题，贝迪进而又在小说创作中运用了象征主义及隐喻、暗喻、借喻等手法。由于能够把外来的创作方法与本土文化充分结合，使得贝迪的作品能够始终保持形式新颖而又言之有物，而这既是贝迪始终如一的创作观，也是他对乌尔都语小说发展的特殊贡献。乌尔都语著名小说家门度说：“贝迪写小说的时候，先思考，然后再思考，创作中还要思考。”贝迪则自言：“要做好的艺术家，凡是做的就要准确和严丝合缝。”但“每当观察到一件事时，我不会原封不动地去描绘，而是把实事与想象相联系后所产生的东西写出来。”也许，这一番话能够说明贝迪取得巨大文学成就及其作品与众不同的真正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