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出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如克拉克发现并揭示，产业结构调整通常沿着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顺序进行演化，然而真正揭示产业演进动力和结果的，则是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他指出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是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转移，从而经济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我们可以将此视作“库兹涅茨式”产业结构演进。由此，如果产业结构演进的确遵循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顺序，其隐含的假设则是生产率按照相同的产业顺序依次提高，因此，一国经济的整体资源配置效率得以不断改善，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改革开放时期，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基本上是按照生产率提高的规律进行的，产业间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构成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部分，对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做出显著贡献。例如，从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即每个劳动力生产的该产业增加值来看，在1978-2013年期间，农业劳动生产率从劳均0.04万元提高到劳均2.92万元，从相当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的16.4%提高到31.8%。这个生产率提高固然有技术进步带来的增产等因素起作用，更主要的则是农业劳动力比重持续下降的效果。根据对官方数据进行调整后的重新估计，在这同一期间，农业劳动力比重从70.5%下降到21.9%。
然而，并非按照从第一产业先后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这样的顺序所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就自然而然产生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效果。近年来，有观察者开始注意到，劳动力从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的转移有时反而导致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如果这是实际中发生的事实，则意味着出现了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逆库兹涅茨化”现象。
继1994年我国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之后，2014年第三产业GDP占比首次超越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占到全部GDP的43.9%和46.1%。这个变化被普遍看作是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然而，如果这个变化的背后隐藏着生产率下降的事实，则需要重新审视一直以来把提高第三产业比重作为结构调整目标的政策导向，或者需要重新审视提高第三产业比重的恰当方式和途径。从总体上观察，2013年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分别为劳均10.8万元和劳均8.8万元，后者比前者低18.5%。由此看来，有人认为第三产业比重提高会降低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甚至要对经济增长减速负责，也不无缘由和针对性。不过，存在这样的担心固然可以具有未雨绸缪的作用，得出这个结论的统计依据却不足。
对这个问题给出答案，关键不在于第三产业比重是否提高，或者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之间是否具有此消彼长的关系，而在于两者的相对变化趋势是怎样的。我们可以借助于一个统计指标——比较劳动生产率（即每个产业的产值占比与就业占比之间的比率），来观察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是否合理。在仅仅考虑这两个产业的情况下，长期以来第二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一直明显大于1，意味着以较小的劳动力比重创造了较大的增加值比重，而第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一直明显小于1，即以较大的劳动力比重创造了较小的增加值比重。这说明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未达到最优状态。但是，在过去的一段时期内，第二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呈现向1收敛的下行趋势，而第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则呈现向1收敛的上行趋势。这样的变化趋势，特别是第三产业产值比重超过第二产业的转折点，是资源配置向合理方向变化的标志。
二、潜在的产业结构“逆库兹涅茨化”
不过，对于产业结构发生逆库兹涅茨变化的现象做出警示，也不是完全没有针对性的，其实，在现实中已经出现某些值得关注的问题端倪。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条件下，经济增长速度将明显减缓，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要求通过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把增长的动力从投入驱动转向生产率驱动。实际上，一个经济体逐渐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转向新古典阶段，意味着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微观层面看，企业提高效率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如采用新技术、开拓新市场、改善管理等，从宏观层面看，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归根结底是通过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体现出来的，因此，产业结构调整必须遵循提高生产率的原则。潜在和实际存在的逆库兹涅茨产业结构调整现象，至少有以下两种表现。
首先，由于户籍制度改革没有完成，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和生活的农民工，由于不能均等享受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特别是不能享受基本社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等社会保障，在他们仍然具有很高就业能力的时候往往就退出城镇劳动力市场。现实中，农民工一般在四十岁以后就考虑返乡。虽然返乡后他们仍然处于就业状态，但是，从非农产业回归到务农状态，从沿海地区的城市经济就业回到中西部地区的农村经济就业，必然意味着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所以，如果说劳动力从农业和农村转移出来，到城镇非农产业就业是一种对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的资源重新配置，推动了库兹涅茨式的产业结构演进，这种农民工返乡则表现为逆库兹涅茨现象，不仅减少了劳动力供给，更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不利于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
其次，劳动力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是库兹涅茨式的产业结构演进还是与此相背离的变化方向，取决于从怎样的第二产业转移到怎样的第三产业。实际上，第三产业是一个涵盖甚广的大产业，既包括与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传统服务业，也包括一系列与新科技紧密结合的现代服务业，生产率水平大不相同。我们可以利用第一次经济普查和第三次经济普查的数据，考查2004-2013年第三产业的发展及其构成的变化。如果我们把第三产业大体上划分为“传统服务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包括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两类部门，在此期间前者增长了117.4%，2013年占全部第三产业的比重为34.7%;后者增长了68.3%，2013年占全部第三产业的比重为65.3%。两种类型服务业的发展趋势既是同方向的，也有不尽相同的诱因和动力。不仅在经济发展进入更高的阶段下，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对各种生活服务业发展提出更大的需求，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驱动力，也越来越有赖于诸多现代服务业部门的加快发展。一方面，传统服务业增长明显快于现代服务业，这无疑是一个降低生产率的因素;另一方面，由于现代服务业占比高，因此其对第三产业发展的贡献更大，则成为提高生产率的因素，后者的效果超过前者。
当我们讲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现资源重新配置时，并不一定意味着第三产业与制造业的此消彼长。实际上，制造业升级也包括价值链“微笑曲线”的底端从两个方向上延伸，从而自制造过程生长出研发、设计、营销、售后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后者帮助制造业变得更具竞争力。这样，制造业升级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可以同步实现。国际比较表明，分别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许多国家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都高于我国，但是背后的逻辑以及第三产业的内涵却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比重较高，而且通常是在高度工业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服务业。例如，在美国、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制造业大国，服务业比重已经高达70%到80%。另一方面，一些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上的国家也有较高的服务业比重，却往往是制造业缺乏比较优势，甚至是产业结构“去工业化”的结果，表现为传统服务业为主的特征，并不代表一种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优化，反而可以被看作是其经济增长结构性弊端之一。
三、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改革思路
把结构演化真正变为生产率提高导向型的产业升级和优化过程，最重要的原则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而避免政府过多使用政策手段人为推动结构调整。在面对产业结构调整这样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问题时，政府往往急于寻找可以产生立竿见影效果的政策抓手。除了一般性的倡导之外，传统上政府习惯使用并且在以往被认为“行之有效”的政策抓手，主要是实施附带着一系列奖惩措施的产业政策。即从财政、税收、信贷、审批等方面支持意欲鼓励发展的产业，或者抑制意欲限制发展的产业。正如国内外大量发展经验所表明的那样，虽然一般来说实施产业政策的本意是好的，也可以取得预期的效果，但是，实践中也不乏相关激励措施使用过度，扭曲了生产要素价格，把自然的产业结构演进变成人为干预过程的事例，常常显示出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的效果。
在观察到产业政策实施中存在问题的情况下，一些研究者建议放弃这种政策形式以及政府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干预，完全由市场自发调节产业结构的演进方向、节奏和力度。这不啻为一种把婴儿随着洗澡水倒掉的想法。实际上，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与政府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更好发挥作用并不矛盾，而且，政府履行职责也仍然有切实有效的抓手。目前，遵循提高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原则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防止产业结构变化的“逆库兹涅茨化”倾向，政府的抓手在于推动深化若干重要领域的改革，其中特别是有利于生产要素市场发育的改革。
生产要素市场发育的关键是把价格信号搞对。一方面，只有生产要素价格充分反映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全国乃至每个地区的比较优势才能得到显示，从而产业结构的调整才是与比较优势相符的。另一方面，生产要素充分流动才能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产业结构的形成。首先，促进劳动力转移并使那些已经实现就业转移的农民工真正在城市落户，使其稳定从事非农产业，不致发生逆向转移从而重新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要求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其次，旨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产业结构变化，归根结底要表现为千千万万个企业和投资者遵循要素相对价格变化的方向，进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退出丧失了比较优势的产业。充分竞争和享受公平待遇的金融服务，既可以帮助企业和投资者能够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理性的选择，又可以避免优惠政策可能导致的对比较优势的错判，以及产业结构调整上出现盲目的一拥而上现象。这对深化金融体制和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实现资金的合理分配和有效使用提出紧迫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