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地方都有白云庵，杭州也有。但别处的白云庵，名声似乎都不及杭州的白云庵。杭州的白云庵有两个，一个是现在的，另一个是从前的。名声大的是从前的那个白云庵，和现在的这个白云庵，没有什么瓜葛，只是名称都叫做白云庵罢了。不过现在的白云庵，偶尔也会含糊其辞，说一些从前的事，好像自己就是从前的那个白云庵。
年岁久了，许多事情就容易似是而非。
就说从前的那个白云庵吧，按一般的说法，都说是建于宋代，起初名“翠芳园”，至贾似道为宰相时期，已然盛极：“不说别的，单是亭子一项，里面已有五个之多”，分别名为“五花亭”、“八面亭”、“一片湖山”等。但是改称为“白云庵”，却是明末了。期间宋亡元兴、元去明来，眼看着明途又穷，莫非朝代更迭如旷天白云，来也悠悠，去也悠悠，才索性就叫做白云庵了？
不过我也见过另外一说，说是白云庵之名，宋时已在。有僧名孔觉清者，于宋徽宗大观年间，创教于此地。教随庵名，故曰白云宗，为佛教华严宗的一个支派。初为官府所禁止，后获承认，南宋时流行于浙西一带，徒众焚香结会，活跃异常，至元代竟多达数十万人，入明后又遭禁。因缺乏宗教研究，对这个说法我难置可否，顺提一笔，只在“立此存照”而已。
实际上我这里想要说的白云庵，已届清末民初。我以为她的比别处的白云庵出名，她的不同于现在的杭州白云庵，也是在那个时期。有文章说，“宣统二三年的时候，白云庵住持得山和他的徒弟意周，都是辛亥革命时浙江方面的主要分子。”那篇文章不是现在写的，而是七十多年前所作，发表在1937年的《越风》增刊一集上。尤其是作者冬藏，还见过意周和尚的，说是在禅房深处，喝着香茗，望着窗外的婆娑老树，曾与之娓娓清谈。其时的得山老僧，已去海宁一座古庙隐居了，白云庵除了意周外，另有了一名十岁的小和尚。
据冬藏所说，那时候的意周将近五十岁。那么退回到辛亥革命前，应该只二十出头。他是什么时候出家的，来白云庵多久了，都没见到过记载，只知道师徒二人提供白云庵，做了光复会的秘密据点。这当然是有过程的，开始怎样，后来怎样，再后来又怎样。至于得山和意周是否也参加了革命党，光复会也好，同盟会也好，其实倒是不怎么要紧的。
据说白云庵最初与革命发生关系的因缘是这样的：
白云庵这地方，早先每逢五、六、七、八这四月里，总有许多人跑去歇夏，盖那时湖上既无旅馆，又没有可以供人住宿的庄子，然而一到热天，大家都想去西湖避暑，像钱王祠、三潭印月、平湖秋月、湖心亭等处，都是当时给人避暑歇夏的胜地。光绪二十七年，有本省革命党重要分子陶焕卿、龚未生二人在白云庵避暑，他们饮食茶水，都托庵里代办，所以得山师徒，也就将他们当做熟朋友一样看待。到晚上，大家一块儿坐在沿湖的石桥上乘凉闲话，……彼此都气愤愤的痛斥清廷的腐败与官吏的庸怯无能，贪污残暴。当时陶龚二人，即随时晓得山师徒以大义，并告现在世界潮流趋势和各省青年有志气的如何热烈勇敢，如何在计划推翻满族，以期实现光复山河的壮举。不久，得山、意周皆被感动……
《白云庵中的革命掌故》（《越风》增刊一集）
我惊讶于七十多年前的文字表述，竟与现时似无二致。从叙事上看，应该也是切实可信的。但下面这一句，“就在光绪二十八年的五月，师徒一齐入了同盟会”，却显然有出入了。光绪二十八年是1902年，而陶、龚二人所在的光复会成立于1904年十一月，同盟会则是更晚些时候的1905年八月，即便得山意周师徒加入过光复会或同盟会，也应该是在这以后的事才对。
在往来于白云庵的革命党人中，我以为秋瑾最是传奇。我甚至猜想过，白云庵与浙江革命党人的因缘，是由她开始的也未可知。虽然找不到依据，但是光绪三十三年，她曾在白云庵里组织过光复军，是年举义受挫，不幸被捕牺牲，血荐轩辕，无与伦比。在那个时候，佛门净地的白云庵之为革命党秘密机关，显然是旁门左道，单是对两个和尚晓以大义，恐怕还不够，须给他们一个胆。秋瑾之于白云庵，就是这颗胆。
除了作为浙江革命党人的秘密联络机关，杭州白云庵最具史迹意义的，是据说孙中山的曾经三次光临，并为之题写了一块“明禅达义”的匾额。辛亥革命前后，孙先生的确到过杭州三次，以白云庵当时的革命地位，他在来杭时前去走走看看，那是完全可能的，就民国时期的杭州而言，也是值得记载的大事。只是具体到时间和行踪，相关的说法还是各不相同。
据《孙中山年谱》记载，其第一、第二次来杭州的时间，都在1912年，分别为十一月和十二月。第一次是十一月八日，经安庆、芜湖抵杭，旋即又去了上海，在杭时间很短，没有惊动新闻界，故未见报道。第二次是十二月九日，晨六时自沪启程，下午两点多到，至十三日早返沪。此行四天的活动，《申报》、《民主报》、《民立报》等，均有报道。至于第三次来杭州，则在1916年八月，除杭州之外，他还去了绍兴、宁波等地。
说孙中山三次访问白云庵，并会见得山、意周二人，实际上只有一次是比较确切的，也就是1912年十二月的第二次来杭期间。一是时年时月，上海的《申报》有报道说，“孙中山先生在杭期间，……又至当年光复会秘密机关白云庵访问同情革命的智亮、意周师徒二僧。并为白云庵书写‘明禅达义’四大字，该庵制成匾额于庵内厅中。”二是冬藏访问白云庵时，看到过那块匾额，就在“厅的正中悬着”，可谓亲眼所见。
但冬藏的文章却把时间搞错了，说孙中山“第二次来是民国二年四月”，民国二年已经是1913年了，比《申报》报道晚了五个月；而且他说的第一次的时间，也不符，他说是“宣统二年九月”，宣统二年是1910年，也就是辛亥革命的前一年，比《孙中山年谱》的记载，又早了两年多。
虽然时间上有出入，但说到孙中山去白云庵，倒是言之凿凿的：“……他来时已夜半，带了一个侍卫，坐了小船；当晚在大刘庄过的夜，第二天早晨就动身了。”想来“年谱”只是相对准确，冬藏之说，未必就是空穴来风，他是听意周和尚说的，意周对时间的记忆可能有误，对事情本身是否存在，应该不会无中生有。禅林自古多传说，像白云庵这样的寺院，也不例外，关于孙中山先生的第一次来杭，具体时间上可以存疑，夜半轻舟，悄然出现在白云庵，当做一个传说倒也无妨，就像智亮和尚。
这里说的智亮，即得山。赵文瑄版的电视剧《孙中山》第十三集，写到孙中山在日本，有一天正与廖仲恺、何香凝说话，门外来一和尚，向他招呼道，孙先生，别来无恙？孙中山回头一看，连忙迎出门去说，是智亮长老啊，什么时候又到东京来了？怎么也不先打个招呼？智亮说，贫僧四海云游，是个闲人。先生是忙人，不好打扰。孙又问，长老要在日本讲经多久？智亮答曰，这倒要问先生你了，都是你的弟子们害的。孙中山突然醒悟，我明白了，你也是受了通缉，在国内存身不得才流亡日本的。
这段戏，看似煞有介事，其实是虚构。尤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剧中的孙中山向宋庆龄做介绍时，竟说“这位是广州白云庵的智亮长老”。电视剧固然不必拘泥于史实，可以发挥想象以创作，但这个智亮到底是哪里的和尚，总得搞搞清楚吧，即便广州也有个白云庵，但众所周知，辛亥前后作为革命党人秘密联络机关的白云庵，只能是在杭州，那么，杭州白云庵的得山，或谓智亮，又是否确因参与革命活动而被迫出走日本呢？
如果得山是因为把杭州白云庵提供给革命党人做了活动场所，受到当局的通缉跑去了日本，那么意周呢？意周的日子同样不会好过，他不会不记得师父走了以后的情景，其时他又在哪里？倘若当局已经注意到了白云庵，得山跑了，意周在庵里也是呆不下去的，而且白云庵一定会被查封。事实上直到1911年杭州光复的前夕，革命党人还在此地集会议事，白云庵依旧是个秘密机关。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当年白云庵的环境。
白云庵门首有两株高逾墙垣三倍的大树，像华盖似的浓荫掩过湖面里许的地位，半圆的青石门圈上长满了斑斑的青苔，……那当儿，白云庵后面的净慈寺，还荒僻异常，就说它在临湖的地位，也处于冷落的一角。庵中门闩构制，与众不同，若非素往，决难开启，因此那时这里面纵说时常有人聚首在商量光复全省的大计，可是庸弱无能的清廷官吏，依旧毫不觉察，虽说外面严行缉捕革命党的风声一天紧过一天了。
《白云庵中的革命掌故》（《越风》增刊一集）
说净寺在白云庵的后面，那是从临湖的角度来看的。所以去白云庵，多从水上摇船，这就比走陆路要麻烦些。况且辛亥年之前，净寺也不像现在，有柏油马路经过门前，其时的净寺尚且“荒僻异常”，与“破破烂烂的掩映于湖光山色之间”（鲁迅语）的雷峰塔相邻的白云庵，就更是鲜有人迹了。因此“那当儿”的白云庵并未招引清廷耳目，秘密机关也未被破坏，否则秋瑾就不可能在庵里组织光复军，那是很大的一个举动，非暗藏个把人。且据上文记载，得山师徒也都还在为革命党做事，并无亡命出逃，意周以化缘为幌子，“衔命而奔走四方，……其师得山，则常留庵负各地通讯之责”。
还有一个事例，似可旁证当时白云庵的隐秘和安全。说是孙中山的助手陈其美有一次来浙江策动军界革命，不料一出上海，就被盯上了。跟踪的侦探以为他一定是要渡过钱塘江去绍兴，就派了好多人在杭州的三廊庙前守候。陈其美察觉后，决定先行躲避，“便出清波门，趋净寺，登雷峰塔，自塔后翻至白云庵”。如此熟门熟路，陈显然是来过白云庵的，也知道白云庵的隐蔽。据说那次他在庵里住了五天，不仅甩了盯梢，还趁机和杭州的一些革命党人在此接头议事，然后在第六天的一早，由拱宸桥搭船去吴兴，再转回上海。
孙中山第三次来杭州期间是否去过白云庵，无论是正史如“年谱”，还是传闻如“掌故”，我都没有找见。但这一次和他四年前一样，无论考察、演讲，还是游湖，他都对辛亥革命之人事，特别强调，尤其是对秋瑾。1912年的十二月九日，孙先生抵杭的当天下午，就去了城站附近的马坡巷，在法政学堂的国民党浙江支部欢迎会上发表演讲。他在演讲辞中说，“去年攻克南京，尤以浙军之力居多。可痛者，最好的革命同志秋瑾女侠一瞑不视，兄弟此来，不仅是游览西湖风景，而且为前来一临女侠埋骨之所，一伸凭吊之情。”后于次日上午，至凤林寺谒秋瑾墓，在风雨亭书写了“江户矢丹忱，多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的楹联和“巾帼英雄”的横批。四年后的1916年八月十七日上午，三次莅杭的孙中山先去孤山，走到镌有克复金陵烈士名录的石碑前，他摩挲着碑文说，“辛亥之役可为纪念者，大抵皆为袁氏所毁，而此碑屹然独存，可见浙人保障民国之功矣！”旋即，又行至近旁的秋瑾墓，绕墓徘徊，久久不去，继而唏嘘言曰：“光复以前，浙人在东京首先入同盟会者，秋瑾女士也，今秋女士不再生，而秋风秋雨愁煞人之句，则传诵人间而不忘。”
到杭州想起秋瑾，想起“辛亥之役可为纪念者”，不可能会忘了白云庵。因此孙中山1912年在杭时去了白云庵，会见过得山、意周师徒，也为之题了“明禅达义”的匾额，虽然还不清楚具体是哪一天，却终究是报纸上发过消息，有了明确记载的。其实有关孙中山当时的活动，《申报》记述得很详细，演讲、考察和游览，都有具体时间，有的甚至精确到几点几分，且不乏细节描述，为什么偏偏对孙先生去白云庵，却只一笔带过？想来白云庵在辛亥年之后，也是并不招摇的，以致报界对它的了解，尚不以为值得重视。辛亥革命第二年尚且如此，四年后就更不加理会了。
然而从孙中山第三次来杭的相关报道看，似也有些蛛丝马迹可供猜想，感觉孙先生应该去过白云庵。八月十七日凭吊秋瑾的那个下午显然不可能，因为祭奠之后，“旋至风雨亭进餐，佐以西湖醋鱼、莼菜。饭罢，复乘舟赏月，中山先生掬水为乐，尽兴而返。”没有时间去。
八月十八日的下午，孙中山赴浙江督军吕公望之宴并演说后，去江干，登六和塔看钱江潮，见潮已大至，银涛雪浪，开荡胸怀，说了一番话，“旋下塔由南山后别径至虎跑，……离虎跑，游高庄，在雷峰夕照中步入清波门归寓。”想那白云庵就在雷峰塔边，“在雷峰夕照中”会不会带便拐进去转转呢？
八月十九日的上午，孙中山及其随行“出清波门至净慈寺，观赏书画，摩挲碑碣，又谒张苍水墓”。也就是说，再次到了白云庵边上，即使前一日没去，那么这天呢？不会依然想不起近在咫尺的白云庵吧？
再说了，孙中山那几天的游览，不是没有出入过寺院，单是十九日上午，除净寺外，就还去过另两处寺庙，一是“出烟霞洞，甫抵山麓，而雨已至，入寺中稍憩”，二是“乘兴登南高峰，骋望山水，而雨大至，冒雨入山寺”。虽说两次进寺都为避雨，处在寺院的气氛中，想起“辛亥之役可为纪念者”的白云庵，于孙中山恐怕也是常情吧？何况在南高峰的山寺中，“寺僧设素餐以飨客”，餐中与僧人相谈，就不曾想起得山和意周？
不过话也得说回来了，推测终归是推测，当不得真。孙中山1916年的第三次杭州之行，去没去过白云庵，我手头并无相关史料，连意周和尚都不曾提及，看来可能性不太大，史料说一次，当事人意周说是两次，另有无内容的文章说“孙中山三临白云庵”，其实一次也罢，两次三次也罢，于白云庵倒无所谓，它的历史性存在，原本就有很多谜点，随着它的消失，只剩下一个话题了。
我一直没有去过现在的杭州白云庵。现在的这个白云庵，在玉皇山南的八卦田附近。八卦田以前也属冷僻之地，少人问津，现在据说又发现了吴越王钱镠祭天的郊坛遗址，就打算开发一条旅游新线，把这个白云庵也串在一起了。报上登出消息后，新白云庵浮出了水面。
要说新，其实也不新，因为立刻就有人说，这座白云庵建于1920年，“发起人有两位，其中一位叫明智师太，她出家前曾在上海一户人家当女佣，东家看她长得漂亮，就想收她做偏房，她不愿意，就带上十八年的工钱，偷偷跑到玉皇山脚下，建了这座庵。”听起来像是通俗小说的情节，虽不敢说这是假的，但是若以“谁主张谁举证”的通行原则，恐怕言者也拿不出证据来，单是那1920年建庵之说，就显然很可疑。
上文已经说过，冬藏访问杭州白云庵，并写成文章发表，是1937年，如果现在的这座白云庵在此前十七年就已经落成了，那么，在当时的杭州，就同时有两座白云庵。冬藏说“在净慈寺前面，南屏山脚边，雷峰塔遗址之下，有一所幽雅的古庵。……只要是到过西湖的人，想来谁都知道有这么个地方”。即便上海过来的漂亮女佣事先不知，但建庵不是件小事，可以瞒着人操作，事后总会有人提醒说，杭州已经有了一个白云庵，未必明智师太带着“十八年的工钱”，就是来新建一个白云庵，与那个老白云庵PK的吧？
杭州同时期有两座白云庵，显然不可能，否则冬藏的文章也会提到。不过我也曾疑惑过，这疑惑来自陈学昭的散文《白云庵》。文章写于1925年九月二十八日“中秋前一日”，这是陈先生在文末注明的。奇怪的是，文章写的这个白云庵的住持，并不是得山和尚，或是得山隐退后的意周和尚，却竟然是“一个中年妇人”。以前我没注意，现在有了上海女佣杭州建白云庵一说，和陈学昭文章写作的时间又如此接近，莫非那个“中年妇人”就是明智师太？
但还是不对，第一是陈文中的白云庵不在玉皇山脚，而在湖边，有“一只一只的划子停在一堵写着‘漪园’的白墙边”，分明是雷峰塔边的白云庵，庵里的中年妇人也不是什么女佣，而是俗姓李的一个小姐：
二小姐披着灰黑色的袈裟，——她在二十三岁那年进庵的时候做起来的，这二十五年来的晨课午课晚课，穿着的回数连她自己也记不清了，——她应当常常穿着这件衣服点钟鼓，这件长长的大大的袈裟一直拖地遮盖了她一双小脚，那是曾穿过红缎的绣花鞋子的。怯怯的瘦瘦的幽灵一般的站立着，黄黄而松松的头发一直梳到脑后成了一个一挽髻，残枯而消瘦的脸，紧闭着一双深陷失神的目光，立在佛前。
《白云庵》（新月书店1927年版《寸草心》）
陈学昭在文中没有提到白云庵的过去，她是写人的，写人却也没有提到得山意周师徒。因此我又想，冬藏的文章刊于1937年的《越风》增刊，但文末没有注明写作时间，不过根据文中“把廿五年前任侠行义的豪气全消磨于湖光山色之间”一句，往“宣统二三年的时候”推算，也就是发表前一两年写的，偏偏陈学昭先生说二小姐进庵的时间，也有二十五年了，推算上去，当是1900年，就算那时候白云庵尚未成为浙江革命党人的秘密据点，那么，一直在庵里“晨课午课晚课”的二小姐，对随后几年里发生的事情，总应该是经历过的吧，怎么会一无所知或丝毫也不受影响呢？其他人不说，同为女人，至少秋瑾会注意到她，或者说她会注意到秋瑾，二小姐的生命形态决不会只是青灯黄卷。事实上，冬藏的文章里连二小姐的影子都没有。
只有一种可能了，白云庵里根本就没有过这样一个二小姐。当然，也不可能有什么二小姐。
我这么说，感觉很是对不住陈学昭先生，在这篇文章涉及的所有人中，惟有她我是认识的，我不能说她的这篇《白云庵》是无中生有，宁愿当作一篇虚构的文学作品，她要表达的，是自己当年对世态人性的认识，她去过白云庵，把它当作了一个载体，如果她还在，我会问问她是不是这样，白云庵有太多的谜，也许她留下了一个不解之谜，也未可知。
但说陈学昭先生的《白云庵》只是一篇虚构的散文，倒可以给现在这个杭州白云庵传说的来源，提供一个说法。陈先生的创作，杜撰了一个二小姐，很生动地置身于白云庵；白云庵毁了，文字却留存下来。时间一长，真实与虚构的界限被它模糊了，不仅派生出了新白云庵的传闻，二小姐也因之成了上海女佣。
在陈学昭写白云庵的前三年，1922年的十一月，俞平伯先生也去了一趟白云庵。他在那个月二十号的日记中写道，“午偕环在素香斋吃素，湖滨闲步，西园啜茗。三四姝来，泛舟湖上，泊白云观，景物清绝。”
日记中说的白云观，就是白云庵。一是摘引这段日记的文章题为《月下老人祠下》，而白云庵里就有个月老祠；二是文章中说，“冬天的游人真少，船到了漪园，依旧冷冷清清的。”漪园之于白云庵，可谓别称。据说当时杭州的月老祠有三处，分别在天竺、吴山和白云庵，以白云庵的最出名，“前后两院落，中建小屋三楹，龛内老人披半红旧袍，丰颐微须，面浅赭色，神仪俊朗，佳塑也。前后四壁，匾额对联实之。”
俞平伯先生游览的白云庵月下老人祠，是在光绪二十三年，也就是1897年落成的，此前的白云庵，已毁于太平天国的洪杨之役，后由清代四大藏书家之一的“八千卷楼”主人丁丙（字嘉鱼，号松生）集资重建。丁是杭州人，据说其时家住头发巷，动工建白云庵“是光绪十二三年的事情”，耗时十年。原先的白云庵并无月老祠，是重建时新添建的，在庵的左侧，故《新西湖游览志》记载这个劫后重生的白云庵时，有“左祀月下老人”一句。
白云庵月下老人祠的出名，主要在其签诗，有五十五条，“寓意隽永、作风古雅”。一说是某落第书生无颜返里，来白云庵借住，半年后父亲病重急归，走时给了当家和尚一沓签诗，说白吃白住了半年，无以为报，只能签诗相赠，本打算作一百条的，现仅成五十五条，余下的日后一定补足。另一说，却谓五十五条签诗乃曲园先生俞樾所撰。俞樾是俞平伯的爷爷，在杭州诂经精舍讲学达三十一年之久，其在杭学生为之助建的寓所“俞楼”至今尚存。俞是浙江德清人，那个传说中的落第书生是安徽人。光绪二十三年俞樾已七十六岁高龄，次年即辞了诂经讲席，住到苏州去了，为白云庵月老祠写签诗的可能性不大。不过俞平伯那次到白云庵，却是为“寻诗”去的，五年后还写了首诗：“君忆南湖荡桨时，老人祠下共寻诗……”云云。
白云庵遭太平军焚毁后，最先来此遗址搭棚参禅的，据说是仁果和尚。此庵的重建，与他的化缘有很大关系。仁果和尚后来是圆寂了还是去了别处，不得而知；得山和意周师徒是什么时候来的白云庵，也不得而知。所有这些，也都是白云庵的谜，至今不明。辛亥革命前后风云一时的白云庵，到了民国年间，逐渐恢复了它本来意义上的寺院性质，随着月下老人祠的声名远播，多数人都是冲着它来的，其风头显而易见地超过了白云庵。
关于月下老人祠的昔日盛况，亦有文字记载：
月老殿，在庵之里进左手的一间四面厅中，明窗净几，前后天井内有古柏桂点缀其中，分外显出这小厅的幽雅了。在明媚的春光里，在皎洁的月光下，不知有多少青年男女到那儿去祈祷月老，叩求签诗。签诗的代价是每条铜元四十枚，据说最好的日子一天能有四百多枚铜元收入。……像学堂里的那班女学生，她们一来就是十个八个，一求就是十张八张……
《白云庵中的革命掌故》（《越风》增刊一集）
四十枚铜元一条签诗，“最好的日子一天能有四百多枚铜元收入”，也就弄出个十来条，比起现在的寺庙香火，可是差远了。不过在那时候，已然可观，所以在冬藏看来，意周“这个人现在的生活，倒也非常有趣。……师徒俩人，挑水煮饭，垦地种竹，把廿五年前任侠行义的豪气全消磨于湖光山色之间”。历史学家认为，三十年代前期，民国在经济上呈一种上升的势头，而1936年，也就是冬藏写白云庵那年，是最好的一年。冬藏说，“白云庵里，如今已经完全作为一个专给青年男女私订情约的地方了，除总理写的一块匾额和几张辛亥时革命党人的照片外，谁又会知道这儿是二十五年前浙江革命党人朝夕聚首的所在呢！”这话说了不到一年，抗战爆发了。
意周和尚任侠行义的豪气显然并没有全消磨于湖光山色之间，抗战中他再度将白云庵做了地下党和抗日志士的庇护所，白云庵发扬了革命传统，但却又一次遭到了毁灭，意周和尚也为敌寇所追缉。阮毅成在其《三句不离本“杭”》一书中说，“敌人发觉，多方搜捕不得，遂纵火将庵屋烧为平地，月下老人祠也连带焚”。阮先生抗战时做过浙江省政府委员和民政厅长，他说抗战胜利后，“我思将其复建，民间亦有愿捐款兴建者”，因“急我之事甚多，未能即办”。
但阮先生想要复建的，是月下老人祠而非白云庵。白云庵遭日寇焚毁后，意周和尚去了哪里，是生是死，都不再见有人提及。尤其让我惦念的，是庵里的那个小和尚，当年才十岁，活到八十几岁不是没有可能，如果还在，他应该是白云庵最后的见证人了。
至于现在不少人所说的白云庵，其实只是月下老人祠。
有一位姓沈的杭州市民，年轻时在汪庄工作过，还记得旧时情景，说“当时汪庄内正在搞建设，白云庵恰好挡在路中央，运材料的大货车进不来，所以才说拆掉算了。……整个庵堂并不大，是一座平房，两边没有厢房，拆拆没费多少力气，两三天就搞定了。最可惜的是，当时庵里有座月下老人，慈眉善目的，也一起毁掉了”。说这些话时，沈先生七十四岁。
我不怀疑沈先生的记忆，但以为他是没有见过白云庵的，他说的月下老人祠也不是原先白云庵的那座，因为按照阮毅成先生的说法，他当年复建杭州西湖月下老人祠的计议未成，“而西湖凤林寺僧，竟未得杭州市政府之许可，在白云庵的正殿遗址上，擅自建了一所月下老人祠。”阮先生说他后来去那里看过，“真是屋矮墙低，布置简陋，老人塑像，短小粗俗。……签诗更是任意涂改，文句多不通顺。”这是1946年底的事。阮先生后来去了台湾，不可能将其拆了重建，沈先生年轻时看到被拆除的，应该也就是它了。
自抗战时毁于日寇，白云庵就算是真正消失了。无论是后来复建之后又拆了的月下老人祠，还是现在玉皇山南这座只是名字叫白云庵的白云庵，都不是那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谜一样的白云庵。记得它也罢，忘了它也罢，这个白云庵的晨钟暮鼓，是再也听不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