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形态各异的新型建筑构成了当代都市常见的景观，对都市建筑空间多重意义的解读使空间研究从地理步入人文。现代空间理论的发展与都市建筑关系紧密，许多建筑不仅承担着使用功能，还是空间理论的对象和实践场所。梳理现代空间研究的理论发展脉络，辨析其间的传承及相互影响，对应北京都市空间案例进行研究，有益于探索空间理论与当代建筑的互动，挖掘其文化意味。
关键词：都市；建筑；空间研究
Abstract：Modern urban scenery is constructed by diverse types of architectures. Knowing more about the meanings of urban spaces， researchers on space study entered humanity area. Modern space study has closely relations with architecture. Architecture has not only using functions， but also works as practice of space theories. Rooting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space study， analyzing the relations and inflect between different theories， taking the examples in Beijing into consideration， can do benefit to the research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pace theory and modern architecture.
Key words：city；architecture；space study
中图分类号：C912 .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3）-11-36（6）
对当代城市来说，日益增加的高楼大厦成为跻身“国际化大都市”行列不可或缺的景观硬件。它不仅带来城市面貌的改变、体现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指数的增长，还引起了相关专业理论、学科研究的融合与转变，空间研究就是一例。空间包容着多重意义，尤其是建筑空间，不仅影响着所在环境，还对其使用者的心态、思维乃至文化产生作用。但在西方重视量化和精确性的科学体系中，作为学科对象的空间多年来却始终未能进入人文学科的视野。直到20世纪中后期，都市空间的增长才越来越多地使空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意义凸显出来，对其关注逐渐超出使用功能。空间从单纯承载使用功能的场所转换为复合意义的人文概念，空间研究也逐渐成为人文研究的对象。在都市景象中，最直观的就是各类新兴空间。拔地而起的众多楼宇、道路、桥梁将都市空间分割得形态各异，而一些传统建筑也在新的环境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当今北京兼容并包，众多建筑不仅担负历史、政治、经济功能，还共同构成了崭新的城市面貌，演绎着新的都市文化。本文回顾西方空间研究的发展过程与学理传承，结合北京空间建筑实例，对其背后的思想延传与理论内涵进行解读。
1 空间——从物理对象到人文概念
早期的高层楼宇出现在古罗马。当时，城市的繁荣发展和过大的人口密度使地面资源日益紧缺，高处的空间被利用起来以安置穷人。“公元74年的罗马城，虽然有庞大的人口，可其周界之小，简直令人可笑——只有19.5公里（12英里）。因此，这些城市形体一般不再向宽度方面扩展，而是越来越高，向上发展。罗马的市区公寓，如有名的福利古拉公寓区，街道的宽度仅及3至5米，可其高度却是在西欧难得一见，只有美国的一些城市可与之一比。在卡皮托尔神殿附近，屋顶已经达到山鞍的高度。”[1]承受垂直上下带来的种种危险和不便成为贫困和卑微的象征。千余年后，随着人类的繁衍和聚居，现代城市中心的地段日益珍贵，对高层建筑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1852年，美国奥蒂斯发明安全电梯[2]，克服了向上发展过程中人们体力的限制和安全的顾虑；其后，钢的引进，使建筑高度在技术层面得到真正突破。拔地而起的高大建筑成为时尚，它们不再是穷困无奈的选择，而转变为财富的显示、实力的较量。
19世纪末，一场大火摧毁了芝加哥城，在其重建过程中，大批高层建筑耸立起来。芝加哥家庭保险公司高55米，是世界上第一幢按照现代钢框架结构原理建造的高层建筑；卡匹托大厦高91.5米，是19世纪芝加哥最高的楼[3]。这些高大建筑是20世纪摩天大楼的萌芽，也孕育了建筑学界的芝加哥学派。此学派主要探讨新技术在高层建筑上的应用及建筑在城市中的合理布局，对建筑形式的设计完全从功能出发。在他们的视野里，空间是“功能场所”的承担者，是单纯的物理概念，是一个被动的对象。在“芝加哥学派”等崇尚技术革新的理论引导下，20世纪初，美国大城市被摩天大厦风潮笼罩，一座座高楼争先恐后地刷新高度。建于1913年的Woolworth Building共55层，高792英尺；1927年的克莱斯勒大楼77层，1046英尺；不到5年后，这一高度就被帝国大厦刷新，它足有102层，1250英尺，成为新的城市地标。
高大建筑的崛起见证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兴旺。然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力的解放与消费能力的缓慢提升产生矛盾，结果是严重的经济衰退。19世纪20、30年代，西方世界开始遭受普遍性的经济大萧条。为缓解提升内需、增加就业人口，政府大兴土木，建设了大批公共设施和大型建筑。著名的纽约地标“帝国大厦”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它建于1932年，在衰退的浪潮中，这座102层的大楼以20个月的惊人速度完成，成为当时全球第一高楼和惨淡世道下美国人民的精神寄托。甚至有人声称：“以目前的技术水平，如果不考虑成本和人的承受能力，完全可以建造任何高度的摩天大楼。”[4]
不仅如此，西方列强为了转嫁危机，还以殖民手段强行改变东方的面貌，上海外滩、香港中环都留下了西式大楼的身影。建于1934年的上海国际饭店曾经号称“远东第一高楼”，1935年落成的香港汇丰银行大厦更成为当时东方最高最先进的大厦。这些大楼与中国传统含蓄、低调的围合式庭院不同，它们突兀、巨大，就像困境下向天空伸出的一只巨臂，奋力伸展着企图抓住一半根救命稻草。它们是畸形社会情况下的产物，其产生并不基于建筑需求，而是权力争夺和控制欲的外化。人类需要用不断增高的建筑物和对自然征服的加剧来证明自己的力量，尤其在面临困境时，这些建筑更充当着人类借以恢复自信的形象工具——因此，这一时期诞生的高层建筑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意义远远大于使用功能。就是这些有目的的建筑形式，使人们开始注重空间在功能场所之外的特殊意义空间进入人文学者的解读范围。
2 西方空间研究的发展与建筑实例
2.1 列菲伏尔与“空间的生产”
20世纪70年代，法国哲学家列菲弗尔《空间的生产》开启了现代空间研究的思路。《空间的生产》一书极大地揭示了空间性的社会和历史意义，拓展了人类的空间想像力，自此，空间从单纯的物理概念转变成文化概念。列菲弗尔以及其后的诸多研究者以多元化视野突破了传统的三维物理空间和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突破了传统学科限制，将空间感和哲学、人文地理学、文化研究及后现代观感等结合起来，赋予空间特殊的人文意义。
在列菲弗尔的视野中，空间不再是同质化、无差别的，它呈现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空间的实践（spatial practice），即日常生活中与位置、地点、位移等相关联，能够被经验感知的物理空间。第二类是表现的空间（representations of space），由城市规划者、建筑师、文学家、艺术家创作出来，与真实相对应的空间。它包括由于社会秩序、权力等界限所划分的社会空间。第三类是“再现的空间”（space of representation/representational space），它的生产带有传统功能之外的，不涉及物理功用的目的性，是人类权力的再现。这种空间主要集中在现代都市，或者说，现代都市是一个集约化的被生产出的空间。“在这里不仅可以发现权力的空间再现，还可发现空间再现所施行的权力。”[5]
现今世界第一高楼“哈利法塔”正是一个被权力生产出来，并数度因新的权力而修正的空间。2010年1月4日，“哈利法塔”举行了落成典礼，它总高828米、楼体160层，将前世界第一高楼——中国台北101大厦509米的高度远远甩在身后。这座超高建筑位于阿联酋迪拜，从2004年开始建设时就被称为“迪拜塔”；它耗资200亿美元，内部设有豪华酒店、办公区、公寓、图书馆、健身房甚至清真寺！大厦的建设初衷是希望它能够成为迪拜的象征，吸引全世界的目光。然而，楼宇尚未建好，迪拜房地产泡沫就骤然破裂，整座城市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当迪拜接受了阿布扎比100亿美元的贷款后，曾经的“迪拜塔”仓促更名为“哈里发塔”——“哈里发”正是阿布扎比酋长的名字。
“哈里发塔”动工时迪拜的繁荣与落成时惨淡经营的对比令人唏嘘，甚至有人因此联想到“劳伦斯定律”：1999年，德意志银行证券驻香港分析师安德鲁·劳伦斯（Andrew Lawrence）提出“摩天大楼指数”（Skyscraper Index）概念，即经济衰退往往发生在新高楼落成前后。例如1930年克莱斯勒大厦和1931年帝国大厦完工后迎来了纽约股市崩盘和美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大萧条；1997年吉隆坡双子塔楼成为世界最高建筑之际，同样也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6]这一次，迪拜高塔的落成与迪拜前所未有的困顿似乎又应验了这一魔咒。无论是骄傲的迪拜象征，还是向债权国表达谢意的命名，这座高楼都是权力意志的产物。新高建筑虽然在高度和技术上足以傲视群雄，但孤注一掷地追求超高、妄图将周围远远甩在身后、踩在脚下的做法，正是狂妄和畸形的表现。那些认为摩天大厦带来衰退的人也许应该看到，不顾经济实力、肆意支配权力的空间生产者才是“劳伦斯定律”悲剧的根源。
2.2 福柯的“异托邦”
在与列菲弗尔研究《空间的生产》相近的时段里，福柯通过一篇名为《另一空间》的论文提出了“异托邦”概念。“异托邦”（heterotopia）一词原是医学界用来描述“异位移植现象”的术语，后为福柯借用指称与“乌托邦”相对的“另一空间”。理想城市“乌托邦”似乎只存在于想象中，但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领域确实能够挣脱日常秩序，呈现出平等、自由、反常规的状态，它们被福柯称为“异托邦”。社会上多元文化的并存、朝代更替过程中的历史段落、同一地点几套秩序的并列，空间的互相对立和渗透等，为“异托邦”提供了存在的条件。那些与一般空间并存却又独立，可以暂时脱离现行社会秩序，具有自身特殊规则或神秘禁忌的区域，如产房、墓地、花园、流动集市等都是异托邦。在这些空间中，人们的行为虽然有悖常理，却被默许和遵循。“度假村”出现后，福柯也将它列为异托邦的一种，认为它具有设置场景，时空转换的神奇作用。福柯与列菲弗尔同样关注权力对空间的影响，但后者侧重权力对空间的塑造与命名，前者则把重点放在那些权力、秩序下的例外空间，以及它们是如何做到与现有权力制度对抗并挣脱的方面。
以福柯的观点看，迪斯尼主题公园就是一个异托邦，它不是现实生活的延续，而是完全独立于现实之外的；因此，人们进入它与一般的逛公园或进游乐场不同。从迪斯尼奇妙旅程开始的那一刻起，人们便不由自主地角色骤变：大声尖叫，与卡通人物对话、亲吻米老鼠、与小丑照相，听从“警察”指挥与“太空入侵者”搏斗，在“美国小镇”的“商店”里选购“家庭晚餐”……每个人都是公主、王子、超人或小丑，动画主角在这里是有生命的，人们在与“米奇”、“米妮”聊天交流，而不是跟套着玩偶外衣的公园雇工对话。日常生活中，只有幼儿才会煞有其事地对着洋娃娃念念有词，对迪斯尼的故事信以为真；但在主题公园设定的情景中，保持日常心态冷静观望的游客反而会因其与周围的兴奋格格不入而被视为异类。
2.3 苏贾与“第三空间”
美国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苏贾受列菲弗尔启发，提出了空间的“第三性”，试图将一种新的认识方式引入空间研究。苏贾的“第三空间”比较难界定，相对于某种真实存在，它更是作者提倡的一种思维和体验的方式。“（第三空间）是一个有意识的灵活的尝试性术语，力求抓住观念、事件、外观和意义的事实上不断在变化位移的社会背景。……‘第三空间’同样可以被描述为一种创造性的重新组合和拓展，它的基础是聚焦于‘真实’物质世界的‘第一空间’视野，和根据空间性的‘想象’表征来阐释此一现实的‘第二空间’视野。”[7]
在后现代经验下的社会里，越来越多的意义碎片打消了宏观视野，过于琐碎，变化过快的后现代经验无法以日趋完善和精湛的语言描绘。现代视野中清晰、稳定的观念被打破，人们试图以新的思维方式来应对新的时代。苏贾以后现代视野关照地理学，产生了“第三空间”这一缺乏精确性并带有后现代特质的概念。为阐明自己的观点，苏贾举博尔赫斯小说《阿莱夫》为例：它（阿莱夫）无限而又纯真，包罗万象、变动不居、无所不能……这种描述方法将解释的权力交给了读者。苏贾的“第三空间”概念是一个需要体验、感悟却难以言传的认识方式。
我们不妨以罗兰·巴特对“埃菲尔铁塔”的描述作为“第三空间”的参照：“它是巴黎的普遍象征，也触及最一般的人类形象语言，在人们想象中成为巴黎、现代、通讯、科学、十九世纪等各种记号。埃菲尔铁塔的符号意义足以使人们忽略它的任何实用功能，它是一个纯粹的能指，因而人们可以将无穷的意义纳入其中。它构筑了一个小小的世界，在这里，你会感到完全与世隔绝，同时仍是世界的主人。”[8]这段叙述中的铁塔仿佛包含了无数矛盾，可以被任意解读，这种表述方式使其成为“第三空间”的代表，它囊括了空间意义、认识角度、思维方向等多种维度，成为真实和想象的综合体。
2.4 詹明信与“超级空间”
信息技术带来时空感受的变化使空间成为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象。美国理论家詹明信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文中描绘了后现代都市欠缺历史感、无深度、表意链断裂等现象。他以“鸿运大饭店”为代表，通过对建筑风格、功能的讨论，分析了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都市建筑：建筑不再是功能的承载者，而成为一种语言或逻辑手段。它涵盖所有意义，成为都市集约化的缩影，所以被称为“超级空间”。如果说苏贾“第三空间”提供的是有关空间的思维，更新了对空间的认识方式，詹明信的“超级空间”则切实地将后现代都市空间对人的生存方式的改变呈现在眼前。
在今天的都市中，类似的超级空间并不少见，如美国最高的住办合一摩天大楼——芝加哥汉考克中心，它顶部44层是豪华公寓，往下是23层办公室，6层有停车场、5层有购物场所。住家和办公室之间有一层公共空间，包括健身房，游泳池和可以送货到家的超市。理论上，一个人可以从大学毕业以后就走进汉考克中心，一直到退休那天才走出来[9]。设计者力图使其完善得无所不包，打消了生活和工作的功能界限，演示出一种总括型的庞大生活方式。
3 现代空间理论的“北京实践”
透视当代建筑背后的空间理念，梳理空间研究的兴起与演变，不仅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都市建筑对人的影响以及都市环境下人与人的关系，同时也可为从人文角度解读当代都市、构建新型都市文化提供新的思路。虽然所谓“空间生产”、“异托邦”、“第三空间”以及“超级空间”等词汇并不常见，但在当代北京，受其影响的建筑实例却很多。
3.1 场域力量与城市空间的生产
当今北京城市面貌是文化、政治、经济等各场域之间冲突、协调、制衡的结果。“场域”是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提出的用以表达社会空间中不同领域之间权力关系的概念，各个社会领域有自己的权力领地并与其他领域相互渗透和争夺，这种争夺可以在城市形象上体现出来，并在建筑上留下痕迹。也就是说，权力的争夺生产出不同形态的空间。
如今的北京可以看到“古老皇城的文化场”、“人民首都的政治场”、“新北京的经济场”的并存。北京有约八百年连续建都史，体现在城市建筑上，就是房屋高度的层次错落与皇权的关系。老北京高大建筑多与皇室有关，皇城建于城市正中，突出了显赫地位和坐拥天下的权威。其他建筑大多是低矮、灰暗的。明清时更对房屋高度按照主人的级别不同制订了严格的限制。古城那平缓开阔的视野，一览无余的天际线，显出皇家都城的恢弘气度。这些建筑特别注重中正平和，尺寸、数目的划定都有规矩，高度的等级差别和形象的含而不露是古老中国文化内蕴的流露，显示出古老皇城文化场的力量。新中国成立以后，“十大建筑”提高了北京建筑的整体高度。它们有着统一的政治色彩，反映了开国伊始人民群众高涨的建设热情。人民权力的增强使象征人民力量的建筑物高度增加，而出于安全考虑，部分建筑必须保持低矮，如中南海、天安门周围的建筑。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年至2010年）》第八条中明确：“以故宫、皇城为中心，分层次控制建筑高度。旧城要保持平缓开阔的空间格局，由内向外逐步提高建筑层数，建筑高度除规定的皇城以内传统风貌保护区外，分别控制在9米、12米和18米以下。长安街、前三门大街两侧和二环路内侧以及部分干道的沿街地段，允许建部分高层建筑，建筑高度一般控制在30米以下，个别地区控制在45米以下。旧城以外，一般不超过60米。……市区南部的中轴南延长线两侧，是从景山南望故官、显古都传统天际轮廓线的重要背景，建筑高度相对低一些。市区的东部、北部的适当地段，可按城市设计要求建设个别较高的建筑物，丰富城市轮廓线。”[10]规划中提到对建筑物高度限制的主要原因是保持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风貌，但政治、安全等方面的考虑也很明显。因此可以说，北京市二环内建筑的规模和高度，一方面是文化场对城市传统继承、历史风貌延续的要求；一方面是政治场从国家安全和机密角度要求的结果。
随着改革开放的加快，经济力量要求城市建筑具有集约化功能，高层建筑成为现代城市的目标模板。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北京开始了建设高层、超高层写字楼的潮流。京广中心、京城大厦和国贸中心的建筑高度长期居北京前三位。虽然城市地面日益紧缺是超高建筑出现的原因之一，但只有当经济维度在社会中占有一定比重时，这些体现经济场力量的写字楼才能如此迅速地占领京城的地面和天际。
如今的北京不再强调古老历史的文化场力量，政治场力量的影响也逐渐减弱，而经济场主导的写字楼的兴起则日益使北京成为高大建筑博览会。从文化场对建筑美学和历史含蕴的要求来看，北京城区那高低不等的样式和混搭的风格多次遭到诟病；从政治场角度考虑，在国家首都建设超高建筑物，将大量企业集中安排在政治中心也不是最优选择。这种情势与其说是城市发展或区域设计的需要，不如说是经济强势环境下，文化场、政治场向经济场做出的妥协和让步。因此可以说，北京新城区特别是朝阳区一代的高大写字楼，是强势经济力量运作生产出的空间，而如今北京城市总体面貌也可以看作不同场域制衡下的一种空间生产策略。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列菲伏尔“空间的生产”理论相呼应。
3.2 空间理论的北京实践
如上所述，当代北京城市空间的生产过程既是不同力量角逐的结果，又体现了北京独特的历史文化与政治身份，不仅列菲伏尔的理论适用于当代北京，还能看到其他现代空间理论的实践成果。
例如，在福柯的理论视野中，北京的二十二院街、798、宋庄等诸多新兴文化艺术空间可以被看作异托邦。“二十二院街”上，怪诞、前卫的艺术行为、艺术装置与居民小区的日常生活相互混杂；“798艺术区”里，高大的包豪斯建筑沧桑的墙壁上刷满革命年代的标语，而狭窄的工作室内却挂着后现代派各行其是的作品；“宋庄画家村”乡土的院落，纯朴的村人与放浪形骸的画家和睦共处……在这个同时容纳着国际潮流、乞丐巨富，承担着政治经济文化多种中心职能的都市里，人们可以看到无数特定秩序操控下的异托邦。甚至可以说，这无所不包、兼容跨界的大都市，本身就为人们营造着一种异托邦体验，正是这种体验使得人们对于同一时空下多种秩序的并行见怪不惊。
论及苏贾的第三空间，如果想在北京找到对应之处的话，最恰当的地点就是后海。“后海”作为内城唯一一片颇具规模且没有围墙的天然水域，其范围已经远远超过物理意义，它不仅囊括了“海”，还包括周边的“寺”、“观”、“园”、“府”等，成为一个不断扩张的空间。同时，它也不仅仅是文艺产品、时尚杂志或网站中以文字、图片或攻略形式存在并散布流传的第二空间，而且这个古色古香的画舫与国际知名的酒吧并列的地方，这个怀抱琵琶的古装歌女与热裤高跟的红男绿女共同消费的区域，被演绎为一个文化概念，一个超越了真实空间与想像范围的文化概念，这就是当代北京的“第三空间”。我们也可以尝试对“写字楼”这一称谓进行历史溯源，界定其物业形式、经济地位的是其“第一空间”；作家、编剧、实验建筑师、摄影作品中高大挺立、昂扬向上、酝酿着都市商战和恩怨纠葛的是“第二空间”；而综合意义上的写字楼整体，它在时代进程中的位置，作为一种认识城市现象和城市人群的方式，以及不同人对写字楼的印象及其对都市文化的影响力等，构成了“第三空间”，它囊括了空间意义、认识角度、思维方向等多种维度，是真实和想象的综合体。
如果以詹明信的后现代眼光来看，北京特别是CBD区的建设无疑正向着“超级空间”奔去。在长安街与东三环交界的黄金三角地段，已经有一条地下通道贯穿了国贸大厦、银泰中心、凯德大厦、盈嘉中心、招商局大厦等多栋高档写字楼，涵盖办公、饮食、居住、购物、休闲等几乎所有功能。这个区域的配套服务也非常完善，用餐时间有外卖上门，传递信息有无线网络覆盖，连相互拜访都可通过地道而不用暴露在都市空气中。在这些建筑中，工作语言是普通话、粤语、英语，会议时间则有必要与英美同步。这里是多元文化的交汇，是历史和现代的总成，形成了一种杂糅的难以辨别的风格。人与人因工作项目而聚散，由于缺乏深度了解和交往，人际关系是功能性而非情感型，沟通渠道基于一个虚拟的意义环境，支撑这种意义环境的则是詹明信所谓的“精神分裂式”观感的集合。
建筑蕴含着多重意义，不仅影响着所在环境，还对使用者的心态、思维乃至文化产生作用。但在重视量化和精确性的科学体系中，作为学科对象的空间多年来却始终局限于地理领域。直到20世纪中后期，都市空间的增长才越来越多地将空间纳入学人的视野，对其政治、经济、文化意义的关注逐渐超出使用功能。空间从单纯承载使用功能的场所转换为复合意义的人文概念。列菲弗尔开启了现代空间研究，引发了人们对空间生产的探讨；福柯的想法个性鲜明，更新了人们对身边空间的态度。以上两人的研究重点在于权力对空间的控制、改变以及对抗性方面。詹明信对后现代都市中无所不包又缺乏缘由的超级空间进行了批判性论述；苏贾将后现代思维方式与空间研究结合，力图提出新的研究方法，他们在以后现代视野观照空间方面不期而遇。除以上代表性理论之外，地理学家格里高利、哈维，城市学家卡斯特尔，人类学家穆尔等，也都在空间理论的推动、演变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本文将一些建筑与某一理论相互对应，但它们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正如空间研究之间存在传承和交集，这些建筑也是多种研究成果、理论探索的综合体，它们不仅是空间理论的对象和实践场所，更以其独特的形态、功能、文化特色对人们发生影响，进而在当代北京的城市面貌和整体形象中发挥作用。
北京空间融合了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风情，呈现出兼容并包的多元化特色。不同建筑不仅从实体方面构造着城市面貌，还以独特的空间语言汇聚成当代都市文化的一部分。城市建筑不仅仅是单纯的物质场所，也是人文理念的传达者。通过分析实体建筑背后的空间理论，可以更好地解读北京的空间语汇，更加有针对性地构建北京都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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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蒋亚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