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门艺术，既需要勇气，又需要方法。延安时期，是我党培育和造就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优良作风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我党高度重视批评与自我批评，运用正确的方法艺术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端正态度、实事求是；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公告栏、报纸上公开批评；撰写检讨材料；召开民主生活会等。这些方法对于我党今天继续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优良作风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批评与自我批评
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日起，就是一支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武装自己的政党，随着革命实践的不断丰富，我党对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认识不断得到提升，变得越来越成熟。延安时期，就是我党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我党通过各种方法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断地成长为一支成熟的、优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一、端正态度、实事求是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首先，批评与自我批评必须以事实为依据，毛泽东曾说过，“党内的主观主义的批评，不要证据的乱说，或互相猜忌，往往酿成党内的无原则的纠纷，破坏党的组织”。[1]不论批评别人还是自我批评，必须做到实事求是，讲真话，不可捏造事实，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其次，批评者与被批评者都应该持有正确的态度，批评者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大胆地进行批评，对错误与缺点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但要清楚，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是帮助这个人进步，而不是将其整死；被批评者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要存在打击报复的心理，对于批评者的批评，讲得对的在以后的工作中多注意，讲错了的，自己实事求是的进行解释说明，弄清事实真相。最后，在处理方法上，要严肃认真，不能走形式，根据个人所犯错误的不同情况来分别处理。比如，有些人因为不了解相关信息而犯了错误，而有些人明知故犯，有些人犯错后经批评诚心改过，而有些人被批评后，仍不知悔改……
1945年6月9日，在七大正式中央委员选举中，由于七大代表们对王稼祥同志以前犯过的错误过度重视，忽略了他的功劳，王稼祥以不足半数的204票落选。毛泽东对此感到意外，6月10日，他在所作的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的报告中，对王稼祥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经过毛泽东做工作，代表们增加了对王稼祥的了解，6月11日的选举结果中，王家祥以第二名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如此，党的七大显示了团结统一、争取胜利的生动局面。
在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中，要牢固树立客观全面的批评观。在肯定被批评者的主流业绩、人品秉性的前提下，着重批评其在支流方面存在的问题。批评与自我批评是针对党内同志以往或当下存在的问题、缺点的一种评议，侧重的是被批评者的历史与现实表现，并不代表其未来的成长。因此，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过程，一定要把被批评者的历史、当下与未来联系起来。
二、领导干部率先垂范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古有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领导是关键人物。首先，领导干部要从自身做起，带头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关于自己工作中出现的错误与缺点，诚恳地自我批评，面对别人的批评，人家说的对的，对工作有好处的应该坦诚接受，树立一个弘扬好作风的榜样。这样，党员和人民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顺利开展。
延安时期，1941年6月，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的征粮会议上，一声雷响击死了参加会议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之后，就有群众曾两次诅咒为什么雷电不把毛泽东给劈死。听到如此尖锐的批评，毛泽东并没有追究、责怪骂人的群众，而是要求了解真实情况，弄清其中缘由。经过调查，原来是公粮征收太多，老百姓负担太重，引起不满。毛泽东认真检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中存在的错误以及存在的不足，积极采取可行措施来维护广大群众的利益，他把原定1942年征收20万担公粮减少为16万担。其中，搞大生产运动的想法也是受这件事的启发，毛泽东的妥善处置唤回了民心，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对这位“大救星”越来越爱戴。延安整风期间，审干活动搞错了许多人，毛泽东及时发现了问题，主动承担责任，多次进行自我批评。1941年，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学习中，亲自讲述从建党到抗日战争的党史，总共讲了有十多次，而每当讲到党的历史上一些重大错误时，他总是把自己也摆进去，当众作深刻的自我批评，使大家深受教育。1943年回到延安后，他写了五万多字的笔记，并从11月15日起，在整风学习会议上作了五天发言，对自己在党的历史上犯过的错误以及应吸取的教训进行了真挚诚恳的自我批评。1941年9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任弼时对自己在“左”倾路线影响下所犯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2]王若飞是一位善于启发别人对自己进行批评，而且乐于接受批评的领导。在一次民主作风检讨会上，他作出深刻的自我批评：“我的毛病很多、很大，同志们要尽量提出来，为什么只提出‘性急’这一点？但就这一点，它的危害也是很大的。由于我性情急躁，就不能冷静地思考问题，就不能倾听别人的意见，遇到事情就会主观主义，就会危害革命事业……”[3]
七大召开前，王稼祥在《写给毛泽东的两封信》中对自己犯过的一切错误路线进行了严肃、深刻、诚恳地检讨，并说“对于我，对于一切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这个文件是一剂诊治思想疾病的良药，既有特效，又无副作用。”[4]七大上，张闻天作了长篇发言，他诚恳地检讨了自己存在的“左”倾路线错误，并以亲身经历的遵义会议的经验，论证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的重要性。周恩来对于自己不懂国情，犯过错误也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他们的发言，受到了大会代表们的欢迎，让大家很感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如此言传身教，不仅充分表明了中华民族的谦逊本色，而且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大智大勇，这种实事求是、光明磊落的自我批评精神，是值得全党效法的。
三、在公告栏、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公告栏、报纸等载体受众广泛，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一个很好平台。1942年3月1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解放日报》的改造计划，任弼时发言认为，“报纸要允许讨论问题，允许争论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5]
1936年下半年，历经千辛万苦，千里迢迢来到陕北的美国记者斯诺在红军营地发现：“最使人感兴趣的是红军所办的墙报，里面有黑栏（批评栏）和红栏（表扬栏），在红栏中，人们称赞个人或者集体的勇敢、无私、勤劳和其他美；在黑栏中，同志之间互相批评，并指名道姓地批评他们的军官。”朱德告诉斯诺：“军队里任何一个战士都可以直接向总司令告状——而且也常常这样做。”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倡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6]
1942年7月13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干部对工作地位和个人进步应有的认识》无产阶级革命者徐健生对于“如果这个工作不合乎他个人的要求，或者没有比他从前的工作地位提高一步，如是便拒绝组织上的分配。不然，就要求学习，要求上前方，要求到别的工作系统以至要求休养。”这种现象提出批评，“我觉得他们对于工作地位、个人前途、进步这些问题的了解，是片面的不正确的。”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意见和同志们讨论。”[7]8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谈区委的领导问题》批评文章，严肃地谈到，对于领导干部的问题光批评指责是远远不够的，要紧的是仔细地研究它、积极地改正它。[8]1945年5月10日，解放日报发表《米脂生产领导须加强，县级干部不重视春耕》一文，引起了一些争议，中共西北局专门就此事给各级党委发出《发扬正确的自我批评》指示，并刊登在解放日报上，指示批评了米脂县少数干部不能正确对待批评的错误态度，并指出：“此文所指出的缺点，不仅存在于米脂县的个别干部中，而且在其它地区不少干部中亦严重存在。因此，希望各级党委注意研究，并以此作为在职干部学习的材料，具体检讨各地所属工作中的类似缺点，发扬正确的批评自我批评，以达教育干部、改进工作之目的。”[9]
这种公开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具有很强的教育性。便于人民群众的监督，容易让广大党员深刻认识到自己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不断地去提升个人素质，正确开展工作。
四、通过撰写检讨材料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检讨材料的撰写过程，是自己与自己内心交流、沟通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会有外界因素的参与，所以我们可以对于自己的过往进行无情的解剖。经过内心矛盾、悔恨、不平的情绪的交替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自己会逐渐地对自己有一个更加全面的、完整的认识。这样，我们再去接受别人的批评就会感觉坦然、舒服一些，会觉得人家说的没错啊，确实自己存在这些问题。
1943年的下半年，中央组织党内进行了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学习。学习基础上，“中央要求每个七大代表和高级干部写一份‘自传’”。[10]张闻天于1943年12月16日写成了一篇近四万字的自传，题曰“反省笔记”。[11]他在这篇笔记中回顾了自己的经历和思想发展过程，对自己所犯的“左”倾路线错误，进行了系统的、深刻的揭发批判，表现出了高度的自我批评精神。
《解放日报》上曾刊登了一批反省文章。1942年7月13日，编委会发表某同志反省自己十五年历史的文章《十五年思想变化的反省》，该同志非常忠实地用马列主义的立场、方法、观点从以下四个阶段检讨了自己十五年来的思想与思想方法：一、在大革命时代。二、大革命失败以后。三、参加土地革命以后到入党以前。四、入党到现在。[12]1942年7月13日，留守兵团参谋长曹里怀在《改造自己的作风》一文中讲到“我读了反主观主义文件之后，自己作了初步的自我检讨，深深觉得自己的主要毛病之一，是在日常工作中和处理问题不细心，草率从事，不深刻，不彻底，在工作中遭遇的问题不深思熟虑，不深加调查……”并重点反省了自己的四大缺点：一、在日常工作中，解决和处理问题不细心，草率从事。二、爱面子。三、理论和知识的修养太差。四、自己的经验不能很好地整理。[13]中央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室主任的王思华发表《二十年来我的教条主义》的文章，对自己以往教学和理论研究中的教条主义进行剖析：“当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后，又把它生吞活剥地搬到中国来。……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态度上还是主观主义的。在这种态度下，还是只想懂得希腊，不想懂得中国；……把马克思的一切东西当作千古不变，放之于四海皆准的教条了。”[14]
不论是党的高级干部，还是高级知识分子和军队干部，都自觉联系思想实际深刻反省，从而，使党内自我批评蔚然成风，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得以确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五、召开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主要依托党的组织生活来开展，在党的组织生活中，党员都坐在一起，开诚布公、敞开心扉，互相“拉拉袖子”提个醒，“亮剑揭短”喝一声，本着对同志关心爱护的好意，就能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真正开展起来。
延安时期曾担任中央党校秘书长的黄火青回忆说：延安时期党内民主生活是很好的，大家有啥说啥，敢说真话，从不拐弯抹角。他举例说，有个名叫窦商初的老团长，打仗的时候身上负过7次伤，从解放区来到延安，对有些事情看不惯，什么也不怕，什么话都敢讲。开小组会他讲，开大会他还上去讲，一讲就是半天，但意见有些偏颇。他讲完了，大家讨论他讲的话，哪些对、哪些不对，慢慢地跟他讲道理。他有气的时候，你说啥他也听不进；他缓过来了，你再给他提意见，他知道自己讲错了，就虚心接受了。[15]
延安时期，我党对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很讲究，除以上所述，还有在大量阅读文件的基础上，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作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多注意听取群众方面的批评和意见等方法。这些方法，对于处在环境更加复杂的新时期的，肩上的任务更加重大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我党必须更加高度重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开展，来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建设更加优秀的党组织，以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91.
[2]任弼时年谱[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408.
[3]顾阳.延安整风时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J].党史珍文，2014（1）.
[4]王稼祥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360.
[5]任弼时年谱[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421.
[6]陈奇文.重温我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光荣历史[J].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3）.
[7]干部对工作地位和个人进步应有的认识[N].解放日报，1942-7-13.
[8]谈区委的领导问题[N].解放日报，1942-8-9.
[9]发扬正确的自我批评[N].解放日报，1945-6-7.
[10]张闻天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8）：562.
[11]张闻天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8）：562.
[12]十五年思想变化的反省[N].解放日报，1942-7-13.
[13]改造自己的作风[N].解放日报，1942-7-13.
[14]二十年来我的教条主义[N].解放日报，1942-8-23.
[15]王为衡.民主生活会制度的历史由来与演进[N].北京日报，2013-09-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