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898年至1919年间中国首次出现了一个本土女性译者群体，她们突破传统性别秩序对女性进入文字世界的种种限制，以翻译为路径，走入公共领域的书写场。本文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从近代启蒙思潮对新女性的塑造和文学消费兴起的角度，以中西历史中女性译者境遇的比较为视野，探讨促成中国近代女性译者身份在公共领域凸显的历史条件，以及其身份彰显的意义。
〔关键词〕 女性译者;翻译;启蒙;文学消费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4）01-0196-06
〔基金項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性别视角下的译者规范”（11FYY018）;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译者生态调查研究”（2012RKB01328）
〔作者简介〕罗列，西南财经大学经贸外语学院副教授，博士，四川成都 611130。
一、引言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兴起一般以林纾、王寿昌合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为起点。在此之后，林译小说的风行引领了一个时代翻译文学的潮流。清末戊戌变法失败，知识分子试图通过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改良来实现强国的理想破灭，“知识分子被逐出庙堂后痛切地感受到思想启蒙的重要性，于是梁启超等人发起了‘小说界革命’运动”<sup>〔1〕</sup>，文学成为启蒙的手段。清末大力倡导文学翻译的男性译者，多为失去通往庙堂权利中心的知识分子，他们试图通过革新传统书写来建立一个新的文化权利中心，找到知识分子新的安身立命场所，在庙堂之外实现救亡和启蒙的政治理想，文学翻译成为其中重要的手段。而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社会殖民程度的加深、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学校教育的进一步普及，读者消费群体的产生带来对翻译文学的需求，翻译作品作为商品进入文化消费市场。
二、近代启蒙话语中首个女性译者群体的出现
中国有着悠久的翻译历史，但由于中国主流文化对域外文化和语言长期以来的俯视态度，缺乏主动沟通意识，造成中国人“从来没有学习外语的意愿”<sup>〔2〕</sup>，没有形成培养本土翻译人员的传统。女性书写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受制于强大的传统性别话语，女性被规约在私人领域中，无法参与正规的学校教育，只能在家中接受区别于男子的有限教育，德本才末的评价体系极大束缚了女性的自我发展，其书写行为也受到“内言不出于阃”的制约，在写作体裁、主题和表现风格上都比较单一，其作品甚少可以进入公众的阅读视野。在近代之前的中国，鲜见文献记载过女性对翻译活动的参与，也未见有女性译者的译作流传于世。
近代中国不断遭受各列强的入侵，在探求强国之路的政治诉求中，“1911年之前的教育话语将中国衰弱的责任推给了女性”<sup>〔3〕</sup>，塑造具备新知识、体魄强健的“新女性”成为符合历史潮流的性别话语被提倡。1898年国人开始创办自己的新式女学堂，使少数女子开始有机会接受较为系统的学校教育。而女学堂“中西并重”的办学方针让女学生可以了解西学，学习外语。1907年清廷颁布女子学堂章程，对女子小学堂和中学堂的招生、课程设置、教员管理等作出相关规定，正式将女子学校教育纳入官方学制系统。虽然近代中国各类女学堂均无培养女性译者的意图，但却随着女学的发展，女性对西学的了解以及外语能力的获得，从中逐渐生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本土女性译者群体。
①《小说林》第1期上刊登的《募集小说》明确规定了著译小说的稿酬，而在第4期刊《募集文艺杂著》的启事中，声明对诗文稿件“以图书代价券酌量分赠”。《新小说》第8期刊《搜集诗词杂记奇闻笑谈》启事，连图书代价券也没有了。
自1898年女性译者正式发表翻译文学作品——即裘毓芳（1871-1902）在《无锡白话报》上连载伊索寓言的白话译本《海国妙喻》——至1919年（含）间，有译作署名发表、且确定为女性身份的本土译者共计33位。她们均接受过传统学术教育，后又接受西学的影响，大部分女性译者都曾就读于新式女学堂，其中不少人还有留学海外的经历。根据女性译者通晓外语的状况，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为传统才女型，她们有着深厚的国学基础，并不通外文，但对西学抱有浓厚兴趣，往往通过家庭中开明的男性成员来了解西学，翻译时采用和男性口译者口译笔述的合作方式，以薛绍徽（1866-1911）为其中最突出的代表。而随着女学堂中外语课程的开设，女学生获得学习外语的机会，口译笔述的模式迅速被通晓外文的女性独立翻译模式所取代;一类为“新女性”，她们幼时因家学渊源而熟读国学经典，之后在近代女学的发展中走进了新式学堂，其中不少人还走出国门，留学海外。她们具备良好的外文基础，独立从事翻译。1898年至1919年间，女性译者发表、出版译作共计105种，其中文学译作93种，非文学译作12种。
文学翻译中女性译者对各类新文学形式均有参与，其中译得最多的是新小说，主要包括科学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政治小说、宗教小说和儿童文学;其次为翻译戏剧，共计12种，译诗1种。从文学翻译活动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来看，最早发表的是科学小说，之后依次为言情、侦探、政治、宗教小说，儿童文学最晚出现。各类翻译小说出版发表的时间段为：科学小说集中在1900年至1913年;言情小说从1903年开始发表，并一直持续有译作发表; 侦探小说的翻译集中在1903年至1915年;政治小说的翻译集中在1906年至1909年;宗教小说和儿童文学的翻译从1913年开始。戏剧和诗歌的翻译从1915年开始。非文学翻译涉猎医护、教育、家政、科学、历史等领域。女性译者突破“内言”的限制，译作在体裁、主题和风格上打破了传统女性书写的局限，署名的翻译作品得以公开发表，翻译成为女性进入公共领域的重要渠道之一。
三、中国近代出版业与文学消费兴起中的女性译者
随着近代印刷技术传入中国，出版业、报纸副刊与文学期刊发展迅速，商品和消费经济的发展带来文学市场的形成和繁荣。20世纪伊始创办的几大小说期刊均推重翻译文学作品的刊行，如《新小说》创刊时宣布“本报所登载各篇，著、译各半”<sup>〔4〕</sup>，《绣像小说》称“远摭泰西之良规，近挹海东之余韵”<sup>〔5〕</sup>，《新新小说》拟定“本报每期所刊，译著参半”<sup>〔6〕</sup>，《月月小说》称“本志小说之大体有二：一曰译，二曰撰。他山之玉，可以攻错，则译之不可缓者也”<sup>〔7〕</sup>，现代报刊传媒的迅猛发展虽有启蒙大众的意图，但更是作为民族资本发展的实体，离不开市场的需求。当林纾所译《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年出版后，“不胫走万本”，风行一时，再版多达二十余次，得到读者市场的追捧，让出版机构看到翻译文学潜在的巨大市场和利益前景。当图书报刊市场日益壮大，稿费制度开始推行。1902年《新小说》在创刊之际阐发了办刊宗旨：“小说为文学之上乘，于社会之风气关系最巨。本社为提倡新学，开发国民起见，除社员自著自译外，兹特广征海内名流杰作绍介于世”，并对创作小说和翻译小说的稿酬做了相关规定，而对其它文类则“恕不能遍奉酬金，惟若录入本报某号，则将该号之报奉赠一册，聊答雅意”。<sup>〔8〕</sup>虽然《新小说》出于对小说启蒙大众、开化社会风气功能的推崇，而制定了稿酬制度，但刊行小说受到大众读者喜爱而赢得市场的功效，却引来其它报刊的效仿，纷纷在征稿启事中说明小说的稿酬。但“当时报纸，除小说以外，别无稿酬”<sup>〔9〕</sup>的现象颇具代表性，可见稿酬制度的推行，在体裁上主要限于可以为出版商带来丰厚收益的小说①，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翻译小说所具有的庞大读者市场。“对翻译小说的巨大需求令一个数量巨大、具有双语能力、能独立翻译的中国译者群迅速出现。小说译者并非仅仅为参与民族自强的事业，他们的翻译也以经济上的收益为目的。”<sup>〔10〕</sup>巨大翻译文学市场的出现，以及近代稿费制度的推行，让从政治权利中心失落的知识分子，和科举制度废除后被放逐到民间的文人，不仅重新找到话语权力的场域，同时也得到一种新的谋生手段。
女性译者能够走向公共空间的书写，除了兴女学、塑造新女性的女权启蒙思潮外，也得益于近代出版业和翻译文学市场的迅速发展为女性译者所提供的职业空间。她们中不少人担任过报刊的主编、编辑、主笔或记者，在办报和写作的同时参与翻译活动。康同薇（1879-1974）在维新派1897年2月22日创办的《知新报》中担任日文翻译并参与撰稿，在该报第32册的“本馆告白”中道：“近刊之日本报大半为南海先生之女公子康同薇所译，揭之于此以免掠美”<sup>〔11〕</sup>，至第43册申明“本馆去年所聘之日文翻译山本正义、英文翻译陈君焯如皆已因故自行辞去。嗣后所译日文拟请南海康文僴女史任之，其英文翻译则添聘香山容君廉臣与旧聘之新会周君灵生总其事。”<sup>〔12〕</sup>康同薇不但为该报的撰稿人，后来还成为专职日文翻译，这是笔者所见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對女性译者的正式聘任文献，中国第一位女性专职翻译人员由此诞生。
中国最早有翻译文学作品刊行问世的女性译者裘毓芳，其叔父裘廷梁（1857-1943）在创办《无锡白话报》时道：“令再从侄女梅侣，以白话演格致启蒙……观者称善”<sup>〔13〕</sup>，裘毓芳的白话翻译颇受读者好评，于是安排裘毓芳负责该报的编务，开创了中国女性办报的先河。该报内容分为三类，其中“二演今，取中外名人撰述之已译已刻者，取泰西小说之有隽理者”<sup>〔14〕</sup>，翻译占据其一。裘毓芳的《海国妙喻》最早便发表在该报上。之后各种报刊林立，女性报刊也纷纷出现，女性作为报人、主编、编辑、记者、撰稿人、译者或者多重身份兼具一身，进入社会公共空间。
进入20世纪的中国社会，在城市的扩张中出现了一个新兴的市民阶层，他们接受过一定的教育，成为翻译文学作品潜在的消费者。在翻译小说被启蒙知识分子视作教诲和启蒙工具的主流意识之下，20世纪初叶的广大中国读者并没有成为对“严肃”西方文学充满渴望的消费者，小说要吸引大众读者，流行是第一目标，在新城市经济的驱动下，比如上海，出版业繁荣发展，产生了对小说娱乐价值的明确需求。<sup>〔15〕</sup>虽然各类新小说形式中，政治小说得到梁启超的极力推崇，但“由于政治小说的内容跟国家的政治紧密挂钩，政治小说要发挥作用，所表现的政治问题便要非常具体，可是，外国的政治跟中国不可能完全一样，透过翻译来探讨本国的政治问题，效果不会理想”<sup>〔16〕</sup>，清末民初比较流行的是侦探小说和言情小说，在数量上，这两种翻译小说类型的出版位居前列，而茶花女马克和大侦探福尔摩斯更是20世纪初叶最为时人传颂的小说人物，成为域外小说的代表。<sup>〔17〕</sup>女性译者的翻译选材也与这一趋势相吻合：
1900-1919年中国本土女性译者
主要翻译小说类型数量及时间分布
女性译者翻译数量最多的是言情小说，其次为侦探小说，而政治小说翻译的数量最少、时间也最短。言情与侦探是当时最受大众读者欢迎的小说类型，可见当时中国社会兴起的文学消费市场，为女性译者的翻译活动提供了空间。
成立于1904年的小说林社见证了小说消费市场、尤其是翻译小说市场的极大繁荣，“‘小说林’之于新小说，既已译著并刊，二十余月，成书者四五十册，购者纷至，重印至四五版”<sup>〔18〕</sup>，巨大读者市场带来的经济利益成为出版赞助机构积极推行翻译小说的动力。读者市场对翻译小说的极大需求让各赞助机构开始向女性译者约稿，如陈鸿璧（1884-1966）曾提及“小说林社。发行社报。屡以笔墨见询。余性疏放。不喜拘拘于绳墨。即举簏以畀之。而谢吾责。”<sup>〔19〕</sup>赞助机构屡屡向女性译者求稿，一方面当然出于对其译作品质的肯定，另一方面也显现出翻译文学作品的市场需求旺盛。稿酬制度的推行让翻译成为女性译者的经济来源之一，如薛绍徽与陈寿彭家境不宽裕，陈寿彭前往参加科举考试的费用都十分困难。薛绍徽“劝孝廉再与乡试。寿彭译书，恭人卖画，并与孝廉合译《格致正轨》十卷、《八十日环游记》四卷，得赀斧成行”。<sup>〔20〕</sup>通过翻译，薛绍徽帮助丈夫筹措到经费，前去参加科考。清末民初小说家兼翻译家张其讱在13岁发表第一篇作品时写道：“余为一最穷苦之小学生也。弱而失怙。赖母抚育。教以读书。近年复兼习西学。膳学之资。悉赖寡母著书供给。”<sup>〔21〕</sup>其母为黄翠凝女士（1875-？），创作并翻译小说多部，翻译成为其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
翻译文学消费的增长需要更多译者进入翻译市场，译作品质良好的译者会在读者群中博得声名，凸显译者身份成为出版机构吸引读者、刺激购买力的砝码，这为女性译者署名的作品在文化市场上流通提供了契机。从事翻译成为女性译者进入公共空间进行书写的合法途径，稿酬制度让女性译者可以凭借翻译书写谋求一定的经济自立能力，也让女性译者的身份成为公开信息，进入公共文化场域之中。
四、中西历史上的女性译者比较
在父权文化机制中，虽然由于所属阶层、生活地域、宗教信仰以及经济状况的不同，女性的生活形态千差万别，但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历史上，女性均作为依附的第二性存在，绝大多数女性长期以来不能获得受教育的平等机会，她们的书写活动一直都受到诸多规范的压抑和约束。进入翻译场域对女性而言，是进入知识领域的重要方式。近代中国出现的本土女性译者，与西方历史上的女性译者在历史际遇上既有差异，又有共性。
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贫穷的妇女不可能受到任何正规教育，但“一种独特的女性文化被初步介绍给中产阶级和上层妇女，其中，她们要学习承担家庭职能和遵从一种强调针线活和纺线、缄默和顺从的规范”，读书仅限于“宗教书籍和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的健康著作”，接受这样的教育目的是“指导年轻女子培养最适合父权制婚姻的性格特点”，“训练她们掌握在家庭经济中最有益的技能”。<sup>〔22〕</sup>女性学习的范围和目的受到严格控制，对女性的教育旨在为父权机制的顺利运行服务，培养符合男权文化价值观的女性美德，与女性自我心智和人格的完善提高无关。女性被屏蔽在知识领域之外，被视为缺乏创造力的群体。女性写作更是受到世俗伦理规范的严格限制，虽有少数女性通过一些渠道获得了知识，成为书写者，她们的作品也往往得不到主流文字世界的认同，如有作品发表，常常以匿名或者伪装成男性作者的方式。“提笔从事著述，就会被宣布不像女人;如果她们写得很好，更会被贴上亚马孙人的标签，被看做可怕和变态的动物”。<sup>〔23〕</sup>书写一直以来被视为男性的特权，女性从事写作被视作是女性逾越性别等级秩序的表现。
中世纪的欧洲，翻译是女性可以进入文字世界的合法途径。长期以来女性都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于是女性利用翻译作为被许可的公共表达形式。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字世界对于女性来说是禁地，翻译成为女性为数甚少的表达途径之一。当时女性被禁止从事其它任何形式的公开写作活动，却被鼓励翻译宗教文本。到19至20世纪，对于女性而言，其翻译继续作为作家的学徒而存在，如乔治·艾略特在获得小说家声名之前，只作为“斯特劳斯的女译者”而为人所知。此外，翻译还是西方女性参与社会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废奴运动。西方女性参与翻译旨在为进步的政治议程和文学传统创新建立沟通网络。西方女性大量翻译19、20世纪法国、俄国和德国现代主义的伟大作品，部分原因是出于女性把翻译作为表达她们政治观点的方式，她们认为文学交流活动对于任何国家的民主生活都极为重要。<sup>〔24〕</sup>在西方历史上，写作的特权一直把持在男性手中，女性的书写活动受到极大限制，而翻译为西方女性提供了进入文字世界的合法路径，她们在翻译中表达自己的观点，以一种隐性的方式参与到社会文化及政治活动中。
中国传统的女性写作也一直因受到“内言不出于阃”和“妇道无文”的规范限制，而被排斥在正统之外。女性的作品仅能在家族中传阅，甚少在大众读者中流传，导致女性作品大量失散，让诸多才女消隐在历史的书写中。女性生活空间的窄小以及写作关乎女德的训诫，让传统女性书写在主题、体裁和风格上都表现出相当的局限性。但与西方历史不同，由于中国汉文化长期占据主流地位，对域外文明持俯视的态度，造成对外语学习的淡漠，翻译多由外族人承担，本土男性知识分子甚少参与翻译。对于受制于“阃阁”的女性而言，就更少有机会从事翻译活动。晚清以降，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转变，克罗地亚女性学者克内则威克（Djurdija Knezevic）指出，“在历史上，无论什么时候，当深刻的社会变化发生时，当整个社会似乎受到威胁时，女人就会被‘邀请’去积极参加公共生活，这几乎是一条规律”<sup>〔25〕</sup>，当救亡启蒙逐渐成为时代的主流思潮，启蒙和解放中国女性被赋予了救国强种的历史重任，中国女性作为群体开始成为公共领域关注的焦点，女性译者及其书写在历史的瞬间从私人领域跨入社会公共领域。中国的女性译者在进入翻译活动之初就享有作品的署名权，署上她们名字的译作通过正式出版进入文化市场，正式出版物上在译者名之后往往特别注明“女士”或者“女史”的字样，让译者的性别身份毫不避讳地在公共领域彰显。随着她们译作的发行和传播，女性译者的身份为知识界和大众读者所认识并接受，甚至出现男性译者采用女性笔名来发表译作，以吸引读者的现象。而西方女性虽然被允许进入翻译领域，從事宗教文献的翻译，但“她们的作品在发表时通常是匿名的;如果得知是女性作品，就只能以手稿的形式在家族中传阅”<sup>〔26〕</sup>，这与近代中国出现的女性译者群的状况有很大差别。
但与西方历史上的女性译者相同之处在于，虽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性译者群体是20世纪初叶活跃的翻译力量，但仅有极少数女性译者的翻译活动在翻译史的书写中有寥寥记录，多数译者的作品和翻译贡献鲜有提及，长期以来处于文学史和翻译史研究的边缘，只在历史书写中留下模糊的记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女性主义学者致力于探寻女性写作的传统，80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之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更是呼吁并反抗把翻译与女性联系在一起，将二者视作“次等性”的观念，抵制对翻译和女性的歧视，力图发掘为男权文化遮蔽的女性翻译史和女性创作史。中国20世纪初叶出现的第一批女性译者们对译介外国文学和西方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她们是中国现代性发生不可或缺的部分，理应在中国翻译文化史的书写中还原她们的在场。
五、女性译者身份凸显的意义
在欧洲历史上的很长时期，对女性参与书写有严格限制，女性只被鼓励从事翻译，这与西方传统对翻译和女性的认识相关：翻译长期以来被视作缺乏创造性的从属活动，而译者只是原作者忠诚的“奴仆”和“侍女”，身份低微，这同父权文化对女性屈从地位的规约相仿;翻译标准将忠实与优雅作为评价译作优劣的标准，而以男性为中心的伦理观也单方面地要求女性的忠贞，将恭顺、缄默、奉献视作女性美德。允许女性从事翻译实际上意味着“将女性限制在次等写作角色内”<sup>〔27〕</sup>，让女性不能成为有独立见解的创作者。但允许女性进行翻译，却成为西方女性进入文字世界、追求知识、在公共领域发出自己声音的合法途径。
与西方女性参与翻译活动的历史因缘不同，20世纪初叶的中国，女性能够进入翻译领域有着别样的历史文化内涵，这与翻译在近代中国被赋予启蒙色彩相关，也与启蒙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塑造“新女性”来实现强国强种的国族话语相关。自晚清由清廷发起赞助的翻译活动开始，至20世纪初叶这一历史时期，翻译承载着中国知识分子学习西方以抵御外辱的强国梦。翻译成为输入西方现代文明，革新目标语文化的重要手段，故而译者不再是传统文化中被知识分子拒斥在边缘的低微角色。在某种程度上，译者是放眼看世界，能够从他者视角来审视并尝试重塑自我的文化先行者。对于等待启蒙的大众而言，译者扮演着先觉者和引导者的角色。当时的重要作家几乎都参与或者关注过翻译活动，译者是20世纪初叶中国文化转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当西学东渐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启蒙民众、启蒙女性成为时代的共识，中国女性开始逐步走出私人领域，进入学堂接受学校教育。女学的目标主张用新知识重塑中国女性，改变她们“无学”和社会“食利者”的状态。在启蒙图强思潮的推动中，被塑造的“新女性”僭越了传统性别制度的隔离，走进公共知识领域。女学目标并无培养女性译者的明确意图，但新式女学堂中新知识的系统传授和外语课程的开展，客观上为女性成为译者提供了机遇。而女性对了解和输入外国文化的主观需求，推动她们介入翻译活动，翻译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她们自觉的文化选择。女性译者不是以单一的个体在某一历史图景中独自绽放，而是在近代启蒙和女学的发展中，以群体的姿态伴随着中国现代性的发生而走向历史的前台。在参与多种体裁、风格的翻译书写的同时，女性译者还多有其它颇有影响力的著述，她们发表对时事的关注和评论，尝试新文学形式的创作，这是有史以来中国女性首次以公共知识分子的姿态，出现在公共领域，以独立写作主体的身份，参与到启蒙话语和现代性的建构之中。署上女性译者姓名的翻译作品，在近代出版业和文学消费市场迅猛发展的推动下，经过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流通程序，通过报刊杂志进入到公众视野。中国近代以来女性译者群体的出现以及翻译活动的发生，与当时的启蒙话语和女性解放语境息息相关。女性参与翻译书写，颠覆了传统性别制度对女性的隔离和压制，消解了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权威对女性书写的边缘化和种种贬抑，全方位拓展了女性书写的内容、体裁和风格，启发了现代女性书写范式的生成，成为时代主流话语不可或缺的部分。
中国首个本土女性译者群体性别身份在公共领域的彰显具有多重重大意义：其一，女性译者是中国近代社会与西方现代文明激烈遭遇下，中国文化开始转型的产物，是近代女权启蒙运动的成果。女性译者多博古通今，接受过西学和新思想的启迪，她们作为独立的主体，挣脱了传统规约的附属和次等身份，以自身的成就得到公共领域的认可，成为新女性的突出代表;其二，女性译者的翻译话语，打破了男性对启蒙修辞的主导和垄断，在话语的间隙中插入了女性主体的生命体验和表达。20世纪初叶的女性译者并非都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女权思想，有些还因自幼接受传统儒家伦理的教化，在一定程度上内化并认同了女性的从属角色。但作为男权文化机制中被言说和被规约的“她者”，女性的性别身份赋予了她们不同于男性的生命体验和情感感受。在她们的翻译中，女性译者或保留原文所包含的新价值元素，或暗中削弱原文中的男权思想，增添女性的体验和认知方式。她们在翻译文本中嵌入女性的声音正是译者主体性的显现;其三，女性译者积极参与各类新文学形式的翻译，帮助催化了中国文学传统的演进，为现代女性文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最后，20世纪初叶的中国，翻译被视作输入现代文化和思想的重要手段，担负着启蒙大众与推动目标语文化革新的重任，女性译者群体的出现，标志着女性不是被动的被启蒙者和被言说者，她们以独立主体的身份，走出传统的私领域，探索和重建自我的现代文化身份，积极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主动的姿态担负起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是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支活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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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潘纯琳）
社会科学研究 201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