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和谐是人类千百年来的美好理想，也是我们党坚持不懈的奋斗目标。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我国实现社会和谐提供了根本前提。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艰辛探索，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效。这一时期，经济快速恢复，政治清明，党风优良，社会稳定，思想文化活跃，人民充满理想和激情。特别是实行的团结—批评一团结的方针，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方针等，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和谐社会的设想，是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其主要特征更为具体科学的认识。毋庸置疑，我们党50年代中期的探索难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有的不完善、不彻底甚至前后矛盾，有的未能坚持或贯彻到底甚至发生扭曲、背弃。但它毕竟留下了探索的足迹和闪光的思想，开启了新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积累了一些初步经验。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今天的成就，就是站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所取得的。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吸收其中有益的成分，对于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推进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伟大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弥足珍贵的实践价值。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经典论断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艰辛探索，《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在这一探索中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这一理论强调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存在矛盾。用这个观点去认识和谐社会建设，就要重视矛盾而不能回避矛盾，用正确的方法去化解矛盾而不能激化矛盾，在化解矛盾中求得社会和谐发展。社会主义矛盾学说成为建立和谐社会、推动社会经济全面健康发展的理论前提。
着力解决事关全局的重大矛盾，是推动社会和谐发展必须直面的重大课题。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重大胜利。革命时期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过去，我国社会出现了敌我矛盾下降、人民内部矛盾上升的总趋势。这期间，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潮不断，受此影响，加之国内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不久，在分配、就业、教育、政府工作作风等方面，产生了不少新的社会矛盾，引发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退社等不和谐因素。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社会主题，这不仅是一个新问题，而且是一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苏联处理社会矛盾的前车之鉴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苏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更不承认人民内部的矛盾。理论的失误，必然导致认识上的谬误和实践上的偏差。当苏联内部出现矛盾、产生意见分歧时，苏联党的主要领导人不是从内部找原因，而是简单地归结为外部敌人的干扰破坏，因而将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给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针对苏共的失误，在毛泽东主持下经过政治局多次讨论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毛泽东指出：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总会产生。此后，随着社会矛盾的变化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突出，毛泽东更加注意对人民内部矛盾的研究。’经过反复酝酿和认真研究，毛泽东在1957年2月最高國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长篇讲话。讲话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并在总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经验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以及党有关处理上述各种矛盾的方法和政策作了全面深刻的说明。第一次提出了系统完整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学说，为正确分析、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系列具体矛盾、推动社会和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论述，来源于对社会现实深刻系统的调查研究，是我们党探索社会和谐的基本前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入研究中国实际，认真吸取苏联的深刻教训，不仅全面系统地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且进一步研究了其在人与人关系上的表现，提出了两类矛盾的学说。一是详细阐述了人民和敌人的概念，认为人民和敌人是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在明晰地揭示了人民、敌人的深刻内涵的基础上，毛泽东明确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二是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之间的现实关系，揭示了两类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的种种表现。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诸多方面，主要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总的来说，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广泛的复杂的社会问题，但是，归根结底，它是一个利益分配问题。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三是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的普遍存在及其对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论证了正确处理人民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任务，这是更好地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消除各种不和谐因素、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所在。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论述，严格区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我们党探索解决社会问题、营造和谐氛围的重要方法论原则。处于多事之秋的1956年和1957年之交，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当时社会关注和思考的焦点。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两类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特点，提出了两类矛盾的概念。他强调指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建立在经济、政治、文化利益根本对立基础上的矛盾，因而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则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因而总体上说，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指出，从他们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上看，其性质具有两重性，因而他们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既有对抗的一面，也有非对抗的一面。从总体上看，“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不同性质的矛盾，要采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
法。”在这里，毛泽东着重强调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来解决。“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因此。“我们主张和风细雨……这样就很得人心，就能够团结全国人民，调动六亿人口中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当然，民主的方法只是解决人民内部的基本方法，人民内部矛盾多种多样，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需要将民主的方法具体化。毛泽东还根据人民内部矛盾的不同情况，对这些具体方法作了全面阐述。概括起来，一是解决人民内部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二是解决人民内部在政治思想领域的矛盾；三是解决文化发展及科学和艺术领域的矛盾；四是人民群众同政府机关的矛盾，等等，都要采用不同的、具体的、民主的方法加以解决。毛泽东最后指出：对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得及时，处理得好，可以增强人民的团结，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的稳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处理得不及时，不好，人民内部矛盾就会激化，小事变成大事，用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酿成乱子。这不但不利于发挥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而且会危及社会的安定和建设事业的发展。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论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遗憾的是，这一闪烁着辩证思想光芒的创新思想，未能得到认真贯彻，甚至遭到严重违反。特别是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后，大量人民内部矛盾被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尽管如此，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科学原理写成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于巩固和发展社会和谐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论十大关系》的探索和总结
从根本上说，一个社会能否和谐，主要取决于以社会生产力为基础的基本社会经济关系，取决于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形态的性质。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构建和谐社会才具有现实可能性。《论十大关系》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对立统一规律，初步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是我们党在经济领域探索和谐社会的重要原则。
《论十大关系》提出“以苏为鉴”独立自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方针，是我们党探索和谐社会的初步成果。1956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国内外形势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国际形势趋向缓和，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国内“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作为中国最后—个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将不复存在，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党和国家的工作重,6qE在向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转移。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历了三年多的实践，苏联经济建设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也逐步有所暴露。如何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少走弯路，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刻不容缓地提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当时中国是一个一穷二白、人口众多、情况特殊的东方大国，在这样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成为一个艰难而又复杂的问题。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书本上也没有任何现成答案，照抄、照搬苏联的模式显然不符合中国国情。为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首先对国情、社情进行了系统而周密的调查研究。1956年2月后，毛澤东集中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先后听取了中央30多个部门的汇报，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又经过中央政治局的多次讨论，于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思路，显露了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一束可贵的思想火花。几年之后，一毛泽东在总结建国后历史经验时，仍然把它看作是一个转折。他写道：“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论十大关系》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基本方针，是我们党探索和谐社会的根本指导。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是毛泽东总结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提出的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需要的方针。《论十大关系》开宗明义，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一个“基本方针”。毛泽东强调，提出这十个问题，正确处理这些关系，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才能“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毛泽东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社会和谐的根本指导思想。毛泽东认为，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十对关系就是十对矛盾，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这十对矛盾解决好，以便把党内外、国内外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如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呢?一是初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若干新方针。在工业化道路上，必须用多发展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在分配上，提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反对中央集权过多，主张给地方和企业以适当的权力，充分发挥各方积极性。二是初步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若干新方针。在党和非党的关系问题上，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问题上，必须分清敌我，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是非关系问题上，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并帮助他们改正错误。三是要努力学习一切世界的、民族的有益东西和经验。要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要反对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一概照搬。
《论十大关系》提出了统筹协调农、轻、重比例和各方利益，是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和谐发展的行动纲领。“一五”时期由于受苏联影响，对农业和轻工业重视不足。毛泽东对这种情况曾经深为忧虑，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他指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毛泽东提出的不同于苏联工业化道路的具体途径，使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比较好地处理了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在分配上，提出必须兼顾各方利益。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上，毛泽东指出：“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在国家和职工的关系上，他指出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既要不断地保证增加国家的积累，满足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又要使劳动者的收入每年有所提高。在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上，鉴于苏联搞“贡税”政策把农民挖得很苦、严重挫伤农民积极性的做法，主张要“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中，要“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适当。”这对于纠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重积累轻消费的倾向、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民生活具有重大意义。在经济管理体
制上，反对中央集权过多，主张给地方和企业以适当的权力。对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但毛泽东认为既要反对片面强调高度集中统一的倾向，又要反对那种不服从统一指挥而搞绝对独立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还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管理方面的有益经验可供借鉴，“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他还提出允许企业成为“公开的、合法的‘半独立王国’”，这是难能可贵的。毛泽东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占优势的情况下，利用个体经济和某些资本主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补充，搞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以发展社会生产力，并称之为“新经济政策”。这些都是他试图突破苏联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固定模式的可贵尝试。
《论十大关系》不论在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提出一些新的方针。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在实践中没有把这些有益的探索和突破贯彻下去和进一步深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局面很快发生逆转，在“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重新陷入过去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并且日益僵化。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科学文化方针
1956年4月毛泽东在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同时，提出要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用以处理和解决文化发展中的争论和矛盾，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双百”方针的提出，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团结的和谐社会景象。
“双百”方针反映了繁荣文艺、发展科学的时代要求，是科学文化工作和谐发展的指导方针。早在1951年4月，毛泽东就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祝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当年5月，政务院发出《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提出要“鼓励各种戏曲形式的自由竞赛；促成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这是我们党根据“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所作的第一个政策指示。1953年8月，中国两位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和范文澜对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问题产生观点分歧。一个主张中国封建社会始自西周，一个则主张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标志是在春秋战国时代。支持和反对两种观点的人，互为阵营，争论颇大。这个问题社会反响很大，毛泽东也非常关注。怎样解决这类问题，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方针。毛泽东对此讲了四个字，即“百家争鸣”，表明了自己的立场。1956年2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了解到当时在学术研究中存在着抬高一个学派、压制另一个学派的现象，表示在科学工作中宜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在“双百”方针提出的过程中，多次提到“这是两千年以前的事实”，这条客观规律早在人们认识它以前就已经存在并起作用。然而，能够自觉运用这条规律来促进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并把它规定为党的一项重要方针，则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贡献。从这里可以看到，“双百”方针摒弃的是教条主义、思想僵化和文化专制主义，贯彻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和方法。毛泽东认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会有害艺术和科学的发展。他主张“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此后，“百家争鸣”成为整个文艺科学工作的指导方针。
“双百”方针科学地阐明党的文化科学方针，揭示了科学文化和谐发展的时代主题。“双百”方针提出后，许多人并不赞成。他们夸大“双百”方针贯彻以来的消极方面，主张“应该创造新花为主，开放新花为主”，提出要“压住阵脚进行斗争”。毛泽东敏感地觉察到这一问题的实质，其思想方法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片面的，是“粗暴不讲理”的，其结果将会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实行。贯彻“双百”方针，就不应当是“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因为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往往并不承认是香花，有时甚至会把它们当作毒草。倒如，哥白尼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遭受过打击和压制。因而，毛泽东认为，对于科学和艺术上的是非、香花和毒草的辨别应当慎之又慎，提倡自由讨论，在争论中辨别是非；判断正确的东西或错误的东西，需要在实践中经受时间的检验。正确的东西往往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他特别指出，“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毒草存在并不完全是坏事，毒草可以化作肥料。毛泽东认为，反革命的言论一般不会以反革命的面貌出现，而常常以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它放，这样利于进行鉴别和斗争。他比喻说，田里长着两种东西，一种叫粮食，一种叫杂草。杂草年年要锄，一年要锄几次。杂草有个好处，翻过来就是肥料。农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杂草作斗争，我们党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领域的“杂草”作斗争。毛泽东认为，“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毛泽东进而指出：“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爭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为了帮助人们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毛泽东提出了在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判断言论是非的政治标准，这就是：“(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双百”方针深刻提炼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科学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是我国科学文化事业和谐发展的新创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我国发展科学和文化的基本方针，它对于发展我国的科学和文化事业具有重大的历史性影响。其一，“双百”方针的提出，是对中外历史和现实经验的深刻总结，指明了发展科学文化的正确道路。我国由于受封建社会的长期影响，使得政治不恰当地干预学术文化领域的问题较为突出。同时，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在
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而在发展科学文化问题上也不同程度地受到过文化专制主义思想的影响，出现过扶植一派、压制一派、粗暴干涉、混淆敌我等问题，有过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其二，“双百”方针反映了我国科学和文化事业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是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科学方针。这是我们党发展繁荣科学文化的创造性贡献。“双百”方针提出后的历史证明：每当坚持并正确贯彻“双百”方针时，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就会繁荣发展；而每当“双百”方针受到损害甚至被践踏时，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就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其三，“双百”方针是以尊重知识、尊重学术文化活动、尊重科学文化发展客观规律为前提的。对于学术和艺术性质的问题，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批评与反批评自由，反对以势压人、粗暴干涉，提倡平等的、说理的、民主的方法，并且通过科学和艺术的实践去证明去解决。这种民主风气和民主领导方法对于促进科学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并付诸实施后，立即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学术界和文艺界开始呈现出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和谐景象。可惜的是，这个方针贯彻后发生显著变化的良好开端没有能够延续下去。时隔不久，由于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和国内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双百”方针的贯彻出现了严重曲折，受到了“左”的干扰和损害。
党的八大在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方面的努力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最根本的保证。建国以后，毛泽东曾经概括地讲过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实现和谐目标的领导体制，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中共八大集中反映了这些科学理念。
八大关于执政党建设的举措，强化了党的政治优势，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了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党的组织分布到全国各地、各民族及各重要的企业，党员人数剧增。多数党员都在各级国家机关、经济组织、文化组织、人民团体中担负一定的领导职务。苏共二十大暴露出的个人崇拜、破坏党内民主的现象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也促使中共中央将如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如何解决党政体制中的弊端，作为一项战略问题来考虑。这些都成为推动中共八大加强执政党建设、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肇端。关于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八大着重提出了五方面要求，并相应地在制度上做了规定、在体制上做了改革：(1)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对主观主义；(2)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在通过的新党章，中正式写进了“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3)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不断扩大党内民主，反对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中共八大提出，我们党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而为了调动党内外的积极性来建设社会主义，大会强调“必须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
八大强调的健全党内民主制度，提升了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投身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推动社会和谐进步的能力。关于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八大作了一些新的规定。八大政治报告中着重强调了其中的三项。主要是：第一，规定党员有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创造性的权利，并且对党的决议有不同意见的时候，除无条件地执行以外，有保留和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意见的权利。邓小平在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允许党员提不同意见和保留不同意见，是有益无害的。在大会期间，毛泽东还就对待同中央有不同意见且犯了路线错误的党员应采取的方针讲过一个意见，他说：“我们曾和苏联同志谈过，如果过去对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甚至托洛茨基，不采取赶走他们和枪毙他们的办法，而仍留他们在党内，仍选举他们做中央委员，是否会更好一些。苏联同志也认为恐怕会更好一些。第二，规定凡属地方性质的问题和需要由地方决定的问题，应当由地方组织决定，以利于因地制宜；又规定党的下级组织如果认为上级组织的决议不符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应当向上级组织请求改变这个决议。第三，规定县级以上的党代表大会改为常任制，每年召开一次。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这种改革必然可以使党内民主得到重大的发展。除此之外，毛泽东提出的设几个副主席、一个总书记的意见也被采纳了。大会尤其对扩大党内民主的问题，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在大会召开之前，毛泽东就曾对扩大党内民主的问题讲过许多重要的意见。第一，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必须执行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第二，“没有纪律是不行的。但是纪律太死了也不行，妨碍创造性的发挥，这样的纪律是不好的，应当不要”。第三，党内应当有自由讨论。他认为，对党的领导人是可以批评的。第四，党的领导制度应当进行必要的改革。他的具体意见是：党中央除主席外，设几个副主席，设一个总书记；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党代会一年开一次，党的代表五年一任；他本人考虑在适当时候辞去党主席的职务；等等。采取这些措施，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和健全党内的民主制度。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得到了中共中央和八大代表的赞同，并在八大通过的报告和党章中得到了体现。
八大对社会主义执政党体制的大胆探索，使各种积极力量得到有效整合，促进了生动和谐政治局面的初步形成。在建国初期，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格局。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鉴于苏联制度中存在的严重问题，特别强调发展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作了明确揭示。1956年6月25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指出：“中共中央已经提出了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同存在，互相监督，首先是对共产党起监督作用的方针。这是一个重大的方针，这个方針的提出，同时就是再一次地宣告，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是共产党的一条‘固定不移’和‘永远不变’的原则。”在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上，刘少奇作政治报告时不仅重申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而且对为什么采取这个方针作了解释：“我们现在还有缺点，将来也一定还有缺点，并且不可能没有错误。我们当然首先要加强党内的自我批评和依靠广大劳动人民的监督来消除这些缺点和错误；同时，我们也应当善于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和批评中得到帮助。”为此，“应当采取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确立这一方针，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励精图治的境界。
应当说，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一套崭新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且敢于冲破苏联模式的束缚，不断探索，与时俱进，大胆地对政治体制及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调整和完善，在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方面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效，也积累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少宝贵经验。不幸的是，八大路线并没有能坚持贯彻下去。从1957年起，党内的“左”倾思想泛滥，在调整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探索中出现了一些失误，强化了原来政治体制中党政不分的弊端，进一步形成了“以党代政”局面，教训十分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