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一番。
民国时期的研究状况：萌芽草创
由于青海穆斯林多居住在东部地区，在青海建省之前，长期处于甘肃管辖，涵盖在甘肃伊斯兰教研究之内，建省之后，其主要精力集中在军政、民族问题上，对伊斯兰教的关注不够，如介绍的多、研究的少，附带的多、专门的少。但也有可观之处，主要散见于下列观点和资料之中。
(一)孙中山首开对回民起义正确评价的肇端
与伊斯兰教关系密切的回民起义是一个大家都关注的学术热点。有王树民的《乾隆四十六年撒喇事变与西北回教新旧派分立之由来》(《西北通讯》1948年3卷5期)，作者虽未明确肯定此为起义，但结论是“试想回教自唐朝以来便存在于中国，经过一千余年，大家全能相安无事。为什么在清朝这短短的一二百年内却连演几次流血的惨剧?寻根究底，我们不能不说清朝政府的挑拨政策贻害之大了”。孙中山的言论则值得注意：“三民主义首在解放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回教在中国历代所受之压迫最甚，痛苦最多，而革命性也最强，故今后亟宜从事于回民之唤起，使加入民族解放之革命运动。回教以历代勇敢而不怕牺牲著称于世，倘能唤起回民之觉悟，将使革命之前途得一绝大之保障。总而言之，中国之民族运动，非有回教之参加，难得最后之成功，打倒帝国主义之工作，非有回教之整个结合，亦势难完成也。”河湟地区爆发过三次回民起义，鉴于伊斯兰教在其中起着组织领导的作用，国父的评价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
(二)官方社会调查中所反映出的伊斯兰教的点滴
《青海风土概况调查记》所收的19种资料均是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所编写的有关青海各地风土概况的调查记。对伊斯兰教的记述可看到这样一些情况：伊斯兰教多称“回教”，或“清真教”、或“穆罕默德教”。其信徒称回民，“可分为汉回、撒拉回和托毛达子三种”。其教派有“老教”“花寺”“大会”“新教”“新新教”，有“高念、默念、心念之分，均为赞主赞圣”。能反映一些演化情况：西宁“旧教现已感化，趋于正规矣”，指出教派分化、老教人口减少的事实。大通各民族都信教，“可是宗教观念最牢的只有回人”。乐都“回教礼拜寺一，回族民众崇信甚诚”。化隆“回、撒信仰穆教”。湟源回民“多信奉新兴教……其教义本严，而其势亦甚盛也”。门源“回民多有礼拜寺”，同仁“回民礼拜寺一处，民国十三年建修，众人请阿洪一名，教授学徒，崇信穆教”。
(三)学者社会调查中对伊斯兰教的零星描述
韩宝善的《青海一瞥》(《新亚细亚》1931年3卷6期)称回教信仰对象为“阿浪洪”或“胡大”，介绍了宗教制度及禁忌，认为“历次汉回仇杀之惨剧，教义之不普及，诚有以致之也”。文郁的《青海省宗教的调查》(《海泽》1934年6、7期)发挥了该观点认为，“教义和教徒，本来不是一件事。有些教徒，只知有教，不知有教规，所以狭隘的民族意识，越来越狭隘了。而过去的回汉纠纷，也就成为历史上最伤心的痕迹”。该文还附有青海回教促进会14处分会的调查表。马鹤天的《青海之宗教》(《开发西北》1935年4卷6期)指出：“回教之名称不一，以地域名，称为天方教，以教义言，称为清真教，以译音言，称为伊斯兰教，以宗族言，称为回教。青海回教由新疆传人，因军政大权多在回教徒手中，故回教亦盛，且有势力。”清真寺“各县共计360余处。”
任美锷《循化的撒拉回回》(《地理教育》1936年1卷5期)指出：“清真寺正殿内一无所有，只铺着拜跪的垫子，供祈祷时之用，地板擦得纤尘不染，人们入内，必须先把鞋子脱去，放在门外。”“回民每星期在清真寺内举行礼拜，许多人集合在一块，无形中养成共同团结的习惯，因此回民团结力大都非常强。”并认为“清代的回乱有好几次由撒拉酿成，播及他处。所以他们的人数虽不多，但在国防上却是不容忽视的”。以反面的口吻表明了民族宗教问题的重要性。
还有一些文章和著述涉及青海的伊斯兰教，著名的如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等等，不再一一列举。总之，民国时期的青海伊斯兰教研究虽不系统全面，但大都能点出要害，还是有一定的资料价值。总之，大致从1911年到1949年这一时期，少数文化人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有关青海伊斯兰教的记述性文字，而非系统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1933年至1944年，由就学南京的青海回族青年穆建业等创办《突崛》期刊，主张“唤醒中国回民，阐扬回教教义，倡导回民教育，联络回教民族”，在当时国难深重、民族危亡之秋，大大激发了穆斯林的爱国热情和抗战热情，成为青海穆斯林思想文化界的先驱。新中国成立以前，青海伊斯兰教研究无机构和研究人员，只有一些零散的资料，如官修的正史、方志，奏稿以及墓表、祭文、著述等，比如《元史》《明史》《清史稿》《清实录》《西宁府新志》《西宁府续志》《甘宁青史略》《甘肃新通志》《兰州纪略》《秦边纪略》《豫师青海奏稿》《西宁军务节略》，以及清代西宁府属几个厅、县志等。其次是民间传说即口碑资料。
“文革”及其以前的研究状况：渐入正轨
这一时期是青海伊斯兰教研究受到重视的历史新起点。建立了相关的机构，配备了人员，开展了大规模的穆斯林社会历史调查。1958年，由国家民委、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主持，从中国科学院民族所和中央民族学院抽调专人，会同青海省民委，组成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重点调查土族、撒拉族社会历史。同时，对回族聚居区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取得如下成果。
(一)对回族社会特殊性的全面研究及认识
196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和中央民族学院将调查结果铅印成内部材料，即《青海回族调查资料汇集》，还有《循化撒拉族社会经济调查》，内容包括：(1)青海回族的一些情况；(2)门源回族自治县社会历史调查报告；(3)化隆回族自治县调查材料；(4)湟中县回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5)大通县回族社会历史情况；(6)循化撒拉族社会经济调查。其中有专讲宗教信仰的，在此以循化的为例加以简介：(1)宗教信仰；(2)教派；(3)寺院组织和宗教负担。其中以第三部分最为详尽。如清真寺的海乙寺制度，总寺下辖若干小寺，阿洪的聘请任期职责，满拉的学习制度，穆斯林的16种负担的具体内容如学粮、乌苏勒(十一税)、则卡提(天课)、费特勒、海底耶、青苗钱、尼卡亥费、“讨白”钱、瓦格夫、阿洪派饭、起名钱、圣纪节乜贴、清明乜贴、法图麦节乜贴、拱北念经乜贴、祈祷经等等。
其后按民族分别编纂的《民族志》成稿，也涉及到宗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