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吉林省博物院将在年内推出系列展览，其中《吉林省博物院藏明清书法精品展》，已于4月下旬与广大观众见面了。明清两代是我国书法艺术的集大成时期，吉博所藏明清书法作品甚丰，艺术涵盖面广，能够彰显明清书法的独特艺术风采。此次撷选40件明清时期书法名家的作品，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书家们各自的风貌特点和艺术成就，籍此以勾勒出明清书法艺术发展之基本脉络。
文徵明(1470－1559)，初名壁，字徵明，后以字行。因先祖为湖南衡山人，故自号衡山居士。长洲(今、扛苏苏州)人。文天祥后裔。54岁时以岁贡生荐试吏部，授翰林院待诏，三年后辞归，时称“文待诏”。幼年不慧，早年岁考因字拙而不许乡试，因此发愤图强，文宗于吴宽，画宗于沈周，书宗于李应桢，并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合称“吴中四才子”。其人品端庄忠正，治学习书严谨不苟，书法各体无一不精，尤其以行书，楷书为人们所称道，晚年声望甚高，煊赫一时，四方求其诗文书画者极众，号称“文笔遍天下”。
《文徵明行书自书词》卷(图一)，纵713.5厘米，横34厘米，纸本。署款“右夏夜纳凉即事，徵明”，钤“文徵明印”(白文)、“衡山”(朱文)二枚印鉴。该行书长卷，章法上结体严整，笔画苍劲，骨肉停匀，清劲文秀，运笔流畅，宽展舒和，如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结字内紧外松，笔法浑圆，出笔长而遒劲有力，一波三折，气势开张，昂藏有态，极具潇洒透逸之风采，让人赏心悦目，爱而不忍掩卷。
王宠(1494－1533)，字履吉，号雅宜山人。吴县(今属江苏苏州)人。王宠天资聪颖，但命运多舛，一生仕途不佳，屡试不第，仅以贡生人南京国子监成为一名太学生，世称“王贡士”“王太学”。由此，王宠沉溺于诗书画之中，寄情于山水之间。他学书“始摹永兴(虞世南)，大令(王献之)”，初师名家蔡羽，与文徵明、陈淳、文嘉等过从甚密。由于其周围书法名家云集，又其才气极高，故其无论行草，小楷均称超妙，因而成为“吴门四家”之一。王宠人品高旷，治学勤奋，虽然年仅40岁而早亡，但其传世作品很多，其婉丽道逸、疏秀有致的楷书，奔放豪纵，结体俊雅的草书，运笔婉转、疏灵秀雅的行书真迹，在当今的公私收藏中仍较多见。
《王宠小楷》扇页(图二)，纵21.7厘米，横58.2厘米，纸本。将唐朝诗人白居易千古不朽的长篇叙事诗《琵琶行》，共计704字，抄录于弧形扇页之上。署款“右白尚书琵琶行，王宠”，钤“王宠之印”(白文)印鉴一枚。此小楷扇面，挥写自如，高古典雅，拙巧相生，动静结合，有清淡隐逸之趣。其小楷结构扁阔，蕴含隶意，因
而也更显质朴，其转笔多圆润，给人以温柔敦厚之感；其巧处则体现在笔法上，凡左起之画多用露锋，整体显现出这种笔画巧而结字拙的寓巧于拙的风格。此幅小楷还极尽结字收放变化之矛盾，笔画施以左收右放，凡左伸之笔画皆施以短画，右伸笔画皆极尽夸张，以使结构内部空间疏朗空灵。正是撇画缩短的处理，却使人产生了视觉迷离的审美感受，给人留下了可供想象的空间。这种新奇的感受给人以审美的愉悦和引发对结字空间处理的探索欲望。
文徵明的书名在当时就已远播海内外，求其书之人很多，因其年高望重，门生众多，故对明代后期影响很大。其子孙中有许多人承其衣钵，文嘉既为文徵明之仲子，他在书法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文嘉(1501－1583)，字休承，号文水。初为乌程训导，后为和州学正。能诗，工书，小楷清劲，亦善行书。精于鉴别古书画，工石刻，为明一代之冠。继承家学，小楷轻清劲爽，宛如瘦鹤。画得徵明一体。
《文嘉行书七言诗》扇面(图三)，纵16厘米，横49厘米，纸本。诗云：“双燕翩然下竹扉，晓檐霜羽弄辉辉。谁言白鸟非玄鸟，肯信乌衣是雪衣。小院风轻迷蝶去，沧江日落乱鸥归。也知自惜奇毛羽，不向朱门汗漫飞。”署款“文嘉”，钤“文休承印”(白文)、“文嘉”(朱文)等印鉴。该行书扇面清丽秀气，简净劲爽。通篇笔画圆曲、细长，运笔正斜、曲直、连断、轻重、虚实表现自然得当。体势疏密相间，多取斜势。由此件扇面作品可见，文嘉书法受其父文徵明书风之影响，但又有所变化。
徐渭(1521－1593)，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别号甚多，有天池山人、青藤道士等。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徐渭秉存天赋，学养精深，然而却在科举中屡试不第。中年因参与政治，又被逮入狱，使他一度发狂。晚年生活贫苦，以卖书画为生。徐渭多才多艺，诗文书画俱佳，他是大写意水墨画的开创者，花鸟画创“青藤派”。其书法奇肆纵逸，神采飞扬，以狂放倔强之面目一扫书坛时风颓习，为书法开辟新境，人称书中“散圣”。
《徐渭行草书杜甫诗》轴(图四)，纵162.3厘米，横53.7厘米，纸本。诗云：“官阁邀宾许马迎，午时起坐自天明。浮云不负青春过，细雨何孤白帝城。身过花间沾湿好，醉于马上往来轻。虚疑皓首冲泥怯，实少银鞍傍险行。”署款“徐渭”，钤“天池山人”(白文)、“青藤道士”
(白文)印鉴。该行草书诗轴，融入了米芾、黄庭坚的笔法体势，纵横奔放，不拘法度。其结体宽博疏阔，欹正不一。运笔铺毫，多用腕力。通篇神完气足，满而不乱，堪称其行草书佳作。
王穉登(1535－1612)，字伯毂。江阴(今江苏江阴人)，移居吴门。嘉靖末年入太学，万历时曾召修国史。王穉登在文徵明门下，振华启秀，重整旗鼓，主词翰之席三十余年。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布衣、山人以诗名者有十数人，然声华显赫之最者乃王樨登。他的书法，真草隶篆皆能，人们争相收藏其作品。后人称他为吴门派之后劲，他也是吴门派末期的代表人物。
《王穉登行书七言诗》轴(图五)，纵130厘米，横30厘米，纸本。诗云：“是处垂杨可击舟，谁家美酒不登楼。渡淮三月无芳草，且作平原十日留。”署款“王褥登”，钤“王樨登印”(朱文)、“尊生斋作”(朱文)二枚印玺。世传王穉登以隶书著称，明袁中道曾言其“隶书道古，大胜真草”，但观此行书作品，实不在隶书之下。全篇以行书为主，俯仰映带，气脉连贯。笔意苍郁雄畅，变化多端。笔法方圆结合，随势就体，随体赋形，骨肉均匀。整幅作品，具有舒展流畅的气势，寓巧于拙的用笔，内在挺劲的力感，使入感受到王穉登的行书不受传统成见的束缚，率真自然地将感情倾注于笔端，同时展现了明代尚势一派书法艺术的魅力。
董其昌、米万钟、王思任、陈继儒均是明代值得称颂的书家。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官至南京礼部尚书，谥文敏。与邢侗、米万斜、张瑞图并称“明末四大书家”，为“华亭派”代表画家，精于鉴赏，长于书画。工楷、行，
草，尤精于行草。擅山水，其画论对后世有巨大影响，提出了佛家禅宗的“南北宗论”。
米万钟(1570－1628)，字仲诏，号友石，又号石隐庵居士。关中(今陕西)人。居燕京(今北京)，明画录谓其先陕西安化人。米芾后裔。万历二十三年进士，仕至太仆寺少卿。性好石，人谓无南宫(芾)之颠而有其癖。行草得米芾家法，与董其昌齐名，时有“南董北米”之誉。尤善署书，擅名四十年，书迹遍天下。山水得倪瓒法，花卉似陈淳。
王思任(1574－1646)，字季重，号遂东。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幼年聪颖，二十岁中进士之后，一生三仕三黜，五十年内有一半闲居在野。曾三次出任知县，也担任过袁州推官、刑部及工部主事等职。鲁王监国时任礼部尚书。其诗歌、书法，与董其昌、陈继儒相伯仲。山水画淡远空润，林木森秀。
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华亭(今上海松江)人。自幼聪颖过人，诗文短翰极有风致，善绘画书法，书法在苏、米之间，尤好苏东坡诗章文字。遇苏墨迹，必着意求得。也精于鉴赏。
《董其昌、米万钟、王思任、陈继儒等各家书法》长卷(图六)，纵27.8厘米，横388厘米。绫本。其具体内容分为如下四段：第一段为董其昌书“开宗明义章第一。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参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复坐，吾语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大雅云：‘无念尔祖，聿修厥德。’”署款：“李临属作，其昌”，钤“董其昌印”(白文)印鉴。第二段为米万钟书“天子章第二。子日：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孝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署款“米万钟”，钤“万钟”(朱文)、“仲诏”(白文)印。第三段为王思任书“(诸侯章第三)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盖诸侯之孝也。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署款“王思任”，钤“王思任印”(白文)、“李方氏”(白文)印。第四段为陈继儒书“卿大夫章第四。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三者备矣，然后能守其宗庙，盖卿大夫之孝也。诗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署款：“己卯清秋，白石山樵陈继儒”，
钤有：“叶公”(白文)、“陈继儒印”(朱文)印鉴。此书法长卷为董、米、王、陈各位书家以其特色鲜明、各具风貌的书体，将《孝经》局部内容抄录于长卷之上，以供人们赏读。
张瑞图(1570－1644)，字长公，号二水。福建晋江人。明万历三十五年殿试第三名(探花)，天启七年召人内阁，官至吏部尚书。为官期间，正值魏忠贤宦官专权，因畏于权势而投靠魏氏阉党。魏氏倒台后，他入狱三年。赎身为民归乡里后，他学禅礼佛，寄兴诗文书画度过余生。在宦海浮沉的仕场上，张瑞图是牵连在魏党中的“逆案中人”，而在艺术上，却是一个极负盛名的书画家。他善诗文，能绘画，尤以书法著称，书法奇逸，钟、王之外另辟蹊径。与董其昌、邢侗、米万钟齐名，有“晚明四家”之称。他的书法对日本书坛影响甚大，被称为“水星”。
《张瑞图行书五言诗》轴(图七)，纵203厘米，横50.5厘米，纸本。诗云：“久说东陂好，今陪上客游。绮筵开画舫，铁篷奋中流。舞每低轻莺，歌先起白鸥。稍前休轻进，吾爱荻花洲。”署款“果亭山人瑞图”，钤“张瑞图印”(白文)、“太章学士”(朱文)二印鉴。作品体现了张瑞图鲜明的书法特征，圆处悉作方势，盘旋跳荡，风骨摇醉，富有力感。落笔以拙为主，提按结台，横撑竖挫之中运笔转动，扭转翻转并施，潇洒爽快，自由傲慢，线条伸展夸张，奇险莫测，气势宏大，给人的视觉以强烈的审美冲击力，形成了以奇、逸为特征的表现风格。
王铎(1592－1652)，字觉斯，号嵩樵、痴庵。河南孟津人。明天启二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清军下江南时，他“率众冒雨跪迎降清军”，官亦至礼部尚书，在人格上遭受时人非议，但这并不掩盖他在书法上的盛名。他的书法，诸体皆备，行草宗二王，正书出钟繇，亦能自出胸臆，世称“神笔王铎”。其书法与董其昌齐名，明末有“南董北王”之称。他的书法艺术对现代中国书法和日本书法都有很大影响。
《王铎行书五言诗》轴(图八)，纵212厘米，横53厘米，绫本。诗云：“此寺三栖托，道情那得疏。问君参柏树，为我摘园蔬。卤莽黄河水，蠛峣碧海庐。相将宁弃客，服食助玄虚。”署款“念铁山托湖必寺僧，辛卯闰二月，洛下王铎”，钤“王铎之印”(朱文)印。此五言行书诗轴，为王铎书于1651年，即他离世前一年的一件书法佳作。其笔法大气，劲健洒脱，文字潇洒畅达，痛快淋漓，充分自由地展现了作者的书法特色。其用笔，出规入矩。张弛有度，充满流转自如，力道千钧的力量。
倪元璐(1594－1644)，字玉汝，号鸿宝。浙江上虞人。天启_，年进士。天启七年出任江西乡试之主考官，时宦官魏忠贤垄断朝政，败坏纲纪，倪出考题讥讽之。思宗即位，诛魏忠贤，他才幸免于祸。历官至户、礼部尚书。明亡，李自成陷京师，自缢死。福王谥文正，清溢文贞。其书画俱工。书法以行草见长。所画山水，以水墨生晕，极苍润古雅。
《倪元璐行书五言诗》扇面(图九)，纵16.5厘米，横50.5厘米，金笺。诗云：“请不多留意，逢人且缊芒。须安衾上下，獐在鹿边伤。鼻肉坠天乐，耳闻摩墨香。攻心奈热血，聊服郁金汤。”署款“旧作，元璐”，下钤“倪元璐印”(白文)方印一枚。名人书家极多，但真能如倪元璐达到“新理”“异态”，富有创造性的书家则不多。此书扇无年款，从诗文的老到沉郁，用笔的洒丽且极富个性来看，应为其晚年手笔。字的结体和用笔很难见前人的痕迹，个人风格及其性情自然流露于笔端。虽“异态纷呈”，但绝无造作之态；恣肆挥洒，犹不失法度，实为书扇中之佳品。
傅山(1607－1684)，字青主，青竹，别号公它，又字乔山，亦日石道人。入清后又名真山(法名)，号朱衣道人，晚称老蘖禅。山西阳曲人，一作太原人。傅山自幼聪颖过人，博学强识，具有深厚的传统功底，但在明朝却未考取任何功名。明亡后，曾因从事秘密反清活动被捕入狱。出狱后，隐遁山林，潜心学术研究和书画创作，2Q年不见生客。清政府为拉拢安抚汉族文人，
曾派人用抬床硬将他抬入北京为官，因他坚决不进城而作罢。此后，他回到山西埋首著述，直至其终。在书法上，他博取晋唐宋元诸家之长，兼擅各体书法，尤以狂放的草书为最高成就，具有独特的风格面貌，为一代宗师。
《傅山草书七言诗》轴(图十)，纵19l厘米，横84厘米，绫本。诗云：“朝日点红妆，拟上铜雀台。画眉犹未竟，委(魏)帝使人催。”只钤“傅山之印”(白文)一枚。收藏印记有“铁保之印”“梅庵”“乐寿涵初”“古鉴斋”“涵础所藏”等诸枚印鉴。此诗笔势淋漓酣畅，大气磅礴，沉着中见飞动，朴质中含隽美，运笔转折处锋毫变换自然，破锋处尤见风神，从开头的“朝”字得势后，笔笔有生气，于险仄中见平衡，变化中现统一，通篇一气呵成。该草书作品真率的情感、大起大落的章法，充分表现了傅山博大精深的胸怀。
查士标(1615－1698)，字二瞻，号梅壑散人、懒老、安徽休宁人，流寓江苏扬州。明诸生。清初著名画家，书法家和诗人。专事书画，家藏甚富，鼎彝及宋元真迹皆有，遂精鉴赏。他的山水画，笔墨疏简，风神嫩散，气韵荒寒，晚年画风突变。是明末清初新安派“海阳四家”(江韬、查士标、孙逸、汪之瑞)之一。他的书法以行书。草书见长，书出米、董，上追颜真卿，颇得精要。时称米、董再生，名重天下。行笔俊逸豪放、神韵深邃。
《查士标行书五言诗》轴(图十一)，纵161厘米，横74.8厘米，纸本。该作品为抄录唐代朱放《溪行却寄新别者》一诗，诗云：“潺谖寒溪上，自此成离别。回首望归人，移舟逢暮雪。频行识草树，渐老伤年发。惟有白云心，为向东山月。”署款“书唐诗似又叔老表侄，查士标”，钤“查士标印”(白文)、“二瞻”(白文)二印玺。此行书诗轴，清气袭人，虽是随意而书，却逸气逼人。
郑篮(1622－1693)，字汝器，号谷口。江苏上元(今南京)人。能医，擅篆刻，尤工隶书，其书初学宋珏，后溯流穷源。摩挲汉碑达数十年，于《史晨》《曹全》二碑致力尤深。曾广收汉碑铭拓，“家藏古碑，积有四厨，摹似殆遍。”郑篮的隶书在传统基础上，跳出既定的模式，在隶书中融入草书笔法，波磔疏宕纵逸，撇捺收放自如，铸成别具一格的“草隶”。
《郑篮隶书》轴(图十二)，纵173厘米，横77.6厘米，纸本。内容为：“孔子子孙，大宰、大祝令各一人，皆备爵。大常丞监祠，河南尹给牛羊豕鸡各一，大司农给米祠。臣愚以为如瑛言，孔子大圣，则象乾坤。为汉制作，先世所尊。”署款“汉孔和置守庙百石卒史碑为大尉钟繇书，壬子秋云老道兄教之，良常郑篮”，钤“郑篮之印”(白文)、“眺望楼”(朱文)二印。此隶书轴为其50岁时所作。整幅作品每字大小基本相近，粗细疏密变化丰富、章法疏朗，字势取横、雁行排列，横画飘逸，竖画稳实，结字多变，一气呵成。作品中婉转流动的挑波撇捺、洒脱飘逸的飞动笔势，与其端庄稳健的结体、厚重圆润的点画形态巧妙结台，使之产生了巧与拙、润与枯、方与圆、重与提、敛与纵的无穷变化，令人如酩春醇，如沐春泽。
“扬州八怪”是康熙中期至乾隆末年活跃于扬州地区的职业画家群体，他们诗书画兼擅，作品注重个性发挥，追求创新，具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以郑燮、金农为杰出代表。
金农(1687－1763)，字寿门，号冬心，又号司农。仁和(今杭州)人。流寓江苏扬州。博学多才，举博学鸿词落选，心情抑郁，晚年卖画扬州，生活清苦。其书法标新立异，融合汉隶、魏楷于一体，创造出一种“漆书”，即把毛笔剑锋剪掉，书写时笔尖铺平如扁刷，故风格奇特，深得古趣。
《金农隶书对联》(图十三)，两联各纵99厘米，横18厘米，纸本。联文为：“异书自得作者意，长剑不借时人看。”署款“香草先生清鉴
丙寅嘉平之月，稽留山民金农顿首”，钤“金农氏”(白文)、“金农之印”(白文)、“金氏寿门”(朱文)诸印玺。此联为金农59岁时所作。其用笔遭劲，多用方笔，横粗竖细，其结体紧密而有法度，体势端正，参有汉简、帛书笔意，墨色乌黑发亮，犹如漆成。
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江苏扬州兴化人。他生性豪放，落拓不羁。中年举进士，曾任山东范县(今属河南)、潍县知县，颇有政绩，极受人民爱戴。乾隆十八年，潍县大旱，因为饥民请赈得罪官吏，罢归后返扬州，有“三绝诗书画，一官归去来”之誉。他的书法以隶、楷参半，兼有画意的美感，独创一格，自调为六分半书，人称之谓“乱石铺街”体，其字形夸张，面目奇异，成为清代书坛最有个性和真性的书家。兼长篆刻，古朴不俗。
《郑燮行书对联》(图十四)，两联各纵131.5厘米，横27厘米，纸本。联文为“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署款“与韩生镐论文，郑板桥”，钤“乾隆东封书画史”(自文)、“病梨阁”(朱文)印鉴。该书法作品点画敦厚粗壮，多承苏轼之貌，尤其是点、横喜用顿笔，转折处以偃笔翻过，纯是苏法；撇、捺及长横斜昂取势，间用提按战抖，沉着中时见飘飘欲飞之趣，这是在学黄庭坚的基础上求得变化。章法上，充分夸张字形的形态和重心变化，体现出绘画般的轻重、疏密等对比效果。虽是信笔挥洒，却落落自然，展示出郑板桥书法艺术独特的形式美。
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青原、日观峰道人等。山东诸城人。他诞生于书香门第，成长于显宦之家。他的祖父刘綮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官至东阁大学士，刘墉于乾隆十六年中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刘墉是清朝乾嘉时期的政治家，还是著名书法家和诗人。
《刘墉行书轴》(图十五)，纵110厘米，横53厘米，纸本。文为：“水流银汉落，山绕画屏新。太白诗也。藏真书之，遂为二宝，灵运不得专美于前矣。”署款：“松雪自当为一大宗，即或未厌人意，亦究无一易之也。鲜于太常殊未间相下，然实不如远甚。康里子山似胜鲜于，亦非松雪之匹。至虞邵园，萎茶矣。俞和是其高足自知。石庵”，钤“刘墉之印”(白文)、“石庵”(朱文)二印鉴。此幅行书作品，乍看浑圆软滑，若团团棉袍。细品则骨骼分明，内含刚劲。尤其是字的点画转折，全从古人法帖而来，而且能够举重若轻，转化妙用而不留痕迹。丰腴肥厚中藏遒媚之趣，平淡舒缓外露雍容之相，似乎在简练的外表下蕴藏着深不可测的丰富内涵。
桂馥(1736－1805)，字冬卉，号未谷，另有雩门、肃然山外史等别号，晚称老苔。山东曲阜人。乾隆五十五年进士，任云南永平知县。著有《说文义证》《札朴》，精于“金石六书之学”，成为当时著名文字学家。又是书法家，专攻隶书，文笔浑厚苍劲。
《桂馥隶书》对联(图十六)，两联各纵100.2厘米，横28.5厘米，纸本。联文为：“枫子
留为式，桐孙待作琴。”署款“肃然山小史桂叟”，钤“未古”(朱文)、“渎井复民”(白文)二印玺。此联用笔浑厚凝重，体势雄强。书风秀韵而不媚俗，柔韧而不纤弱；用笔圆中带方，方中寓圆，撇振横挑瘦劲有力，笔势左右舒展，疏朗从容；结构多呈横扁，于严整匀称中见变化，在秀丽典雅中显平和，温文尔雅，楚楚动人。书家对结构、笔力驾驭之非凡实力以及心手高度之默契，让人叹为观止，读来如清风拂面，神清气爽。
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居士、晚号蝯叟。湖南道州(今道县)人。道光十六年进士，官编修，工经术词章，尤精说文考订之学，旁及金石碑版文字。其书法从颜体人手，上溯周、秦、两汉篆隶，下至六朝碑体，皆心追手摹，达到脱古立新的境地，是晚清书坛上最有成就的碑学大师。亦擅画山水、竹石。
《何绍基行书》对联(图十七)，两联各纵171.3厘米，横35.2厘米，纸本。联文为：“紫露香烟渺难托，清风朗月遥相思。“署款“何绍基”，钤“何绍基印”(朱文)、“子贞”(白文)二印。此幅行书对联，中锋用笔，微有颤动之势；字不为绳墨所拘，有着从容闲适的感觉，并时有欹斜之态。本幅为其行书佳作。
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号鄙亭，晚号眲叟。贵州独山人。道光十一年举人，官至知县。精于诗，工真行篆隶，精金石考据之学。其小篆和隶书完全脱离古人窠臼，骨气朴茂，自成一格。他旅居京都期间，公卿贵族，学士太夫，武弁小吏，上下九流，请他书屏题画之人骆绎不绝，他都一应如愿。唯有权臣托人向他求字，多埴其婉言谢绝。
《莫友芝篆书》对联(图十八)，两联各纵167厘米，横37.5厘米，纸本。联文为：“不嫌老圃秋容澹，为有原头活水来”。署款“豹岑道兄同岁察正，集宋句。耶亭小弟莫友芝”，钤“有之私印”(白文)、“鄙亭弭叟”(白文)二印玺。此篆书对联是其为友人所作，具有雄浑苍雅，拙朴天真的艺术风格，为其篆书佳品。
赵之谦(1829－1884)，字益甫，号(扌为)叔、悲盒。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咸丰己未举人，官江西鄱阳，奉新知县。赵之谦祖上几代经商，至其兄长时开始破落。他自幼性好读书，年轻时即喜好金石之学，与当时的金石学家一起审订、考证金石碑版，颇有建树。他在篆刻方面，广采博收，变化熔铸，为清末民初的篆刻艺坛开辟了一个宽广的前景局面。在书法方面，他显示出全面的才能，其篆书、隶书、楷书和行书均有很高的造诣。他是晚清杰出的篆刻家和书法家。
《赵之谦篆书》对联(图十九)，两联各纵29.8厘米，横130.4厘米，纸本。联文为：“飞龙凤皇相追逐，玉块环佩靡从容。”署款“小与一兄太人属篆，即集急就篇及续篇语。戊辰十一月捞叔弟赵之谦”，钤“赵之谦印”(白文)、“长陵旧学”(朱文)二印。孙过庭《书谱》云：“篆贵婉而通。”意思是说，在篆书的创作中，用笔贵在婉转通畅，不能有明显的棱角和顿挫。赵之谦当然深知此中三昧。这件作品中锋用笔，使转自如，行笔流畅，从容不迫，给人以静谧、古朴、雅洁之美感。但是，赵之谦又没有一味地采用篆书中常用的圆笔，而是大胆以方笔穿插其中，或先圆而后方，或先方而后圆，或外圆而内方，或内圆而外方，不拘一格，别开生面，极尽变化之能事。可以说，以魏碑笔意作篆者，赵之谦实为第一人。
翁同龢(1830－1904)，字叔平，号韵斋，自署松禅。江苏常熟人。咸丰六年状元，官至大学士。学通汉宋，文宗桐城，诗近西江。书法遒劲，得力于颜真卿。亦擅画山水、木石及杂画。
《翁同龢楷书》轴(图二十)，纵132厘米，横62厘米，纸本。内容为：“乐在必行，处俭罔忧，跨世凌时，远蹈独游。”署款“己丑三月，翁同龢”，钤“翁同龢印”(白文)、“东平”(朱文)二印玺。
此楷书轴为1889年其59岁时之作品。其浓厚的欧体意味，显然可见他早年临欧的功底。整幅作品点画劲健，结体准确，精气内敛、神完气足。翁氏宽博、沉雄、苍劲之书风在此得以充分体现。
吴大澂(1835－1902)，字清卿，号恒轩，晚号愙斋。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少从陈硕甫学篆书，又参与古籀文。兼及刻印。作画山水、花卉。精于鉴别，喜收藏，尤能审释古文奇字。
《吴大澂篆书》对联(图二十一)，两联各纵131厘米，横31厘米，纸本。联文为：“自写新辞求友和，若听古乐赏音难。”署款“昌硕道兄法家指正，愙斋吴大激”，钤“吴大潋印”(白文)、“愙斋”(白文)二玺。这是一幅为吴昌硕先生创作的对联，其用笔圆润，笔法稳健，字体多以方取势，凝重劲挺，在工整中蕴含着金石气质，格调占雅，雍容端庄，是其篆书作品中的典范之作。
吴俊卿(1844－1927)，原名俊，字昌硕，别号缶庐、苦铁、人耸。浙江安吉人。清末秀才，曾任江苏安东县县令。辞官后，潜心艺事，在书、刨、篆刻等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就。晚年寓居上海，以鬻书、画、印为牛。其绘画以写意花卉见长，笔墨洒脱，气势浑莽。其篆刻取法汉印及封泥，格调高古，独树一帜。其书法出入秦、汉金石碑刻，篆、隶、行草诸体俱备，尤以篆书植根于《石鼓文》，尤能陶冶变化，自成面目，在清末书坛具有很高的声誉和广泛的影响。他是晚清著名的书、画、在篆刻家。
《吴俊卿篆书七言诗》轴(图二十二)，纵139厘米，横71厘米，纸本。诗文为“画笔千浔气九秋，跏跌蕉下佛同修。高文一任攻韩愈，变相浑疑箸贯休。碧眼观空忘水月，绿天摇景走蛟虬。辇金傥可求真迹，愁说兰亭是赘疣。”署款“怀索画像为敬垣仁兄录之幸正。丁巳小雪，吴昌硕”，钤“俊卿之印”(朱文)、“仓硕”(白文)渚枚印鉴。该篆书诗作，用笔浑朴厚重，饱满鼓荡，起笔藏锋回护，行笔网润充实，收笔轻顿缓提，益道劲老辣为特征。结字紧凑，正欹互用，寓端庄于错落之中。用墨则欹浓湿为主，饱墨铺毫，意韵生动。显示其气势饱满、雄强酣畅之书风。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以“硕学通儒”蜚声中外，誉称“中国大儒”。光绪六年进士，历官总理衙门章京等职。曾任上海南洋公学监督，改革旧貌，成绩卓著。他也是书法大家。早年精帖学，得笔于包世臣，壮年嗜张裕利；其后由帖入碑，熔南北书流于一炉。写字强调变化，抒发胸中之奇，几忘纸笔，心行而已。受到当时书法界的推崇，海内外求其字者颇多。
《沈曾植行楷七言》对联(图二十三)，两联各纵131厘米，横31.5厘米，纸本。联文为“不好诣人贪客过，我因呈佛带诗来。”署款“寐叟”。钤“沈曾植印”(白文)、“寐叟”(朱文)二印。该作品行笔缓而不急，笔法涩而不滑，稳而不浮，有些用笔尖锋入纸，收笔则取章草之法略微上展，俏丽、飘逸。在字的结体方面追求字的变化和不稳，清代曾熙“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一语中的。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南海(今广东南海)人。戊戌佐帝变法维新。工书法，融合秦汉及南北朝诸碑之风格，从容作书有新意。学问广博，著书立说，富有创见。
《康有为行书》轴(图二十四)，纵149厘米，横32.4厘米，纸本。释文：“楞伽绝顶六千尺，罨画明湖翠壁开。繁柳繁花满园路，不寒不暑好楼台。”署款“锡兰山顶风景佳极，锡兰，印语作楞伽。康有为”，钤“康有为印”(白文)、“维新百日出亡十四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朱文)二印鉴。该行书，中心紧密，四周舒展，追求“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韵致，将碑体的圆笔、体势太力揉进行书。结字内紧外松，开张峻拔，用笔迟送涩进，气雄力健，时而尽力放出，沉猛排沓，时而戛然而止，骨气内藏。其点画如大刀长戟，笔势开张，落墨于纸，常似铸件一般，筋丰力满，痛快淋漓。
罗振玉(1866－1940)，字叔蕴，号雪堂，字叔言，贞松老人等。浙江上虞人。是我国较早研究甲骨的人。他长于考古，有丰富的金石文字知识。考释之余，挥写甲骨文，是近代以甲骨文人书的开创者。并用考释的几百甲骨文字编集楹联，有《集殷墟文字楹联》问世。其书法圆劲隽秀，紧密严正，工稳严整。
《罗振玉篆书》对联(图二十五)，两联各纵132厘米，横29厘米，纸本。联文为：“言行中和用绥福佑，文史游观以逭岁年。”署款“云亭先生属篆。贞松罗振玉”，钤“罗振玉”(白文)、“内廷翰林”(白文)二印。该作品劲练质朴、骨挺肉丰，将金石之趣与毛笔之韵交融得十分和谐。不仅具有高古之风韵，而又具典雅之风神。可以说，此作无论从文字，还是书法艺术水准上看，皆属一流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