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已有学术成果表明苏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干部教育，但对于干部教育为何兴盛这一课题缺乏研究。本文认为干部队伍不适应革命需要、面对严酷“围剿”的现实压力、中共对干部教育非常重视、大革命时期干部教育的传统、国民党干部教育的促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推动等因素，共同助推了苏区干部教育，使得苏区绘就了繁荣昌盛的干部教育画卷。
[关键词] 苏区 干部教育 兴盛原因
随着苏区史研究的深入，苏区干部教育这一课题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已有成果基本上限于对苏区特别是中央苏区干部教育概貌的梳理，普遍认为各苏区几乎都开展了干部教育活动，而且“干部队伍建设确实成绩很大”，但是对苏区干部教育为何如此兴盛这个问题，没有很好地予以回答。本文拟就此进行初步阐述，以求抛砖引玉之效用。
一、干部队伍不适应革命需要
苏区干部队伍的数量严重短缺。红军和苏区初创时期，干部极端缺乏。1927年12月30日，江西省委在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提出，由于工作紧张和许多负责同志牺牲，造成各地党组织大部分无人负责的局面，因此请中央迅速派得力干部前来工作。1928年2月10日，瞿秋白指出：“白色恐怖到处摧毁我们的干部，江苏已经很弱，江西、安徽、湖北、湖南简直丧失大部分的干部，书记被杀，北方顺直也是如此。”[1]p511929年5月7日，鄂东北特委要求中央为其派军事总指挥、特委书记和军队政治工作、CY、工运人才，以适应“东北区在军事行动上占重要地位，同时游击范围日益扩大”[2]p39的形势。并且在一个月之内，再次致电：“请中央火速派一负责的得力同志来，指挥一切工作，并且非派来不可”，“红军缺乏政治工作人和总指挥人，亦请火速派人来”[2]p111。1929年6月1日，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现在红军中第一急需的是工作人员，因长期的斗争，损失太多，各级军官各级政治人员都十分缺乏，唯一的希望是中央派人来。”[3]p6861931年8月，中共中央指出：“因干部需要的增加与干部缺乏，形成干部恐慌的现象，成为党在执行政治上组织上的紧急任务中一个严重的困难问题。”[4]p337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各类干部仍然紧缺。苏区中央局表示：“干部非常缺乏，在各种工作都感困难，请中央加派大批干部来此，技术人员也缺乏得很。”[5]p1896为了反“围剿”和苏区的建设，“迫切需要大批干部去巩固各级党部和恢复已破坏的组织”[4]p337，“迫切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各种干部人才去从事领导和开拓工作”[6]p56。总之，“各种干部异常缺乏”的情况，在苏区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各地向中央要干部的要求也就越来越强烈，例如鄂豫皖1931年秋就向中央指名要求调用刘伯承、李特。[7]p717
苏区干部队伍的素质严重欠缺。许多机关非常缺少文化工作人员，有些小机关找一个文书也不容易。“有许多地方的政府往往因干部的文化程度太低、缺乏工作能力，而对上级的命令和文件不能理解，难以执行，政府的日常工作亦不能有计划的进行。”[8]p80干部的政治素质与文化素质均较低，“因为革命根据地刚刚诞生，广大干部参加革命时间较短，缺乏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修养”，“不识字的工作人员也很多，因此苏维埃工作很难建立起来，上级的命令不能深刻了解的来执行”[6]p56。另外，军事干部的素质也很是欠缺。红军中的多数指挥员尤其是基层指挥员，基本上没有经过培训，军事知识差，不懂技术和战术。
党员队伍状况制约了苏区干部队伍建设。干部主要从党员中产生，党员的数量和质量从宏观上决定干部队伍的状况。大革命失败后，从1927年4月到11月，党员人数在半年之内减少了4万多人，占总数的近70%。[9]p1596之后党员人数有所增加，到1930年9月，党员人数达到12.23万余人。[10]p737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员数量猛增。尤其是1932年夏至1933年秋，几次突击发展党员运动后，数量成倍增加，总数将近30万。[11]p320-325埃韦特、王明和张闻天也在不同场合提到当时的党员人数为40万左右。[10]p738总之，苏区全盛时期党员大约30-40万人。苏区时期发展的党员大都是农民出身，这就决定了党员队伍的整体素质不高，即“少数党员受封建思想影响较深，小农意识较强，或者是经不起革命挫折的考验”，而且“在党员发展过程中，受到‘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一度只顾追求数量和规模，缺乏训练和教育”[10]p741。可见，党员队伍存在两个特点：一是开始规模很小，后来因突击发展规模较大；二是党员队伍整体素质不高。党员队伍的状况决定了干部队伍的基础脆弱，党员素养的不高决定了从中难以选拔出高素质的干部。
二、面对严酷“围剿”的现实压力
中共经过武装抗争，在全国建立了多块革命根据地，实现了局部执政。但是，“围剿”与反“围剿”始终是该时期最主要的一对关键词。国民党对苏区的严酷“围剿”，促使中共加强干部教育，以增强保卫苏区的能力。
到1930年夏，全国已经建立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了大约7万人，连同地方革命武装共约10万人，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等十多个省的边界地区或远离中心城市的偏僻山区。[12]p280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以及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使得国民党极为震惊，因而将“围剿”苏区提升到巩固统治的战略层面来施行。
国民党军事“围剿”的重点是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从1930年冬到1931年秋，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进行了三次胜利的反“围剿”斗争。在中央苏区进行三次反“围剿”斗争的同时，鄂豫皖根据地也进行了反“围剿”斗争，并取得重大胜利。从1930年冬到1932年春，湘鄂西根据地也胜利地进行了反“围剿”斗争。1930年11月，国民党军队以洪湖地区为重点，分三期对湘鄂西根据地进行“围剿”。从1930年冬到1932年前后，国民党当局为了配合对中央苏区的军事“围剿”，还分别发动了对赣东北、湘赣、湘鄂赣等根据地的“围剿”。赣东北的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于1930年11月和1931年3月发动的两次“围剿”。湘赣根据地的红军牵制一部分国民党“围剿”军队，配合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湘鄂赣根据地的红军，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终于坚持下来。此外，在这期间，陕甘边和陕北的红军游击队在陕甘边境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琼崖红军第一独立师（后正式定名为第二独立师），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东江地区的红十一军，进行游击战争，后被强大的敌军各个击破。总体来看，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和军民的顽强战斗，加之国民党方面面临的困境，反“围剿”取得胜利，苏区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也在瑞金成立。
国民党不甘心失败，于1932年5月调集大批军队对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从1932年7月到1933年3月，蒋介石采取两步走的战略部署，先进攻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准备在得手之后，再全力进攻中央苏区。1932年7月，蒋介石调动约30万军队，发动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由于错误的决策，加之国民党军队的猛烈进攻，鄂豫皖苏区基本丧失。蒋介石在“围剿”鄂豫皖苏区的同时，另以10万兵力向湘鄂西苏区发动进攻。由于主要领导者的冒险主义方针，红三军遭到很大伤亡，到9月初，苏区大部分地区被国民党军队占领。1932年5月，蒋介石在准备对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发动“围剿”时，已经组成以何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指挥对中央苏区的进攻。周恩来、朱德等顶住苏区中央局的错误决策，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经验，变被动为主动，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之后，由于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加之国民党汲取以往失败的教训，使得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空前严重失败，红军被迫放弃中央苏区。
综上所述，在苏区建立和存续的时间内，国民党军队一直在对苏区进行严酷“围剿”。这种强大的压力使得中共及其军队要采取一切行之有效的手段来打破“围剿”，其中就包括加强军事干部的教育，以使得他们提高作战的本领；加强地方党政干部的教育，以提高他们管理苏区行政事务、组织经济建设的本领。中共大规模、正规化的干部教育也正是在该阶段于各苏区特别是中央苏区展开的。可以说，外来“围剿”压力，增强了中共进行干部教育的自觉性和紧迫性。
三、中共对干部教育非常重视
中共中央深刻阐述干部教育的重要性。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案》中的“党内教育问题”就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并且提出了著名的“十大教授法”。193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指出：“要毫不犹豫的引进工人干部到指导机关担任实际工作，而绝不是空担名义，这样，才能在工作中培养干部，创造干部。”[4]p1121931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强调：“要千百倍的努力引进和训练新的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到指导机关中来。苏区党部对于中央关于发展党的组织的决议与苏区办干部学校的计划，必须加紧进行。”[4]p3281931年8月27日，中共中央指出：“干部是党的中心枢纽，实际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没有真正能工作的干部，一切计划和决定，将成为纸上空谈。”[4]p341在同一决议中，中共中央要求：“各省委与地方党部，必须战胜一切困难，有计划的去进行各种训练班的工作”，“苏维埃区域最近更需要特别去做提拔与训练干部的工作”，“要把这一工作（即干部教育）看成是组织上最重要的任务”[4]p343-344。1931年8月30日，中共中央指出：“要举办苏区干部学校，有系统的训练党的干部。”[4]p371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要求：“对于干部的培养，除开在实际工作训练外，还须要有计划的组织各种党的，军事，政治以及群众和苏维埃工作的训练班或学校。”[4]p475-4771932年3月，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布《政府工作人员要加强学习》的命令。1933年8月，《中央组织局关于党内教育计划致各级党部的信》明确提出，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党员和在职干部教育，应当有计划地有目的地提高党内政治理论的水平。中央宣传部在《怎样办支部流动训练班》中具体制定了实施办法。1933年9月，中央人民委员会要求设立列宁师范与各种教育干部训练学校。
高级干部具有大兴干部教育的传统。早在创办黄埔军校时，党就派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恽代英、萧楚女、聂荣臻、叶剑英等任政治、军事教官，选拔了大批共产党员到军校学习。1924年至1927年，毛泽东先后在广州、武汉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10月和1928年10月，毛泽东先后在宁冈砻市和井冈山茨坪创办教导队。1929年4月，毛泽东在兴国举办土地革命训练班。同年10月，毛泽东在上杭指导闽西特委举办政治、军事训练班和农运训练班，红四军也在该月于上杭县城举办闽西特委干部训练班。
高级干部亲自担任干部教育机构主要负责人。红军大学由何长工、张宗逊、彭雪枫先后担任校长。苏维埃大学由毛泽东、沙可夫、林伯渠、梁柏台、潘汉年组成大学校委会，毛泽东任校长，沙可夫任副校长。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由任弼时、张闻天先后任校长，杨尚昆、董必武先后任副校长。高级列宁师范学校由徐特立任校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先后由萧劲光、何长工、刘伯承、叶剑英、周昆任校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分校由邵式平任校长。
高级干部亲自参与干部教育实践活动。在红军大学，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王稼祥、刘伯承等经常前去讲课。周恩来到校作过“把敌人消灭在我们面前，瓦解在他们心间”的讲演，邓小平讲过“党的建设”，瞿秋白做过政治教员，伍修权是翻译兼射击教员，萧劲光、周士第等都是该校教员。在苏维埃大学，毛泽东主持召开大学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对招生和训练等问题进行研究，并且常去讲课，《乡苏维埃怎样进行工作》便是他授课的讲稿。张闻天提出“苏大”办学要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培养苏区建设管理人才等办学宗旨，而且讲授了“区苏维埃怎样工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学，毛泽东讲授苏维埃运动史，任弼时、邓颖超讲授中共党史，徐特立讲授世界地理，周恩来、朱德、刘伯承讲授军事课，刘少奇讲授职工运动史，张闻天作《中国苏维埃政权的现在和将来》的讲演。在高级列宁师范学校，徐特立讲授政治课，还编写了《自然常识》课本，林伯渠经常到校讲课。正是这种思想上的高度重视和具体行为上的积极参与，推动了苏区干部教育工作的繁荣昌盛。
四、大革命时期干部教育的传统
任何事物的产生必有其历史渊源，苏区的干部教育之所以能够开展得起来、开展得有章法且非常红火，与大革命时期干部教育的传统是分不开的。苏区干部教育的主导者基本上是大革命的参与者甚至重要角色。例如，毛泽东、周恩来、刘伯承、叶剑英等。这些人对大革命时期的干部教育非常熟悉，有的甚至是具体组织者，比如周恩来、毛泽东就分别在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主要领导角色，对于干部教育的重要性有深刻体认。
黄埔军校为苏区干部教育开辟了源泉。陈炯明反叛之后，孙中山认为屡受挫折的“主要原因是在国民党组织不完备、党员素质差、训练完全缺乏”[13]p1563。因此，国民党一大决定建立黄埔军校来训练干部。军校在教学中实施“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针。在军事训练中坚持“学科和术科急用先学”，重视“启发式、形象化和示范教学”，坚持“在实战中锻炼成长”的理念，“把战争视为学习的大课堂，在战争中边学边用”[14]p164-172。它最有特色的是政治教育，“一反过去中外旧式军官学校的弊端，不以纯军事技术训练为主，而采取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并重，而且不但是并重，政治教育更有超过于军事教育之特点”[14]p125。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政治与军事并重的干训思想与方法在苏区干部教育中得到了广泛运用。而且，中共的一些重要领导人曾在黄埔军校作过讲演。例如，周恩来作过“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和“武力与民众”等讲演，毛泽东、刘少奇等人也应邀到校作过专题讲座。
党政干部训练为苏区干部教育奠定了基本培训方式。依照工作性质，党政干部的训练分别由中执会下设的组织、宣传、农民、工人、商民、妇女等部门来筹办短期“讲习所”或“训练班”负责实施。从1924年至1926年，中执会下属各部均开办了短期干训机构。[15]p8训练主要以“室内讲座”“户外教学”及“实习”的方式进行。其中，室内讲座分为介绍主义和政纲的“基本政治课程”和针对干部任务所设计的“专门讲座课程”两大类。“户外教学”课程，主要是军事训练。参加过农讲所的学员回忆：“学习期间，学员均经过严格的军事生活。”[16]p141“实习训练”也分室内及户外两种方式。室内部分，大都与加强干部的宣传能力有关。像“宣传员养成所”除了教授学员“宣传方法及辩证法”外，还有“演讲实习”的训练。户外部分，主要是农讲所利用假日施行的“近郊农民运动实习”课程。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在苏区干部教育中得到了很好的继承。
工农干部训练为苏区干部教育提供了人才和经验。由于国民党没有干训的经验，加之它历来奉行“精英革命”路线，对“运动群众，组织政治”缺乏兴趣，导致中共掌握了干部训练的主导权。例如，“工运讲习所”的实际负责人是教务主任冯菊坡，教员刘尔崧、梁景然、施卜等人都是中共党员。至于“农运讲习所”则更是中共干部教育史上的重要一页。开办农讲所的提议由彭湃提出，《农民运动第一步实施方案》由彭湃制订，农讲所由彭湃、谭平山等人筹办。农讲所的第一届主任为彭湃，第二届主任为罗绮园，第三届主任为阮啸仙，第四届主任为谭植棠，第五届主任为彭湃，第六届所长为毛泽东。[17]p3-5这些干部训练的主导者均为中共党员。农讲所还邀请瞿秋白、陈延年、谭平山、恽代英、阮啸仙等党团干部作政治时事报告。而且，历届农讲所都建立了共产党和青年团的基层组织，党团员的数量，随着组织活动的开展而迅速增加，各届至结业时，党团员的数量都超过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最多时达到2/3。广东区团委代理秘书刘尔崧于1924年7月21日给团中央的报告中称：“第一届共计学生三十六人，同志占二十人……又我们同志在该所组织一小组，每星期开会讨论一次。”[17]p6有许多人也回忆自己是在农讲所入党入团或由团员转为党员的，如曹广化、王建功、陈子彬、刘友珊等在农讲所入党；萧尊一等在农讲所入团；王首道、高文化、聂鸿钧、郭绍仪、萧韶等在来农讲所之前是团员，到农讲所不久就转为党员。[17]p7
五、国民党干部教育的促动
梳理国共双方的干部教育史，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双方的干训高潮在时间节点上基本重合。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同时段双方相对立的战略目标有关。就苏区时期来说，国民党希望通过干部教育提高干部的素质以尽快干净、彻底地“剿灭”共产党及其军队，实现对国家特别是乡村社会的有效管控；而中共方面则希望通过干部教育来提高干部素质以应对“围剿”，同时增强对苏区的治理能力。因此，国共双方干部教育的开展其实是双方政治军事较量的延续。整体实力大大强于中共的国民党非常重视通过干部教育来取得优势，处于战略劣势的中共必然要通过开展干部教育来反制。因此，国民党的干部教育成为了推动苏区干部教育繁荣的重要促动点和推进剂。
“清党”之后，国民党开展了大规模的干部教育。为了清除中共的影响，训练党员和干部对“党国体制”的认同，培养从事党务、经济和社会建设的干部，填补“清党”之后的组织真空，国民党对干部教育给予很大关注。为此，设置了独立的训练部门——“中央训练部”，来改善过去“各部有各部的干部训练”的弊病，加强党员和干部的训练。[15]p10为了确立党在民众运动中的核心意义，国民党使组织、训练、宣传三部部长兼任民众训练的委员，希望达到融会贯通，打成一片的目的。因此，国民党中央对内设训练部，是要整顿并统一固有的训练机关，扩展训练工作去训练党员和干部；对外设立民众训练委员会，广泛印发《共产匪徒罪恶之汇集》《匪区逃客谈话纪实》和《剿灭万恶不赦的共产党匪》等宣传资料，使民众对中共疏离，增强国民党在民众中的影响力。[18]p829各地方势力和政治派系为了培养自己的班底，也在该阶段开办了一些训练班。例如，1928年，陈公博在上海组织大陆大学，建校宗旨是向青年灌输左派的政治观点，并为改组派培训干部。[19]p138桂系也于1931年春成立广西党政研究所，由白崇禧担任所长。[20]
庐山军官训练团是该阶段最重要的干部教育活动。国民党军队从1930年12月到1933年3月对红军进行了四次“围剿”，但都以失败告终。针对该局势，蒋介石一方面“调整和建立指挥机构”，“研究对策，决定围剿新方略”，另一方面“整顿部队，开办庐山军官训练团”，以“统一意志，集中力量”“剿灭”红军。[21]p218-2201933年7月17日，庐山军官训练团在庐山开班。军训团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匪”方针，对军官进行精神和军事训练，尤其注重精神训练。为了做到“知己知彼”，国民党在训练中注重对中共和红军情况的研究，并将其编印成册，要求学员学习。国民党曾编撰《赤匪党政军残酷实况及清剿方法特刊》，对中共和红军的情况进行研究，向国民党官兵进行宣讲，使得他们增强“剿匪”的针对性，达到精神训练和业务训练的双重目的。由于蒋介石对“军官训练团”模式非常满意，因此，在第五次“围剿”胜利之后，他将此种训练军事干部的模式引入到对党政干部的训练之中。1935年5月“庐山暑期训练团”正式开学，召集豫、鄂、皖、赣、川等“剿共”相关省份的县长前来受训。到1937年再次办理“庐山暑期训练团”时，更把召训范围扩大至贵州、山西、广西、甘肃等偏远省份的党政人员。
综上所述，可见国民党的干部教育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它在苏区时期最重要的目标指向，就是“剿灭”中共及其军队，实现对全国的有效统治。它的对手——中共，为了打破其“围剿”，冲抵和消解其干部训练的效果，必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强化干部教育、提高干部素质来应对国民党通过干部训练增强“围剿”能力的战略意图。
六、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推动
共产国际和苏联创建干部训练学校，为中共训练干部，培育了中国革命的重要领导力量，奠定了中共干部教育的基本模式，强化了中共重视干部教育的意识，从而推动了苏区干部教育的大发展。
中山大学的前身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为中共训练了大批革命人才。到1924年，该校已经成为苏联国内最大的共产主义大学，在校的中国学生占中共党员人数的9%，此后几年，中国班又继续扩大。[22]p92在1921年至1922年，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陈延年、陈乔年等在该校学习。1923年，王若飞、熊雄、刘伯坚等来到该校。1923到1924年，蔡畅也在此学习过。1924年，张浩、李求实、关向应、叶挺等来到该校学习。1925年，邓小平、朱德、罗世文、向警予等也到该校学习。
中山大学及其后来的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等学校为中共训练了大批骨干。由于大批中国学生到来，共产国际和苏联建立了一所高等学校，这就是中山大学（该校在1928年9至10月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直到1930年秋）。1925年10月，中山大学建立后，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一些中国学生转入该校。1925年末，张闻天曾在该校学习。1927年9月，他在基础班毕业后留校任教。之后，他还进入苏联红色教授学院进修。1925年，孙冶方到该校学习。同年，王明、邓小平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转入该校学习。1926年，秦邦宪、沈泽民到该校学习。1927年，杨尚昆、王稼祥也来到该校学习。1928年，董必武、林伯渠进入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28年冬至1930年秋，叶剑英和何叔衡也在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撤销后的几年时间内，中国的革命者在列宁国际学校学习。董必武、王若飞、李立三都在此学习过。还有一些中国革命者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其他学校学习过。1932年6月，远东局在满洲里为中国游击队建立了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事政治学校政治常识部。还有的人在专门的军事院校学习，例如刘伯承在伏龙芝军事学校学习过，刘伯坚在列宁军事政治学校学习过。
干部学校的教学方针与课程设置为苏区干部教育所继承。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干部学校坚持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教学方针，除学习书本理论以外，还要在苏联党政军等方面进行现场考察。它的课程设置包括：俄语、历史（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俄国革命史、东方革命运动史、西方革命运动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军事学等。除此外，还设有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和工人运动等课程。任课教师大部分是从苏联抽调的有声望的老党员教授，联共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也常来校作重要报告。例如，斯大林作过《和中山大学学生谈话》的报告，布哈林讲过宣传工作，布鲁普斯卡娅作了《共产主义教育》的报告。另外，中共一些领导人如张国焘、周恩来、瞿秋白、陆定一、邓中夏、关向应等也到校作过报告。将这些学校的教学方针和课程设置与苏区干部教育相对照，显示出了很大的相似度。
总之，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干部教育，不仅为中国革命造就了大批领导骨干，而且为苏区干部教育培养了大批优秀管理者和教育者，强化了中共的干部教育意识，奠定了苏区干部教育的教学方针和课程设置，推动了苏区干部教育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11辑）[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2]中央档案馆等.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34年）（甲5）[G].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
[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4]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5]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第3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6]苗春德.苏区时代的干部教育[J].史学月刊，1983（6）.
[7]余伯流，何友良.中国苏区史（上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8]双传学.毛泽东与中央苏区的学校干部教育[J].江西社会科学，2003（8）.
[9]中共中央组织部等.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2卷）[G].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10]余伯流，何友良.中国苏区史（下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1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16辑）[G].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1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13]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M].台湾：远东图书公司，1982.
[14]陈宇.中国黄埔军校[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
[15]冯启宏.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的干部训练：以中央训练团为中心的探讨（1938——1945）[D].台湾政治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2004.
[16]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党史资料（第9辑）[G].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4.
[17]张腾宵.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研究资料丛书（第3辑）[G].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18]中央训练部.省党务训练所课程纲要[R].南京图书馆特藏部.转引自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5-1949（中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19][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20]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G].1982.
[21]何友良.江西通史（民国卷）[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22]曹军.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关系史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潘 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