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对于当下中国社会的“起点”意义似乎已经成为某种共识。
站在改革早已触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同时改革所带来的利与弊早已展现得清清楚楚的今天，再来重返“八十年代”，无疑带有一种“清理”的意味。
早在1988年，甘阳等人就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1980年代的中国社会及知识分子在“文革”之后开启的所谓“新时期”的启蒙工作所具有的意义。这场对“后文革”时期的思想资源的清理与整合工作被普遍视为是继五四之后“中国社会规模最大的一次文化反思运动”①。类似的工作产生了诸如《八十年代文化意识》（甘阳）、《八十年代访谈录》（査建英）、《重返八十年代》（程光炜）、《作为问题的八十年代》（王尧）等等思想文化成果。“八十年代”——不单纯是作为一个“时间标志”，更是作为与国家的改革与发展、思想文化转型、知识分子分化等诸多重要命题相关的一个“标志物”。正如有学者指出，“‘80年代文学’是一个与‘改革开放’的国家方案紧密配合并形成的文学时期和文学形态”②。本文即是在这一维度之下对“新写实”小说作以重读。
一
1988年7月，《文艺报》编辑部组织了对现实主义文学及其精神的创作研讨会，并在7月23日的头版头条刊发了评论文章对之前近一年文坛出现的一批表现当时现实生活的小说及创作趋向作出评论。文章称，“现实主义精神正在以一种扎实的步伐深入作家的创作之中，这首先表现为一种认识上的深化”，“现实主义精神正成为一部分作家的自觉追求”，这些小说新作“给我们揭示了更为真实的生活内涵，这是因为作家们对‘真实’有了一个新的理解，进入一个新的层次。今天我们所理解的真实与以往理解的真实是不同的”，既不同于赵树理，也不同于柳青，“反映了作家们在创作中力图突破过去那种机械反映论束缚”，“更加直面人生，正视社会现实，关注民族文化心态的重新塑造”，“这种深化的迹象可以追溯到去年下半年，《风景》《烦恼人生》等一批作品就是苗头”③。
此时，距离池莉发表其成名作《烦恼人生》④已经过去近一年，文坛在某种程度上的“沉寂”被打破，有评论者在谈及这批新作家、新作品时用“几乎使人有一种舒了一口气般的快慰”⑤来形容，所指涉的正是当时文学批评界“对已被过分渲染的‘先锋小说’的某种不满情绪”⑥。书写“真实”，既使得这批新作家、新作品有别于之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而形成了某种“新”的美学风格，又使得其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对1980年代后期社会生活与文化思潮的观照成为一种现实症候。
《烦恼人生》是“被批评家用来阐述‘新写实小说’特征的主要文本之一”，“在‘新写实’作家中，池莉是最明确自己要表现‘新’现实的一位”⑦。然而，现在再来回望已被文学史教材命名化了的“新写实”小说与作家们，所谓的“新”和“真实”一方面是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中的“典型化”美学原则的主动放弃，另一方面——曾让评论界为之惊喜的——是将这种追求所谓的“零度情感”和“实录精神”视为某种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关注小人物的吃喝拉撒与生老病死，笔下的人物不再是“英雄”“高大全”的形象，他们没有抱负，或者说他们原先的抱负被日常生活中的物质性的一面所销蚀掉了，取而代之的是琐碎、庸常，甚至粗鄙。如果说，池莉是最早触及了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社会变革所必然带来的日常生活及其焦虑问题，那么这种“触及”其实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发现”而是对现实生活的“重新命名”，这种“命名”暗合了彼时的社会文化思潮，并不自觉地在文本层面表现出作家的某种焦虑。
“早晨是从半夜开始的。”这是《烦恼人生》中的第一句话。随着主人公印家厚的一天从儿子雷雷半夜掉下床开始，紧随其后的便是一组琐碎、庸常的生活经验的展开：
老婆终于能流畅地说话了：“请你走出去访一访，看哪个工作了十七年还没有分到房子。这是人住的地方？猪狗窝！这猪狗窝还是我给你搞来的！是男子汉，要老婆儿子，就该有个地方养老婆儿子！窝囊巴叽的，八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算什么男人！”
一天的生活是从这样的争吵开始的，与这样的争吵紧密相关的是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的柴米油盐与衣食住行问题。正如与小说同期的《编者的话》所指出，印家厚并非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被现实生活所拖累，“他心灵中集居着众多的社会角色，复杂的自我表象，繁密的传统责任与社会义务，再加上外在的不能尽如人意的物质生活条件”，而池莉正是要着意表现这些“真实问题”。尽管，在池莉的笔下，与日常生活经验紧密相关的诸多细节总是与某种“匮乏”及其焦虑联系在一起——睡眠的时间不足、公用卫生间排不上队、公共汽车挤不上去、塞在包里的武侠小说没有时间去看、吃早饭的时间被迫压缩、上班迟到、月度奖金突然被扣除等等——然而，池莉并没有放弃对于现实生活的“匮乏”给予“诗意”地弥补的努力⑧，在其看来，“烦恼是体现人的自由和责任的本体意义的感情方式，当你感到一种深沉的责任感，于是，烦恼也伴随你产生”，而“印家厚的烦恼就属于这种哲学范畴。”⑨但显然，池莉无法从“匮乏”本身与其内部肌理中去析取关于现实生活所存在的诸种问题的回答，所以，其笔下的生活就是一个又一个的“烦恼”展现，而一些观念性的细节则作为生活之外的“诗意”对这些“烦恼”给予驱散与填补。
作为初期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确立之间的过渡时期（1985—1992）的一个典型样本，《烦恼人生》中对于日常生活的“意义”展开及其解释是颇有意味的。在池莉的笔下，生活的“意义”是可以放置在一个“时间”（temporality）的序列之中进行营造与想象。即如《编者的话》中所说，面对印家厚一类人到中年的普通人生活的沉重，“作者与主人公、与读者一样，寄希望于改革。”相信未来比现在要好，相信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匮乏”会随着中国社会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而得到完满的解决，生活的意义被赋予到了一个现代性的神话之中——这样的话语模式明显带有“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思想文化的色彩。
二
按照涂尔干说法，空间和时间都是社会的构造物，空间具有社会性⑩。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到，池莉对于“烦恼”问题给予“诗意”回答的方式是有意地割裂了私人生活领域与公共生活领域（这里特指工作环境，与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存在差异）之间本来存在着的若干联系。因为在她看来，私人生活领域“产生”着无尽的烦恼——逼仄的空间、粗鄙的言语等等；而公共生活领域在池莉的笔下与此并不产生关联，这里既不“流血”也不“流汗”：
他的操作台在玻璃房间里面，漆成了奶黄色：斜面的工作台上，布满各式开关，指示灯和按钮，这些机关下面的注明文字清一色是日文。一架彩色电视正向他反映着轧钢全过程中每道程序的工作状况。车间和大教堂一般高深幽远，一般洁净肃穆，整条轧制线上看不见一个忙碌的工人，钢板乃至钢片的质量由放射线监测并自动调节。全自动，不要你去流血流汗，这工作还有什么可挑剔的？
印家厚“不是一般厂子的操作工，而是经过了一年理论学习又一年日本专家严格培训的现代化钢板厂的现代化操作工。他操作的是日本进口的机械手”。在工作环境中所得到现代性体验暂时性地抚平了印家厚因家庭生活的琐屑而产生的破碎感，因劳动而生发出的某种自信与作家对于现代化的远景想象在此合流，共力完成了主人公对于生活和“面向生活本身”的一种所谓的整体性感受。在工作环境中，印家厚感受到了“高深幽远”、感受到了“洁净肃穆”，这种对人的主体性的崇高感的体验是其在“狭窄拥塞”“满腹牢骚”“恶声恶气”的家庭生活中找不到的——“如果不是工作中掺杂了其它种种烦恼，印家厚对自己的工作会保持绝对的自豪感，热爱并十分满足。”
与西方文艺作品中对于因劳动分工与劳动对象专门化这一历史发展过程而产生的人（主体）与机器（客体）之间的现代性疏离体验及其焦虑非常不同的是，印家厚作为“工人”和“师傅”的自我确认反哺着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身份的某种失落感，作者的这种有意识的处理方式，是与其对于“物质”问题的感受密切相关，从工作中产生出来的“意义”补充了家庭生活中的“匮乏”11。
印家厚瞅着自己白衬衣的袖口，暗暗摆着自己这份工作的优越性，尽量对大家的发言充耳不闻。
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是这些多重身份让人到中年的主人公背负着日常生活之“累”，然而，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印家厚在现代性体验中自我形塑的过程其实并没有立足于日常生活本身。与日常生活理论将“日常生活”这一事物本身视为价值和意义的源泉的观点不同，池莉面对私人生活领域与公共生活领域所做出的颇为生硬的切割，让日常生活中的细节所产生的意义戛然而止，仅仅止步于“烦恼”本身，而文本中所呈现出来的意义及其展开方式均来自日常生活之外。这些单薄而空洞的细节所起到的作用仅仅只是起到了增加或填充“烦恼”本身的作用，而未对这种生活细节做出任何检视。如果按照戴锦华的说法，“池莉书写烦恼人生的意义不在于展露烦恼，而在于为现实、为不甚完美的婚姻、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复权正名’。池莉之为新写实主义的新意在于，她不拔高、不放大、不矫饰：她充分深入了解现实人生、日常生活及婚姻关系中的琐屑、辛酸与艰辛”，作家的书写行为本身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带着一种从碎屑的伦常生活经验中寻找生活的“真谛”的意味（企图），她自信这些烦恼与困惑正是“一个普通人的全部拥有与财富”12，那么，不禁要对此提出质疑：这一所“正”之“名”所为何物，这一所谓的“不拔高”“不放大”与“不矫饰”的书写姿态本身与作家所面对的日常生活及其感觉经验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关联，作家笔下的普通人的“全部拥有与财富”是否就涵盖了他们的现实人生、日常生活与婚姻经验，而这些作家没有给予回答，论者亦无相应检视。而在我看来，池莉简单地相信与工作——现代化的工作——伴生的浮光掠影般的现代性体验正是其对生活中的各种“烦恼”所做出了“诗意”而有效的回答。
所以，打开对《烦恼人生》的理解空间的一个有效的方式恰恰是历史化地理解“八十年代”与其日常生活经验，应该将印家厚的家庭生活与工作放回“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转折”背景中去考量。从这一角度出发，作家将对日常生活的“意义”的追寻与对于现代性或者说现代化的生活图景的想象勾连在一起的书写方式才是《烦恼人生》的价值所在——尽管它未必是一个成功的文本。
然而，这样的“意义”及其展开方式到了刘震云的笔下则被彻底地消解殆尽。
三
笔者将《烦恼人生》和《一地鸡毛》视为初期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确立之间的过渡时期的两篇代表性文本进行解读，其用意即在于这两个文本连接起来了一段较为真诚的历史。虽然，我们不能完全取信于作家都具备敏锐的生活感受这样一个命题，但是，专注于对日常琐事的描写的池莉还是在有意与无意之间“嗅”到了某种新的气息与旧的气息交互交杂的混合状态。“文革”之后，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匮乏”通过初期的改革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是，与改革伴生的新的“烦恼”随即侵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池莉笔下的印家厚一家人，为了诸多生活琐事“烦恼”不已，但是在碎片化的感觉经验之外，池莉仍旧给予这样的“人生”以一个充满希望的追求目标与远景想象，即作为普通人的印家厚（当然也包括我们）对于未来生活的想象的行为是实实在在的，这个貌似实实在在的目标是与1980年代开始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社会目标紧密相连，也即是说，个人的生活想象与国家想象在此处是并行不悖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同时，无疑就填补了印家厚一家的日常生活的“匮乏”，这样的描写带有明显的中国1980年代后期的社会文化的话语模式。而将这一套话语模式，放到1990年代刘震云笔下的人物及其生活之中，显然不再适用。在刘震云的《一地鸡毛》13里，日常生活依然逼仄、依然窘迫、依然“匮乏”，但是解决这一现状的现实途径不再由对于现代化国家和未来生活的设想去完成了，小林和妻子小李在线性时间之下的“消耗”行为即说明了他们放弃了对于所谓的生活的“意义”的追寻。所以，可以说，在计划经济将破未破、市场经济将立未立的时期，中国社会底层人民在旧的生活经验与新的生活经验中所展现出来的矛盾在这两部小说中有了一种流变的意味。
初读这部小说，给人最为明显的一个美学感受即是作家俯拾即是的调侃与反讽。陈晓明从《一地鸡毛》（也包括《单位》等篇）中看出了刘震云在反讽的笔调之下对于“人类本性与制度化的存在结合一体”的深刻解纽，以此写出“权力网络向家庭的延伸，那些家庭琐事以它习以为常的惯性同样（乃至更深刻地）表达了庸俗化的权力生产过程和方式”14。比如“小林家一斤豆腐变馊了”这个《一地鸡毛》的开篇即有很重要的指涉，它与日常生活的“腐坏”紧密相关，而这个“腐坏”又与日常生活意义的展开方式紧密相关。
有研究者认为现实主义不会写一斤馊豆腐，只有新写实主义才会“拾你所遗，敬你所蔑，重你所轻”15地去掂量掂量一斤馊豆腐之于一个家庭的分量。然而，在我看来——恰恰相反——所谓的对生活的“重”与“轻”的区分并不是“新写实”小说的一个标准。在这里，我们需要考量的是《一地鸡毛》是如何展开它的日常生活的话语，而这样的展开方式又意味着什么？这样说来，所谓的表现“权力”对“生活”入侵似乎只是完成了第一步，更为关键的是要解钮权力运作的目的、手段和方式，以及这样的展开之于日常生活具有怎样的影响。16
的确，在刘震云的笔下，私人生活领域与公共生活领域的区隔被彻底打破了，这一破除的过程正是通过日常生活的细节的发生、延展与作用共同完成的。
与池莉的《烦恼人生》有了明显的不同，诸如“豆腐”这样的生活细节及其意义在于将私人生活领域与公共生活领域（工作环境）、将家庭生活的意义展开与工作的意义展开进行有效联结并试图画上等号：
排队也不一定每天都能买到豆腐，要么排队的人多，赶排到了，豆腐也卖完了；要么还没排到，已经七点了，小林得离开豆腐队去赶单位的班车。最近单位办公室新到一个处长老关，新官上任三把火，对迟到早退抓得挺紧。最使人感到丧气的是，队眼看排到了，上班的时间也到了。
不过他今天排到七点十五，把单位的班车给误了。不过，今天误了也就误了，办公室处长老关今天到部里开会，副处长老何到外地出差去了，办公室管考勤的临时变成了一个新来的大学生，这就不怕了，于是放心排队买豆腐。
如果简单地将该小说中类似的有关日常生活中的细节与《烦恼人生》中的描写都视为“匮乏”的展示的话，可能会忽略二者之间存在的一种流变的关系。在《烦恼人生》中，池莉在物质生活的“匮乏”之外设定了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工作（劳动），和相信通过“未来”这样一个遥远的梦想，通过对劳动本身的彰显以及为美好生活的想象（这个想象是与国家想象同构的），当下的“匮乏”是能够得到满足的——“他不可能主宰生活中的一切，但他将竭力去做！”“你现在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梦，你在做一个很长的梦，醒来之后其实一切都不是这样的。他非常相信自己的话，于是就安心入睡了。”而在刘震云这里，“工作”和“豆腐”对于小林一家而言并无本质上的差异，“豆腐”也会引发他们心中的生活大义，而“工作”最大的意义就在于抛弃了意义本身。所以，《一地鸡毛》中的工作的本质、内容、使命感与崇高感早已经不构成对眼前生活的匮乏现实的一个有效补充：
两人都是大学生，谁也不是没有事业心，大家都奋斗过，发愤过，挑灯夜读过，有过一番宏伟的理想，单位的处长局长，社会上的大大小小机关，都不在眼里，哪里会想到几年之后，他们也跟大家一样，很快淹没到黑鸦鸦的千篇一律千人一面之中呢？……有时小林想想又感到心满意足，虽然在单位经过几番折腾，但折腾之后就是成熟，现在不就对各种事情应付自如了？只要有耐心，能等，不急躁，不反常，别人能得到的东西，你最终也能得到。譬如房子，几年下来，通过与人合居，搬到牛街贫民窟；贫民窟要拆迁，搬到周转房；几经折腾，现在不也终于混上了一个一居室的单元？别人家一开始有冰箱彩电，小林家没有，让小林感到惭愧，后来省着攒着，现在不也买了？当然现在还没有组合家具和音响，但物质追求哪里有个完。一切不要着急，耐心就能等到共产主义。
“耐心”“能等”“不急躁”和“不反常”这些均与工作本身无关，对日常生活中的“匮乏”的补充不是经由工作或者个人奋斗完成的，而是通过对线性的时间的“消耗”与拉伸来达到目的。
如果我们将作者先期发表的《单位》视为主人公小林“成长”的前史的话，那么，其与《一地鸡毛》一起将“单位”——这一社会组织结构及其运作机制对个人及其生活所产生的规约和销蚀的力量就被刘震云有效地展示了出来。从这个意义来说，刘震云笔下的生活是一幅“完整的”无意义图景。与印家厚担心送儿子上幼儿园会影响到自己的工作，看儿子得抽出吃中饭的时间不同，小林、小李、老何、老张、女老乔等人并不视工作本身具有怎样的意义，上班可以聊天、可以分梨、可以打毛衣、可以去买冬储大白菜等等。对比池莉笔下的单位——“车间和大教堂一般高深幽远，一般洁净肃穆”——在刘震云的笔下，单位不再是“意义”产生的场所，它既不承担个人对于自身及未来生活的想象的任务，更不会对于个人主体性及其塑造起到作用。
在《一地鸡毛》中有两个事件占据了小说的主要篇幅。一是小林的妻子小李调动工作的事情，二是他们的女儿入托的事情。在对于这两件日常生活中的“大事”的叙述中，刘震云充分展示了生活的“意义”的封闭性。从送礼的几经波折，到单位突然有了班车，再到最后知道单位设置班车竟然只是领导为了方便其小姨子上下班，小李不过就是幸运地搭了趟顺风车而已；女儿想要入托到那个外单位的幼儿园，因为园长开出了基建项目指标的条件而吓退了小林夫妇，最后事情发生转机，凭借对门“印度家庭”的帮助，女儿顺利进入到那个外单位的幼儿园，最终夫妻俩才了解到自己的女儿不过是对门那家孩子的“陪读”。
听了老婆的话，小林也感到后背冷飕飕的。妈的，原来印度家庭没安好心。可这事又摆不上桌面，不好找人理论。但小林心里像吃了马粪一样感到龌龊。事情龌龊在于：老婆哭后，小林安慰一番，第二天孩子照样得去给人家当“陪读”；在好的幼儿园当陪读，也比在差的幼儿园胡混强啊！就像蹭人家小姨子的班车，也比挤公共汽车强一样。当天夜里，老婆孩子入睡，小林第一次流下了泪，还在漆黑的夜里扇了自己一耳光：
“你怎么这么没本事，你怎么这么不会混！”
但他扇的声音不大，怕把老婆弄醒。
这个情节的意义在我看来直接回答了小说中并不曾涉及的关于生活“意义”的另一种理解。贯穿全篇的这两件家庭生活中“大事”都是以这样一种轻佻的方式“解决”掉了。至此，生活的“意义”完全被消解殆尽，生活本身所具有的超越性与可能性被作者有意识地封闭了起来。池莉笔下的“八十年代”那些曾经想象过的生活远景与现代化幻梦到了1990年代初期的文学和思想文化转型阶段则变成了对生活的“苦熬”与意义的消耗，于是，小林和妻子小李这样的“八十年代”大学生在几经波折之后，终于意识到了所谓的生活其实并不具备一个线性的、时间性的目标和途径，更不消说追寻生活的“意义”了，因为，个人生活中的“大事”会随着单位或家庭生活之外的“小事”而产生重要的转变，正是这种不确定感构建起了刘震云小说中的日常生活的特殊图景。
按照陈晓明的解读，“权力”对于社会生活，特别是对于日常生活经验的感受的巨大冲撞是这部小说最为震撼人心的力量。无疑，这样的论述切中了该小说意欲批判的那一部分现象，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提出问题——这种“权力结构”的赋予方式和产生效用的环境是怎样的，无疑会打开这部小说中所展现的日常生活与当时的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的空间。“单位”这一社会的社会组织形式与“家庭”这一社会组织形式一起，从内到外共同宰制着主人公小林的生活经验及其感受。与池莉笔下对于“何谓生活”“何谓生活的本质”这样的对本质化的宏义尚有追问的冲动非常不同，在刘震云这里，“生活”的意义与“生活”本身之间并未建立起一种有效的联系，先前的写实主义文学中的那种历史化与本质化的命题被一种“应该重新定义写作、定义生活”的书写方式消解了。这一消解，从表面上看可以认为是作家有意和之前的文学着力去展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书写方式在姿态上作以区分，然而更为直接的原因是，这种书写方式表征了1990年代开始在中国社会思想文化领域铺陈开来的某种思潮。从这个层面上来看，从池莉到刘震云，“新写实”小说的另一重意义正在于首次公开而集中地展示了中国社会精神生活的低谷状态。
四
如前所述，打开对“新写实”小说的理解空间的一个有效的方式恰恰是历史化地理解“八十年代”与其感觉结构的表现方式。如果将印家厚的家庭生活与工作放回到“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历史脉络中去看待中国社会家庭生活及其文学表现，那么，对于“八五新潮”之后重又出现的写实主义美学风格的理解则必要对于“实”“物质”“意义”等的展开方式与想象方式作以进一步的逼问。因此，笔者将《烦恼人生》和《一地鸡毛》视为初期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确立之间的过渡时期的两个代表性文本并进行“以点带面”式的简略考察，其用意即在于重现这两个文本所连接起来的一段较为“真诚”的历史发生方式。“匮乏”——这个明显带有中国改革初期、计划经济将破未破、市场经济将立未立的历史现实，在池莉与刘震云的笔下，在中国家庭生活维度中所展开的新的日常经验及其矛盾无疑有了一种流变的意味。
【注释】
①甘阳：《八十年代文化意识》，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②程光炜编：《重返八十年代》，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③晓苞：《“面向生活本身”，可望推出佳作》，载《文艺报》1988年7月23日。
④池莉的中篇小说《烦恼人生》发表于《上海文学》1987年第8期，之后《小说选刊》在1987年第11期转载。
⑤吴秉杰：《面向生活的一种调整——评若干新近作家的创作》，载《文艺报》1988年7月23日。
⑥⑦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339、34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⑧《编者的话》中这样写道：“我们已很久没有读到这一类坚持从普通公民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平凡又有显得琐碎的家庭生活、班组生活、社交生活中去发现‘问题’与‘诗意’的现实主义力作了”，“现实生活的不能尽如人意既限制人们的眼界，又常常促发人们去超越这种限制。于是，在物质与精神之间的摇摆、选择构成了人的日常烦恼的主要内容。”
⑨许志平：《“我想探寻自己的路”——访池莉》，载《文艺报》1988年11月26日。
⑩[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1莫里斯·梅斯纳（Maurice Meisner）对这一时期中国经济与社会状况的描述似乎可以作为一种认识的补充，“物质进步是真实的，而且当然地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欢迎，但是，伴随着这种进步的，还有反复出现的社会和心理震荡。繁荣和萧条（官方术语是“过热”和“紧缩”）的交替出现，频率加快而程度加深，给城市居民带来困苦和恐慌。特别是自从1985年实行“价格改革”后，在繁荣阶段后继之而来的通货膨胀造成的萧条周期性地出现。到1989年上半年，官方承认的通货膨胀率每年高达25%，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通货膨胀率还要更高”。参见[美]莫里斯·梅斯纳著：《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439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2戴锦华：《涉渡之舟》，34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3刘震云的中篇小说《一地鸡毛》发表于《小说家》1991年第1期。
14陈晓明：《漫评刘震云的小说》，载《文艺争鸣》1992年第1期。
15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11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6对于“新写实”小说的进一步检讨，近年的成果可以参见上海大学陈小碧的博士学位论文《回到“事物”本身——论“新写实”小说兼及1990年代文学转型》（2009年）。
（安斌，复旦大学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