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说：“打开一切科学的钥匙都毫无疑问的是问号，而生活的智慧就在于逢事就要问个为什么。”人类的社会文明得以进步，全部来源于问题意识。所谓问题意识，就是发现问题的能力。对客观事物的表象提出疑问并寻求解决，从而深刻了解该事物的本质及其形成过程。
问题意识对各个领域的研究工作都具有不可或缺的指导性作用，它直接关系到接下来对论证方式进行规划。带着问题意识去进行研究更具有能动性。研究者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活动的主导，将自己的知识结构充分嵌入到研究框架中，使研究行为更加积极和深刻。毫无疑问，带着问题意识完成的研究项目在结束的时候会给研究者一个更为完善或更具某方面特征的结果。
下面通过笔者对伯格纳的涵化理论(Cultivation Theory)的研究来举例论证，为以上的观点提供实证支持。涵化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又称培养理论，也可称为“图像构建说”，指受众长期暴露在相同的电视讯息之下，将产生一种结果，即被电视灌输了一套共同的世界观、角色认同与价值体系。涵化理论关注电视对受众建构社会现实的影响。它通过实证研究验证理论假设，针对各方的批评和质疑不断充实完善。大众媒介一定程度上建构着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传统的效果研究关心短期的效果(皮下注射论、魔弹论)，而涵化分析认为媒介最主要的效果并非在改变受众，而是维持某种社会结构，使观众对世界的认知符合既有的价值规范和政治经济秩序。涵化理论所关注的是电视对观众产生潜移默化的长期效果，认为电视提供给社会各阶级的人一套同质化的“隐藏课程”，提供一个环境，并对不同阶级的人提供一套对生活、世界、生命的解释体系。它的效果不在于使受众发生变化，而是要使受众不发生变化。理论上讲，涵化理论的一些结论印证了法兰克福学派等的电视媒介影响受众意识形态的观点，是对符号理论的合理继承与发展。这就是笔者选择涵化理论作为经典例证的理由。
笔者一直关注电视暴力的形式和内容对受众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暴力题材、手法被频繁地在电视节目中播放，而暴力典范的塑造也在受众的既有观念中植入了新的认知方式。人们选择电视的目的通常是“娱乐”。而在伯格纳看来，娱乐内容最可能发挥涵化效果。电视是现代社会的文化指标，文化透过大众传播与其自身沟通，而这样的沟通则维系或修正出文化内外一致的价值观。在1967年，伯格纳及同事在“美国全国暴力成因及预防委员会”的资助下，于宾西法尼亚大学的安南堡传播学院开始了他们一系列有关电视内容的研究。安南堡研究小组承担的研究内容包括：黄金时段节目中描述暴力的内容分析以及有关美国人暴力经验的全国性调查。这次研究不仅关心电视节目中的暴力数量，也关心它的本质。与此同时伯格纳发展出“暴力指标”(Vlolence Inedx)的概念。
由Oliver，Stone导演，美国狮门影业公司出品的电影《天生杀人狂》，自1994年8月26日上映以来颇具争议。比起一部血统纯正的暴力题材电影，编剧昆汀注入其内的含义更倾向于对当时整个美国新闻媒体体系的嘲弄。“由于电视的连续报道和炒作，一对杀人情侣米奇和玛拉竟成了全国闻名的新闻头条人物，甚至成了青年们的偶像。各州的激进支持者走上大街去游行，为他们争取无罪释放并表达对他们的生活方式的狂热向往。不久，两人终于被警方擒获。电视节目主持人韦恩·盖尔为了提高收视率，进入监狱对米奇进行了直播访问。在米奇的煽动下，监狱发生了暴动。”
为什么传统价值体系中的反面角色如今不论是在艺术作品中还是现实生活中，都俘获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的仰慕之心呢?如果不是这些虚拟角色或真实角色自行游说，人们又是在何种条件下潜移默化地建构起一种与传播主流价值更为贴近的价值体系呢?继续研究伯格纳的学说，笔者找到了关于上述问题的隐喻性解答，他说：“接触电视较多的人比接触电视较少的人更容易认同电视所描绘的世界，而电视所描绘的世界又基本上存在一种普遍的规律，即都在灌输社会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伯格纳此处所说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引发了笔者的思考。究竟这种意识形态是社会文化主流价值取向还是新闻价值取向?伯格纳这种关于主流意识理论的开发其实还并未完善。19世纪末，伯格纳的涵化理论受到学术派的质疑，致使他不得不对研究进行调整，新的研究不再注重观众看电视多少与他们认知行为之间的关系，而是将重点放在电视内容对其他方面态度的影响，他称之为“主流效果”研究。“每个人的审美、信念、价值观都不尽相同，多元化的倾向，因为观赏电视而变得与电视上呈现的主流意见相认同。看电视少的人意见较难统一，因此，电视在社会文化传播中能够发挥整合作用，电视的涵化功能不是单方面的而是一种多方向过程，类似重力吸引作用。”在对主流效果重新研究解释时，伯格纳提出了整合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