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今天来看，经历了两千多年，《史记》所体现出来的哪些精神、追求依然具有时代价值呢？
韩兆琦：我认为，《史记》在经历了两千多年风雨后，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其进步的民族思想、卓越的经济思想、人民性的思想追求三个方面。
汉武帝一生发动的战争有伐匈奴、伐大宛、伐东越、伐南越、伐朝鲜、通西南夷等。其中除了对匈奴进行的战争属于正义自卫反击外，大多属于非正义的扩张掠夺。司马迁明著于史，其同情显然在被侵略、被掠夺的一方。司马迁是汉代被压迫人民与被侵略、被掠夺的少数民族共同的朋友。司马迁所宣传的这种各民族友好一家的思想深入人心，它已经成了两千年来团结、凝聚境内外各族中华儿女共同建设与保卫神圣家园的强大精神力量。
司马迁主张农、工、商、虞四者并重，反对秦朝以来统治者一贯推行的“重本抑末”。在当时的统治者看来，商人不是劳动者，他们不创造财富，他们被看作是对整个社会有害无益的。封建社会最理想的蓝图就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小国寡民。司马迁这种非常重要的经济思想，被压抑了两千多年。试想，如果从司马迁那个时代，真来一个“工农商虞”四者并重，那中国的古代史又将是一种什么局面呢？
《史记》与其他20多部“正史”的最大不同是司马迁不媚权贵，坚持实录，实事求是写历史。同时，司马迁在《史记》中描写了大量的小人物，如游侠、隐者、食客、赘婿、卜者等。《史记》中有许多大人物轰轰烈烈的大事件，但这些大事件都是靠小人物的帮助完成的：信陵君窃符救赵是靠了侯嬴、朱亥；平原君能搬来楚兵，并坚守围城，是靠了毛遂、李同；孟尝君能脱离秦国，并在齐国干一番事业，是靠了冯谖等。因此若说司马迁给信陵君、平原君、孟尝君立传，其实际目的就是为了表彰侯嬴、朱亥、毛遂、李同、冯谖等这些下层人物，我看也是可以的。
主持人：您认为司马迁的《史记》最独具的特色是什么？
赵明正：司马迁善于吸收前代史书的精华，把它们融汇包摄在《史记》中。如《春秋》“长于治人”的社会价值就为《史记》提供了精神范例。司马迁指出《春秋》具有“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特点，并努力继承它以“人事”为指归的精神，从“人”出发去考察历史，从而形成了独具人文特色的一家之言。
司马迁生活在思想界由百花齐放到群论一律的变革时期，尚能领略百家争鸣的遗风余韵，因此在文化观点上主张批判继承和兼容并包。梁启超就推崇司马迁是古代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其于孔子之学，颇得力于《春秋》，西南学派（老庄）、北东学派（管仲齐派）、北西学派（申、商、韩）之精华，皆能咀嚼而融化之。又世在史官，承胚胎时期种种旧思想，磅礴郁积，以入于一百三十篇之中，虽谓史公为上古学术思想之集大成可也。”可见，先秦汉初文化中的民本思潮和理性传统是司马迁人文思想的深厚历史渊源。
但是，司马迁对先秦诸子是批判接受的，他批判的基准就是“人”。如他批评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认为他们礼节繁琐，不够通达，其着眼点是人。评阴阳家“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评墨家“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着眼点是人的感性欲求，认为墨家的节欲思想有悖于人的天然本性。评法家“严而少恩”，是着眼于人的自由发展。对道家评价最高，肯定了它“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认为它有利于人的个性才能的发展。司马迁把“人”作为出发点，从人的生存和发展出发来审视、衡定传统文化的价值，这就与儒家的人伦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认为文化是人的先行规定，而司马迁则认为文化是为人存在、为人服务的。在儒家地位趋于独尊的文化专制时代，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人文精神。
以《史记》为代表的这样一些传记，我们从里面不光是得到一些历史知识，更多的是如何去做人，实际上就是得到一种生命的启迪。从正面人物身上可以得到一种力量，从反面人物身上可以得到一种教益。有一些人我们也不能决然地说是好人坏人，也有一些处在中间，你无法用好坏去判定他。不管什么样的人，要他们十全十美，肯定很难。我们主要看他身上的主旋律，会给我们一种精神上的启迪，所以胡适说“传记可以帮助人格的培养”。
（主持人：黄月平 郭扬）
推荐访问:史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