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年逾八六高龄的老摄影家尹福康，与老伴在上海沪西一隅安享晚年，十分惬意。他热情、健谈，与之相晤，甚感轻松、愉快，还觉得亲切。为什么呢？听他的口音，猜想他大概是江苏藉人，因为我母亲也有这样的口音。他说是的，我是1927年出生在南京哎。
南京城里的照相馆学徒
值得福康老自豪的是，他有一个艺术素养深厚的父亲，并且是他走上摄影之路的引路人。父亲尹钱庵，当年是南京城颇负盛名的金石篆刻家。1932年，父亲以他的一技之长，在南京瞻园路开设一家“松月轩”刻印社，专营金石印章及字画。那时南京名人雅士咸集，包括国民政府的不少文职人员，文化界的知名人士，都找他刻印章。上世纪三十年代，父亲还曾带领弟子，专门为中山陵无梁殿刻过不少石碑呢！在这样一个充满艺术气氛的家庭中，尹福康自小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受到艺术熏陶。他记得父亲操刀累了，就练练书法，这时，幼小的福康似乎有了“用武之地”，赶紧帮着父亲磨墨、提纸。父亲看他对金石书画有兴趣，自然喜在心头。但联想到自己艰难的从艺之路，觉得专业弄金石书画，难以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于是，在1942年福康15岁时，为了减轻家庭负担，父亲托友人把他送到离家不远的东牌楼口“美丰照相馆”当学徒。这家照相馆在南京名闻遐迩，如同上海的“王开照相馆”。从此，尹福康经受严格的专业训练，从最基础的照片洗印做起。当“三年萝卜干饭”的学徒满师时，他已是照相馆里众多小伙伴中的佼佼者，连难度颇高的肖像摄影也能独当一面。从此，他一辈子没离开过“摄影”两字。
1949年4月，南京解放。那天，尹福康和小伙计们站在照相馆门口，喜洋洋迎接解放军进城。为了庆贺胜利，照相馆当天在玻璃橱窗上贴着一张告示，上写“欢迎人民解放军”，下面还有“照相半价”四字，他们就是以这种形式，来表达欢庆解放的喜悦心情。
亦是巧事。一天，有个调往南京《新华日报》工作的师弟小吴，来到照相馆找福康，说上海来人，要报社物色推荐一个能拍照、能冲印照片的年轻人，去上海《华东画报》工作，师弟就想到了尹福康。师弟说全南京照相业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尹福康那样技术全面的照相师了，而且尹福康为人正派，不染恶习，完全符合要求。这么一说，尹福康真给说动了心，不假思索地说行啊。经过一番考试、审核，这一年，22岁的尹福康告别父母，告别家乡，从南京只身来到上海，走进了正在筹备复刊的《华东画报》社。临行之时，父亲依依不舍，给儿子刻了一方名章作为留念，边款上刻着“康儿就业沪滨，呼刀立成，以壮其行”。刻刀下，流露出慈父的殷殷之情。
《华东画报》的摄影记者
1949年，前身为《山东画报》的《华东画报》社全班人马，随军南下进入刚解放的新上海，并改由上海市军管会主管。因为军管，编辑部工作人员都穿上统一的解放军军服，这种没有领章的军服，称为“干部服”。这说明，尹福康不仅走上了摄影艺术之路，亦同时走上了革命之路。在这里，他结识了姜维朴、杨可扬、黎鲁、赵延年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年轻文友。
刚刚获得解放的上海，在尹福康眼里，一切都是新鲜的。他以年青人的一腔热血，与千千万万上海人民一起，投入到建设新生活的洪流中。他整天挎着个相机，下工厂，去码头，奔农村，用自己的独特方式，记录着上海日新月异的新气象。他拍摄的《江南农民大翻身》《抗美援朝的力量不断增长》等专题摄影，在《华东画报》连载后，引起热烈反响。他还参与了《上海》《中国》等大型画册的拍摄工作。仅《江山如此多娇》的画册，在很长时间内，一直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馈赠外宾的珍贵礼品。
在上海摄影界，尹福康创下了多个“第一”：第一个使用“锡纸闪光灯”；第一个使用彩色反转片；第一个拍摄人体模特儿……
当时，军管会从美国新闻处接收到这种闪光灯，大家都不敢用，尹福康偏要试试。在一次拍摄中，不小心炸伤了手。几经摸索，他终于驾驭了这种舶来技术。当时上海的报社、杂志社的记者中，还没有人会用这种闪光灯。当然，随着摄影科技水平的快速发展，这些老掉牙的摄影设备早已进了博物馆。
1954年，尹福康拍摄庐山风光画册时，便成为上海摄影界第一个使用彩色反转片的摄影师。那时，每逢国庆节，上海的人民广场成为“欢乐的海洋”，这也是尹福康展现摄影艺术的最佳时机。他在120大型照相机内装上柯达彩色反转片，登上市工人文化宫的最高层，拍下了人民广场集会的全景，又赶紧下楼，到载歌载舞的人群中去拍近景。不知不觉，已拍完两卷胶卷，当想换第三卷胶卷时，他猛然醒悟：得省着点拍，这不是普通胶卷，是限量使用的彩色反转片，国家花巨额外汇进口，冲洗印放都不大容易呢！
尽管刘海粟先生在解放前创办“上海美专”时，就开创了模特儿写生的先例，但建国后仍没有打破意识形态中的保守思想。1953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策划编印美术教科书，为给颜文梁《人体解剖学》配图，尹福唐随社领导专程到“无锡艺专”拍摄人体女模特儿。这是尹福康第一次有人体摄影的“触电”感受。当年，一切准备工作都在保密状态下悄然进行。临拍时，他也是绷紧了心，那时他还没谈过恋爱，从没接触过女孩呢。拍完后，经领导当场审核，留下需用的，余下都当着模特儿的面立马处理掉。可惜，保留下的照片与底片，“文革”中被销毁殆尽，全不见了踪影。
人美社的专职摄影师
从1952年起，《华东画报》就并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简称人美社）。尹福康随即进入该社，任专职摄影师。
几十年来，尹福康的摄影作品《烟笼峰岩》《向荒山要宝》《工人新村》等，不断刊登在《中国摄影》《大众摄影》杂志的封面上。更有《牧归》《太空曲》等入选全国影展和国际影展。《上工》获得了1961年全国摄影优秀作品奖，《太空曲》获得1979年上海市影展一等奖。1980年，尹福康受邀在上海广播电台主讲《风光摄影的奥妙》。九十年代初，他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撰写出版了摄影专著《自然光摄影》。早期他还拍摄出版了《豫园》《金鱼》等多种风景等明信片、挂历。
不仅是风光摄影，在人像摄影上，尹福康也是匠心独运。1957年9月，苏联芭蕾舞团来到中国，先后在上海、北京、杭州等地演出。尹福康为之拍摄了一组《芭蕾舞集锦》，记录了《天鹅舞》《唐·吉诃德》《吉赛尔》等十二个优美画面。在那个文化生活十分贫乏的年代，不知“人体美学”一词为何物的现实社会里，尹福康的芭蕾舞摄影画面，无疑是一把开启人们爱美心灵的金钥匙。
当年，尹福康在赵家璧的亲自安排下，还先后为巴金、靳以、张充仁、丰子恺、张乐平、苏步青、赵丹等文化名人拍摄了大量优秀的人物肖像照。
1954年，他出版了第一部摄影连环画《蜻蜓姑娘》。以后，共有《文成公主》《无事生非》等五十多部摄影连环画问世。这些电影连环画，都成了时下众多连环画收藏者追寻的宝物。
梅兰芳大师的知音
最让尹福康难忘的是，为京剧大师梅兰芳拍摄演出剧照。
1955年初，著名出版家赵家璧任人美社副总编辑，分管摄影。他筹划出版了一套人物画传丛书，在很短的时间内，先后推出《伏契克》《蔡元培》《王孝和》等名人画传。
1956年2月，梅兰芳亲自率领剧团，到江南巡演，首站即在南京市人民会堂公演。获得这一消息，赵家璧立刻让尹福康与一位编辑赶到南京，与梅兰芳取得联系，商谈为其拍摄一本画传的事宜，即刻获得梅大师的认可与支持，令他俩心花怒放。对于南京，每条路每座戏院，尹福康是熟门熟路，再熟悉不过了。而此次奔赴南京，使命特殊，他深感肩头的分量是沉甸甸的。虽然，当时他使用的是最好的德国莱卡相机，但只有一个50mm标准镜头，没有如今的长焦、变焦，以及自动测光、测距等拍摄设备，一切都得靠手动控制。胶卷是135低感光度的黑白负片，当时的舞台灯光也不尽如人意，加上梅兰芳的演出动感强烈，幅度较大，要抓拍精彩瞬间，难度不言而喻。然而，凭着15岁起练就的过硬摄影技术，尹福康在半个月时间中，每晚泡在剧场，占据第一排的一个“特权”位子，既可近距离地欣赏梅大师的精湛表演，更可方便地把梅大师千姿百态的舞台形象拍摄下来。这样，他前后为梅兰芳演出的《贵妃醉酒》《穆柯寨》等八个著名剧目，拍摄了两千余张黑白照片。这样全过程的独家舞台拍摄，对京剧大师梅兰芳和摄影师尹福康来说，都是第一次，然而却是一次难得的成功合作。在南京拍摄梅兰芳剧团半个月的公演，令尹福康记忆犹新：“每逢演出时间，南京必定万人空巷，在刺骨寒风中人们排着长龙一样的队伍，购票或者等候退票。人们以一睹国粹艺术表演为荣幸。演出前半小时，剧场内已座无虚席了，人们无不以能欣赏到梅大师的表演为荣。”
那时，梅兰芳已63岁了，但在演《霸王别姬》中的“虞姬”出场时，全场鸦雀无声，观众的眼球被牢牢地吸引，为“虞姬”的端庄美丽所惊叹，更为梅大师的杰出表演所折服。
尹福康努力把梅兰芳在戏中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转身，都传神、逼真地抓拍下来。《贵妃醉酒》这出戏，尹福康拍了不下几十个镜头，其中就有二十多张是“杨玉环”的全身照。梅兰芳舞姿翩翩，神态安然，再现了“杨玉环”既美丽妖艳又端庄高贵的气质，充分显示出“梅派”表演艺术的神韵。在《霸王别姬》中，光“虞姬”举剑的动作，尹福康就拍摄了三十张。在他的镜头下，梅兰芳的表演就像一幅工笔写意画，有一种难以言传的庄严和宁静。
梅兰芳的一生，演过大大小小三四百出戏，但到了晚年，剧目就相对集中了。经梅派传人的薪火相传，梅派观众所津津乐道的演出剧目，也就十来个，而又以“梅八出”来概括梅氏八大经典剧目。
在那段难忘的日子里，尹福康与剧团同住在南京AB大楼宾馆（即现在的华东饭店），进出餐厅，时与梅兰芳见面，相互微笑致意，梅兰芳不但没有名角大腕的架子，而且还常常主动询问拍摄情况，不止一次表示，如有不理想的镜头，可以在演出结束后再补拍。全部拍摄工作完成后，尹福康提出与梅兰芳合影的要求，当即获允，说“那就到大院里照相吧”。照片上，梅兰芳身穿大衣，脖戴围巾，那满面笑容、神采奕奕的形象，一直珍藏在尹福康的心底。
后来，由于政治形势的风云变幻，“反右”运动突然降临，赵家璧被迫调离人美社，出版梅兰芳画传之事一搁就是几十年。但梅兰芳先生待人接物的谦和平易，给尹福康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在“文革”中，红卫兵、造反派在出版大楼里闹了个天翻地覆。而存放梅兰芳剧照底片的柜子就在走廊上，每每想到梅大师的为人为戏，尹福康更是焦急万分，寝食不安，担心哪一天这些底片会遭殃。一天，趁无人之机，他悄悄地把这些底片转移到自己的办公室抽屉里，免遭灭顶之灾。之后，这些底片跟随尹福康享受“离休待遇”，安然藏于家中。但他家住底楼，潮气重，亦不利于存放，每到霉雨季节，他不得不把底片拿出来吹吹清风，照照阳光。当发现有的出现霉斑时，他十分心痛，寻思着为底片找一个更好的归宿。
随着国家京剧院的梅兰芳大剧院正式开演，梅兰芳铜像的落成，电影《梅兰芳》的热播，以及梅兰芳故居的修缮迎客等等一连串“梅兰芳热”的信息传来，常常触动尹福康对梅大师的思念之情。
及至到了新世纪初，经友人的牵线，为了表达对梅大师的敬重，尹福康将躲过“文革”劫难的这批珍贵底片，无偿捐献给上海历史博物馆，以永久保存梅派京剧的精湛艺术。2009年，尹福康从馆藏底片中精选了三百余张，由戏曲专家谢柏梁先生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大型画册《梅韵兰芳——梅兰芳八大经典剧目写真》，了却了尹福康半个多世纪的夙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