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中华民族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艰苦抗战的岁月里，中华爱国人士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强烈的民族感情，积极参与抗敌斗争，特别是当时席卷全国的群众性抗战歌咏活动，不仅鼓舞和激发着广大军民同仇敌忾、英勇抗敌的坚强斗志，也向世界人民表达了中华儿女维护和平、反对侵略的民族精神。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下文简称“青年会”）是群众性抗战歌咏活动中一支富有活力的社会组织，该组织和广大成员运用大众歌咏的形式，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鼓舞广大民众支援抗战，激发前线将士奋勇抗敌，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目前，学界对于青年会的研究虽然已有专著出版，但是较少关注其在抗战歌咏、音乐推广方面的贡献，特别对青年会组织群众性歌咏活动、推进中国合唱音乐发展的研究还相对不足，深入不够。笔者爬梳史料，对此进行初步考察和分析，以期推动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青年会及其群众抗战歌咏
1.青年会兴起与抗战之前的音乐活动
受西方基督教影响，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于19世纪末在上海成立，初期活动区域主要分布在沿海大都市，上海、宁波、天津等地都有活动踪迹，其成员构成多为学校青年学生和各界社会青年。之后不少内地城市陆续成立青年会组织，并以“服务社会”、“改造社会”为号召展开多方面工作，主要以社会教育、宣传、赈济等为中心内容。后期活动区域逐步扩展至国内各地，内容也更为丰富，关注社会事业和民族命运并热情为之服务，使它成为当时中国社会一支有影响的青年力量。
青年会在开展社会工作的过程中，利用音乐培训和歌咏活动推进“社会服务”，成为其特点之一。20世纪初期，虽然“学堂乐歌”开始进入我国学校教育，但社会生活中的音乐内涵还很少，青年会注意到青年人的生理与心理特点，利用青年群体对文体活动的特殊喜好，通过各种类型的唱歌活动，联络各界青年，活跃组织生活。音乐培训和歌咏活动不仅成为联系青年的纽带，也使近代西方音乐文化与中西结合的音乐艺术内容得到推广。有学者考察，“青年会等教会学校所特有的课外组织都牵涉到唱歌活动，教会学校同学相会也常以唱歌助兴，特别是后来的基督教男女青年会活动”。正是青年会的这些文体活动，推进了他们音乐活动的逐步社会化，也促进青年会成员音乐素养和工作成效的提高，使得“各大城市及各学校中设立的男女青年会，对于一般社会亦发生了密切的联系”。20世纪20年代之后，青年会的音乐传播活动在各地非常活跃，不仅在沿海城市和大中城市发展很快，甚至对内地、边远省份及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也有所影响。青年会将青年学生作为主要联络对象，并分别以城市青年会和学校青年会作为活动主体。青年会在全国各地的机构众多，1920年在31个城市开展经常性工作。从所见材料可知，当时城市青年会会员已有41，699人，学校青年会已有会员18，867人。青年会对青年有较强的吸引力，音乐活动内容丰富，也非常活跃。如上海青年会1920年6月12日晚8时在四川路会所举行音乐大会，会上汇集了上海当地许多知名音乐人士，表演的节目丰富多彩。琵琶艺术家汪昱庭演奏了《淮阴平楚》《夕阳箫鼓》；中西女塾的音乐主任豪立夫（Myra B.Olive）女士展喉歌唱三曲，其带来的西方歌曲，使听众获得与中国传统戏剧演唱完全不同的新感受；工部局军乐队则以西洋乐器演奏了《春游乐》《好事近》《闺中怨》《生别离》《望夫妇》《相思引》等六首中国风格的民族乐曲。音乐会上中西艺术的不同表现，向社会展示了各自的艺术魅力。同时还有旅沪福建蓉庐音乐社的乐曲演奏、郑觐文《平沙落雁》等古曲演奏、广东群贤音乐部《柳入金》等粤乐演奏，这些传统音乐的演奏同样受到观众喜爱，音乐会现场高潮迭起、掌声不断。有学者评价青年会活动说：“青年会一直是中国社会改革的推动力。它对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方面产生的影响，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和地区找不到相同的例子。”
20世纪30年代之后，随着日本对华侵略态势的逐步显现，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抗战救亡日益成为国家社会生活的主题。此时，在全国抗战形势的影响下，青年会将抗战救亡活动作为新时期的工作重心，把动员抗战、军人服务、难民救济为主要工作内容，组织会员积极展开支援前线、服务抗战的活动，成为全民族抗战中一支表现活跃、广受称道的青年团体。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经过长期准备且具有明显军事优势的侵略战争，中国必须动员起全民族、各阶层的力量进行全面抗战，既要有战场上中国军队与入侵之敌的浴血奋战，也要有后方民众人力物力的支持和精神声援。然而，在抗战爆发初期，民众动员的工作相对迟缓，这种状态引起了人们的焦虑和期待。时人称：“中国抗战至今，在实际上只动用了军事的力量，全国整个的民众力量还未尽量发动起来。”青年会利用自身的条件和优势，把救亡歌咏作为爱国宣传和发动民众的重要方式，以“不是为唱歌而唱歌”，而“是要为民族解放而唱歌”的呼声，把音乐与“民族解放”“民族国家”等非音乐因素结合起来，从而投身到反抗日本入侵斗争的洪流之中。
2.合唱歌咏团体与抗战救亡活动
人类社会的音乐与政治，是一个颇具特殊意味的社会关系现象，在民族主义高扬的时代，是民族音乐得以充分发展的时代，也是一个歌唱和聆听的时代。从各地救亡运动兴起开始，青年会的歌咏活动就配合反侵略的斗争而开展，各地青年会纷纷组建歌咏团体，使其成为抗战宣传的生力军，也成为培养音乐骨干的基地和摇篮。
北京是青年会抗战歌咏活动启动较早的地区。从1934年开始，一批青年会合唱团体就活跃起来，如育英中学合唱团、汇文中学唱歌团、贝满女中合唱团等。除了众多的中学合唱团之外，燕京大学等高等学校青年会也组建有合唱团。这些合唱组织经常排练各种合唱歌曲，有的还公开举办合唱音乐会。一些学校青年会在组织抗日歌咏会活动的同时，还声讨日寇侵略罪行，表达民族义愤。育英中学青年教师李抱忱热心抗战歌咏宣传，在他的带领下，该校合唱团不仅在本市区活动，还在每年暑假到各地活动，足迹踏至天津、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富有感召力的演出在各地很有影响。北京学校歌咏团最为震撼的抗日歌咏活动，是1935年5月12日的“北平大中学联合音乐大会”。活动由北京育英中学、贝满女中、燕京大学等14所学校歌咏团联合发起，在故宫太和殿前广场举行救亡歌咏演唱。在李抱忱指挥下，由540人组成的14校联合歌咏团，共同演唱《同唱中华》《一见敌人挥利剑》《保国》等抗日歌曲，豪迈嘹亮的歌声响彻天空，唱出了青年学生爱国的激情和抗敌的意志。会场观众达三千多人，音乐大会被当时北京新闻界赞誉为“气壮山河的故都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