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我们的军代表在接收北平旧银行时，从一个金库的暗角里，找到了一捆发了霉的美钞，数一数，不过十来万。这就是新中国较大的一笔外汇。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在这万民同庆、欢欣鼓舞的时刻，钱三强与何泽慧怀着喜悦的心情互相祝贺：“我们所期待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钱三强情不自禁地骑上自行车，飞快地赶到了长安街，置身于载歌载舞的人流中，迎接威武雄壮的人民解放军入城。
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这位清华园里的著名青年教授，喜笑颜开地和大家一起欢呼雀跃，放声歌唱：“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1949年3月27日下午，钱三强接到了一个不寻常的通知：军代表派他参加新中国成立前派出的第一个代表团，到法国巴黎出席代表团团长就是后来不久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著名学者郭沫若。
这个代表团集中了一批学者名流，其中有教育家马寅初、社会活动家张奚若、经济学家钱俊瑞、历史学家翦伯赞、剧作家田汉、画家徐悲鸿、诗人萧三、京剧演员程砚秋、社会活动家李德全、古人类学家裴文中、翻译家戈宝权等等。
钱三强想到，自己作为一名核物理学家，在法国学习和工作了十一个年头，这次重返法国，应当为将要诞生的新中国做些什么呢？
次日，他迫不及待地找到代表团的副秘书长丁瓒，很直率地说出了自己的心愿：“这次咱们去巴黎参加和平大会，能否设法带上一些外汇？我想托我的老师约里奥·居里先生帮助购买一些核科学研究所需要的仪器设备和技术资料。机会难得，因为在法国有约里奥·居里先生的疏通，而其他别的国家是不可能卖给我们这些高科技设备的。”
“估计需要多少钱？”
钱三强默算了一下，说：“带上二十万美元，怎么样？”
“什么？二十万美元？”丁瓒惊诧地问道。
钱三强自知自己出口太冒失，赶紧解释说：“核物理科研实验设备，都很昂贵，是要花大钱的呀。我先跟你商量，如果觉得不妥当，就不要向上反映了。”
丁瓒表示，意见还是要向上反映，但怕是很难办得到。
钱三强谈了自己的建议以后，心中忐忑不安，他埋怨自己书生气太重，没有顾全大局。
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就在代表团准备启程的前三天，钱三强接到了来自中南海的电话，通知他去一趟中南海。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中南海接待了钱三强，他热情地招呼道：
“钱三强教授，你的名字我早就听说了。你在法国的科研成就，也是我们这些留法学生的光荣啊！今天约你来，是商量一下你的建议。中央领导研究过，周恩来同志认为你的建议很好，表示给予支持，决定先拨出五万美元，由你到法国使用。花钱时，你和代表团秘书长刘宁一商量着办就行了。”
好消息来得太突然了。钱三强一颗心如潮水般奔涌，激动得泪眼模糊。
当年，即将诞生的共和国百废待兴，在外汇极端贫乏的情况下，能拨出这么一笔外汇去购买核研究的设备，也足见共和国开国元勋们的远见卓识。
当年，西方对我们实行全面封锁。法国当局不准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代表团入境。约里奥·居里临时决定，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格设立会议分场，用广播器把长途电话声音扩大，进行主会场和分会场的联络。
1949年4月20日，世界和平大会开幕。主会场开幕式，设在巴黎圣奥诺雷城关大街的普莱耶尔礼堂。主席台上坐着约里奥·居里，还有《和平鸽》宣传画的作者毕加索，以及诗人、作家阿拉贡等杰出人物。在布拉格分会场的主席台上，坐着郭沫若和其他东欧国家代表团团长。
大会开始以后，扬声器里传来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那是约里奥·居里先生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
约里奥·居里先生首先对法国当局拒绝中国代表团入境，表示强烈愤慨。他说：“真理的旅行是不需要签证的！”
钱三强为自己的老师英勇不屈地献身于世界和平事业感到无比自豪，对中国的和平事业充满信心。钱三强无比自豪地说：“我的老师为了真理和正义，一贯旗帜鲜明，无所畏惧。”
4月23日，世界和平大会继续进行。在布拉格分会场，正当会议进行中，广播里播发了一条重要新闻——“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红色的旗帜插到了蒋介石总统府的屋顶上！”
顿时，会场一片欢呼声。会议不得不临时中断。各国代表争先恐后同中国代表握手、拥抱。
中国代表个个流下了激动的泪水。郭沫若摘掉眼镜，双手捂着脸，兴奋地泣不成声。
会后，钱三强通过可靠关系，把带去的美元，转交给了约里奥·居里。
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毫不犹豫地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购买了第一批核物理实验仪器。
这位无私无畏的国际友人，勇敢地打破了西方对我们的技术封锁，为新中国的核事业做出了宝贵的国际主义的贡献。（摘自《钱三强与何泽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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