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从民歌小曲到红歌圣曲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
他是人民大救星。
在中国,一曲《东方红》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会。围绕这首歌有太多的话题和故事。
人们一般认为,这首歌取自陕北民歌,诞生在黄土高原的山坳里。经考证,这首经多人改编的歌曲,其来龙去脉简单说来是这样的:原曲并非陕北民歌,而是一首名叫《芝麻油》的晋西北民歌,原词为:“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哼儿咳哟,哎呀,我的三哥哥”,是一首典型的情歌小调。延安抗战时期,先由安波等人重新填词,成了一首反映抗日内容的《骑白马》:“骑白乌,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黑哟,打日本就顾不上”。随后一个小学语文教师李绵绮,再次填词改成《移民歌》,由移民模范李有源唱了出来,李有源是这首歌的重要传唱人。以后又由参加挺进东北干部团的文艺干部队的公木等人重新填词,并续写了二三段歌词,正式命名《东方红》,发表在1944年延安的《解放日报》上,由东北文工团首演。从此,这首抗日战争时期新民歌的代表作传唱了数十年,成为歌唱人民领袖的一首代表性歌曲。
进入1960年代,《东方红》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为纪念新中国成立十五周年,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策划和指挥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不仅以《东方红》命名,而且将这首歌改编成交响合唱曲,用于全台戏的序幕。 1964年10月2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其场面之盛大,演员之众多,气势之恢宏,轰动了整个北京城。接着,为这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拍摄成的电影更是在全国各地引起观者如潮,《东方红》成了那一时代文艺界空前的盛举。由这首歌改变而成的器乐曲,慢慢就成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天的开始曲。
这支歌曲的地位还在继续抬升。《东方红》由一首民歌小调被推上“圣歌”的地位,是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文革”时期有四大至尊歌曲,分别是《东方红》、《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大海航行靠舵手》,当时所有出版编印的歌曲集,都要把这四首地位特殊的歌曲以黑体字印在最前面,目录则要和其他曲目间隔一行,以示区别。而在这四首歌曲中,《东方红》领头的地位不容置疑,“文革”时期出版的歌曲集,第一首必是《东方红》,第二首才是《国际歌》。当时电视尚未普及,最权威、最主流、最有影响、覆盖面最广的传媒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而广播电台每天早上的开始曲是《东方红》,每天夜间则以《国际歌》结束。有人注意到这当中其实有着极大的矛盾,前一首歌唱“他是人民大救星”,后一首却唱的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但没有人敢于指出,这种极具讽刺意味的现象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之后。
在“文化大革命”中,歌曲《东方红》还不断生发新的故事。它的地位越来越特殊,全中国人民每天清晨都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醒来,仿佛西方教堂礼拜的钟声,它俨然成了中国的圣曲。当时无论是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群众大会上,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或者在国庆节、五一劳动节的庆祝集会上,凡是毛主席要出现的时候,一定有《东方红》的乐曲声响起。“东方红”这一词汇更是被人们狂热追捧,全国各地以“东方红”命名的工厂企业、学校单位多得不胜枚举,“东方红”幼儿园、“东方红”学校、“东方红”公社、“东方红”街道、“东方红”拖拉机厂、“东方红”革命委员会……甚至有这样一件事情,据说在1966年“破四旧”的狂潮中,北京有34所中学和外地学生一起组织了“东方红筹委会”,这个筹委会要做的事情,就是筹备将北京市改名为“东方红市”。是周恩来得知此事后,让北京市委和国务院办公厅劝阻学生取消了这一计划(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70页)。1970年4月24日,中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命名为《东方红一号》,上面专门安装了播放《东方红》乐曲的装置,专家科学家们费尽心思以保证这个装置不能出任何差错,这已经远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各路人马汇聚一起攻克难关,为的就是要让《东方红》不仅响彻中国,还要响彻宇宙。
就这样,《东方红》由一支民歌小曲逐渐升级为红歌圣曲。而对于这首歌的感受,中国当代最伟大的作家巴金在《随想录》中的说法应该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尤其能够代表从“文革”那个特殊岁月走过来的人们。巴老是这样说的:“每次我给揪出场之前,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场内奏起了《东方红》乐曲。这乐曲是我听惯了的,而且是我喜欢的,可是在那些时候我听见它就浑身战栗,乐曲奏完,我总是让几名大汉拖进会场,一连几年都是如此。”
“文革”噩梦已经远去,一曲《东方红》也走下圣坛,慢慢恢复了它原本的面貌。
《唱支山歌给党听》:当诗歌与英雄相遇
唱支山歌给党听,
我把党来比母亲;
母亲只能生我身,
党的光辉照我心。
旧社会鞭子抽我身,
母亲只会泪淋淋;
党号召我们闹革命,
夺过鞭子揍敌人!
雷锋,毛主席的好战士,全国人民的好榜样。在新中国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掀起了一个学习雷锋的热潮,他暖暖的笑容为每个中国人所熟悉,他动人的事迹传遍五湖四海。
雷锋这个好战士有一个写日记的习惯,日记中除了大量记载每天所做的事情以外,还写下很多学习心得、思想感悟、警句格言。他生前默默无声地做了很多帮助他人为乐的好事,正是通过日记才被世人所知道,他的许多光辉思想,也是通过日记才得以张布,比如他说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还有“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 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 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 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等等。
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问题:雷锋日记里有些内容是他自己所写的,还是英雄抄录自别处的呢?比如在他的日记里的这首小诗:“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诗歌表达了对党的无比热爱,对旧社会的深刻仇恨,这一切都与英雄的身世、英雄素有的立场感情完全吻合。众所周知,雷锋有一个苦难的童年,旧社会迫害死了他的父亲的兄弟,家中最后一个亲人,他的母亲最后也是被地主逼迫上吊身亡的,作为孤儿的雷锋受够了旧社会的“鞭子”,解放以后才获得了新生,所以他对党和毛主席有无限深厚的感情,他写出这样一首诗歌是非常符合逻辑的。
上海歌舞剧院的作曲家朱践耳读到刚出版的《雷锋日记》,就被这首诗深深感动了,很快,他为这首诗谱了曲,并把它寄给了《文汇报》。1963年2月21日,《文汇报》刊载了这首新歌,当时朱践耳为它加上的标题叫《雷锋的歌》,并注明了歌词摘自《雷锋日记》。也就是说,这首歌由朱践耳作曲,雷锋作词。
这支歌由当时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的藏族学生才旦卓玛首唱,后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才旦卓玛一举成名,才旦卓玛在谈自己的感受时,认为这首曲调深情款款、内容如泣如诉的歌曲,也正是她想对党说的心里话,几十年以后,在2008年春节歌舞晚会上,才旦卓玛与索朗旺姆一起,还演唱了一首《再唱山歌给党听》。
且回到当年。再说当年陕西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有一位名叫姚筱舟的年轻人,当他初次听到这支歌的时候惊呆了,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写的一首诗会被谱上曲调广为流传,而词作者又打上了全国人民正在学习的好榜样、雷锋的大名。他没敢吱声,更没有做任何说明,因为和雷锋相反,这个写出了“旧社会,鞭子抽我身”的姚筱舟,出身不好且“社会关系复杂”:一个叔父是国民党的少校军官,一个兄长在国民党海军某工厂任职;在台湾还有十几个亲属,在那个年代里,只要有上述任何一条,此人就会成为“重点专政对象”,至少是一个“内控人员”,所以,爱好写作的他,将这首小诗投寄出去时,都是用的笔名“蕉萍”——焦坪煤矿的意思,这首诗登载在陕西焦坪煤矿的《总路线诗传单》上。现在,哪怕借他一百个胆子,姚筱舟也不敢去和雷锋去争“署名权”。经过反复犹豫思索以后,他只是给朱践耳写了一封信,说明了《雷锋的歌》的歌词是他所发表的一首小诗的前八句。
朱践耳是一个严谨的艺术工作者,他根据姚筱舟写给他的这封信找到了陕西省铜川矿务局,据说当矿党委书记召开大会时问“谁叫蕉萍?” 在场的姚筱舟都沒敢吭声。后来还是矿党委派人来把他找去,书记当面询问时,姚筱舟才心惊肉跳地点了点头。
之后,这首歌在《歌曲》杂志上正式发表时,就用了诗的第一句,题名为《唱支山歌给党听》,词作者署名为“蕉萍”,又过了好些年以后,才改署为作者的本名姚筱舟。
但是,雷锋在这首歌的问世和流传上功不可没。没有他把姚筱舟的诗歌摘抄在自己的日记里,就没有朱践耳的发现;没有误以为是英雄雷锋的作品,这首歌也不会流传得如此深远。在以后几十年的传唱中,不管对以上的故事知道与否,只要一唱起它,人们心里仍然会想起雷锋,仍然会认为这是英雄雷锋的歌。
《北京的金山上》:比雪山更美好的是金山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
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
多么温暖,多么慈祥
把我们农奴的心儿照亮
我们迈步走在
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
哎,巴扎嘿!
《北京的金山上》是一首藏族民风的歌曲,据说其原曲是一支古老的酒歌,一般用于宗教的仪式,歌词大意是“在北京的金山上,吹起了金色的号角,不知是谁在吹啊,听得人心里非常高兴。”新编歌词以后的《北京的金山上》在中国大地的每个角落唱响,一首短小明快的歌曲竟然有着如此强大而久远的生命力,让人不胜感慨。
这首作品的编创者、作曲家马倬于1960年进藏,听了独唱演员常留柱在一个名叫扎西的老艺人那里学到的一首《山南古酒歌》,发生了兴趣,于是马倬对歌曲进行了改编,在原民歌前加了两句前奏音乐,又对歌词进行了修改。改编以后,常留柱就成为了这首歌的首唱者,多次在西藏范围内演唱,受到了广大听众的热烈欢迎。
1964年,全国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按规定必须是业余歌手参加,常留柱却是一位专业歌手,于是重新选定了一位叫雍西的业余歌手来演唱此歌,雍西就成为了这首歌的第二位演唱者。她在北京的演唱大获成功,并且受到了周总理称赞。周总理还亲自对最后一句歌词进行了修改,把“我们迈步走向社会主义幸福天堂”改为“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
这位名叫雍西的藏族歌手不是别人,正是当代歌星韩红的母亲。近年来韩红对这首歌进行了翻唱,母女两代人分别对《北京的金山上》加以演绎,也算是歌坛一段佳话了。
雍西传唱了几年以后,一直到197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到西藏录音,建议此歌由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来演唱,并建议再增加一段歌词。于是,马倬又在第一段词的基础上填了第二段词。才旦卓玛这时已是著名歌唱家,她结合藏族传统民歌、藏戏等的演唱风格加以复唱后,《北京的金山上》就成了西藏的经典歌曲,从百万翻身农奴的心里飞出来,传遍全国大江南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才旦卓玛版的《北京的金山上》是先用汉语唱一遍,再要用藏语唱一遍,热爱此曲的人们跟风学舌,在歌词上标注上藏语的发音,如同笨学生学英语一样,也是当年的一大奇特现象。
由《北京的金山上》曲子编成的舞蹈也风靡一时,应该是中国普及面最广、流行时间最长的舞蹈了。它的基本舞蹈语汇源于藏族传统的弦子舞,双人对跳,故为“对舞”。对舞《北京的金山上》动作优美简单,以重复动作为主,易于学习掌握。一男一女两人对舞的表演形式,轻便而又灵活,对人数和场地要求都不高,所以十分易于流行。
“文革”时期舞蹈的盛行也是一大时代特色,这与全国不分男女老少一律要跳“忠字舞”大有关系。台上流行各种“造反舞”、台下则是群众性的“忠字舞”,前者打打杀杀、威风凛凛,后者简单生硬,重复枯燥,毫无艺术美感可言。相比较,《北京的金山上》这种对舞就好多了,带有藏族特有的韵味,却又并无高难度技巧,所以,在那些年月,全国人民伴随着音乐、哼着“北京的金山上”、甩着虚拟的长袖、载歌载舞地歌颂领袖毛主席,是一道特别的景观。
也许是太熟悉的缘故,不假思索,张口就来,很少有人去想,这首歌的第一句“北京的金山上”指的是什么?北京哪来的金山?北京天安门广场前面倒是有一道水渠,被人们称为“金水河”,但“金山”分明与之并无关系。细细思忖,既然此歌源于藏族民歌,而藏族是一个尊重山的民族,在他们的心目中,雪山永远是神秘而崇高、巍峨而吉祥的,行走在藏族聚居区,经常看到藏民们将一座座高山尊为神山,他们为神山供奉上无数的哈达,他们在神山上遍插经幡,还垒起一堆一堆的玛尼石。山,在纯朴的藏民心中具有图腾的意义,他们想象伟大领袖毛主席居住的北京城,一定有着比他们敬仰的雪山还要更加美好的山,那会是什么山呢?当然就是金山了。
“北京的金山上”应该就是这样产生的了。
其实在北京郊区的确有一座名叫“金山”的山。它地处京东的平谷,是因那里富含金矿而得名,金山山麓现在已经成为北京市民们节假日休闲旅游的一处胜地。如果有朝一日,有旅游文化企业图谋进一步开发,《北京的金山上》这首歌可资利用——你们唱了几十年的“北京的金山”并非虚言,它就在这里!
《马儿啊,你慢些走》:
能否走出那段扭曲的历史?
马儿啊你慢些走慢些走哎
我要把这壮丽的景色看个够
社会主义建设改换了天地
劳动的歌声响遍了田野响彻了山头
没见过一队队汽车云中走
没见过千里平川跑铁牛
没见过渠水滚滚山上绕
没见过田旱水涝保丰收
没见过深山密林修工厂
没见过公路通到深山沟深山沟
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这么一幕: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的一次大型文艺晚会上,当深受人们喜爱的老歌唱家马玉涛上台来,要为大家演唱她那首脍炙人口的著名歌曲《马儿啊,你慢些走》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她丰厚的女高音很快把人们领入怀旧的情境。青山在,人未老,人们无比欣慰。但是且慢,怎么回事,怎么歌词变了呢?难道她唱错了吗?台下起了一阵小小的不安的骚动,待仔细再听,发现确实是另一种歌词。
但这才是《马儿啊,你慢些走》这首歌原本的歌词。只是它被埋藏得太久了,历史的尘土完全将它掩盖,以至于已经不被人认识甚至不被认可了。而后来拼凑改装的歌词,却因为传唱太久,反倒被人们习惯的记忆所接受、所牢记,这真是“假作真时真亦假”的经典案例了。
1961年,云南作家李鉴尧写了一组《西双版纳诗钞》,其中有一首短诗题名《马儿啊,你慢些走》,内容是这样的:
马儿啊,你慢些走,我要把这迷人的景色看个够。肥沃的大地,好像是浸透了油,良田万亩,好像是用黄金铺就。
没见过青山滴翠美如画,没见过人在画中闹丰收。没见过绿草茵茵如丝毯,没见过绿丝毯上放马牛。
没见过万绿丛中有新村,没见过槟榔树下有竹楼。没见过这么蓝的天,这么白的云,灼灼桃花满枝头。
马儿啊,你慢些走,这一条林荫小道多清幽。别让马铃敲碎,林中的寂静,你看那姑娘,正在楼前刺绣。
路旁的小溪拨动了琴弦,好像是为姑娘的歌声伴奏。晚风扬起了温柔的翅膀,永远随着我的马儿走。
祖国啊,我爱你多彩的风姿,我想看个够,总也看不够;祖国啊,我爱你美妙的声音,我想听个够,总也听不够。
这首短诗夹杂在一组标题为《西双版纳诗钞》的诗歌中,发表在1962年2月号的《边疆文艺》上。诗作发表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做过配乐朗诵的节目,那时候广播电台的影响力不可忽视。当中国音乐家协会有人听到这个诗歌朗诵节目后,就把其中这一首诗推荐给了作曲家生茂。
生茂是解放军战友歌舞团的著名作曲家,他创作了大量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歌曲,之前的《真是乐死人》,《学习雷锋好榜样》,之后的《老房东查铺》、《看见你们格外亲》我们都会一一说到。他拿到这首洋溢着南国迷人风采的诗歌以后,备加欣赏,很快就谱成了这首后来产生广泛影响的歌曲。生茂与歌唱家马玉涛都是战友歌舞团的战友,他的很多首歌几乎都是为马玉涛量身定制的,写这首新歌的时候也是充分考虑了她的音色特质。这支歌曲由马玉涛首唱,而她的演唱非常成功,可以说立即引起了轰动。
经过一番修订,这首歌的词曲正式发表在1964年1月号《歌曲》月刊上,这一版本的词曲当然就是这首歌最真实的原貌。它的内容是表现仙境般的西双版纳,充满了浓郁绚丽的南国风情,旋律又以宽广、明亮的北方曲调为主,所以,词曲南北交汇的结果,产生出的音乐效果是既明丽又宽广的。1965年,在生茂参加《长征组歌》的创作时,周恩来亲临指导时就这样指出,要借鉴《马儿啊,你慢些走》这首歌“集南北之大成”的创作经验。
这首歌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问世当年即被中国音协评为优秀音乐作品一等奖;词作者李鉴尧也获得当年全军文艺汇演歌词优秀作品奖。却没想到,在“文革”来临之际,这首歌却遭分割重组:因为要图解当时所谓的“大好形势”,江青所操纵的文化掌控人,以“集体”的名义,对歌词作了几乎全盘修改。将原本是优美、隽永的一首诗的歌词,硬改成了“没见过一队队汽车云中走;没见过千里平川跑铁牛……没见过深山密林修工厂,没见过公路通到深山沟”的拼盘,为了突出政治和军事,还专门加上了“场院上男女民兵练武艺;田野里干部社员同挥锄头”劳武结合的场景,显得不伦不类的,但由于形势所迫,以后无论是演唱者还是出版者,都不得不遵照这个荒唐的“集体改词”。
进入新时期后,马玉涛在演唱这首歌曲时试图恢复原词,作曲家生茂在结集自己的作品时,也让这首歌以原貌出版,但是“集体改词”在社会上已传布多年,相当多的出版部门甚至音乐专业部门也不辨真假,导致很多歌曲集,以及磁带,唱碟,在收入这首歌时,大都还沿用“集体改词”,一般听众就更不知其中隐秘了。
马儿呀,你是否能走出那段扭曲的历史?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史无前例的语录歌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文化大革命”在世界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语录歌在世界音乐史上也同样是史无前例的。
在1960-1970年代,毛主席语录歌的影响之大,流传之远,从城市到乡村,从内地到边疆,从军营到工厂,从田间到课堂,到处是一片语录歌声。语录歌家喻户晓,不分男女老少,人人放声歌唱,其普及之广,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的音乐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追根溯源,能够找到的最早关于语录歌的记载,是在1966年6月2日新华社记者有关第七届“上海之春”音乐会的述评中,其中这样提到:“广大工农兵聆听了毛主席诗词演唱以后,纷纷要求把毛主席的一些语录也谱成曲,使之广泛传诵。”于是“毛主席语录歌”在这一年的国庆节前后,由官方传媒正式推出:
《人民日报》9月30日发表了第一批经官方审定认可的“毛主席语录歌”,包括《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此三段毛泽东语录在“文革”中使用频率极高,被称为“老三段”,当然就成为了语录歌的首选。另外还有《我们的教育方针》、《工作就是斗争》、《什么人是革命派,什么人是反革命派,什么人是口头革命派》、《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分清敌友》、《争取胜利》、《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等,一共10首。同时还配发了“编者按”,在后面注明:以上除《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和《工作就是斗争》二首是中央乐团谱曲外,其余皆为劫夫谱曲。
于是,在1966年的国庆节,毛泽东主席在首都天安门广场第四次接见来京师生和红卫兵的时候,广播中就传出了令人们还十分新奇的“毛主席语录歌”。
10月1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第二批毛主席语录歌,这一批主要是鼓动造反精神的《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不打它就不倒》、《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共四首。
10月25日,《人民日报》推出了第三批语录歌,全部选自被称作“老三篇”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三篇文章中的语录,包括《完全彻底为人民》、《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白求恩》、《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我们大家要学习他》、《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等八首。
不到一个月,语录歌由《人民日报》连续三次隆重推出,当然在全中国掀起了大唱语录歌的热潮。接下来的岁月,给毛主席语录谱曲之多,令今人难以想象。“老三篇”中的语录除去很少几句话外,大都被谱成了歌曲,特别是《为人民服务》一篇,当时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别出心裁地排演了一个节目:从头到尾将《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唱”完,中间少量几句未谱成曲的,则以朗诵串连——这已经不叫“语录歌”而应称作“著作歌“了。
应该说,语录歌的作曲者尝试了一件音乐史上最艰难的谱曲工作。毛主席语录既无韵律、节奏,又无诗意可言,有些句子全是冗长的政治语汇,作曲家们居然能够谱成有节奏的、力图易唱好听的歌曲,实在是为难了他们。尤其是《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领导骨干的积极性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帝国主义制度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等等,只将歌名列在此,后人怕也会觉得匪夷所思或大开眼界吧!
语录歌的始作俑者和主要作曲者是红色音乐家李劫夫。大量的经官方核准的语录歌都出自他的手。因为对领袖人物的神化,语录如封建帝王的“圣旨”,作曲者的名字不能按惯例放在歌曲的前面,而只放在歌曲后边的括号里,以避大不敬之嫌,这也是语录歌的一大特色。在为语录歌谱曲中,劫夫显现出了一种特别的才能,即“……非凡的处理歌词的才能。无论多么拗口、参差不齐或冗长的歌词,在他笔下都能处理得流畅通顺,易于上口”,“毛主席语录入歌,意味着劫夫写作已进入自由境界”,这种处理歌词的能力被认为“不但国内很少有人与之相比,就是在世界音乐史上,也足可与擅长在音乐中处理语言的俄罗斯作曲家穆索尔斯基的天才相媲美!”(参见霍长和《红色音乐家——劫夫》一书)
在劫夫的语录歌作品中,有两首特别深入人心,广为传唱——一首是《争取胜利》,这是劫夫语录歌的成名作,旋律激越豪迈,中间配以呼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铿锵有力的口号,十分鼓舞人心;另一首就是《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了,歌曲有气势,旋律很明朗,词曲配合恰到好处,充满青春向上的朝气。
公认另一首《共产党人好比种子》堪称语录歌中的经典,甚至是唯一可以传世的作品,直到现在还有人不时唱起。这首歌采用了湖南民歌的曲调和素材,旋律婉转,技巧娴熟,但到底是劫夫作品还是“中央乐团集体作曲”,已不可查。
《蝶恋花•答李淑一》:
毛主席诗词歌的典范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和偏重于政治说教的语录歌相比,为毛泽东的诗词谱曲的歌曲中,则有不少优秀的创作。因为毛泽东的诗词作品本身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学功底,更有一个政治家和领袖的非凡气魄,可称得上是当代诗坛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于一身的典范。无论是他前半生戎马倥偬中所填之词,还是后半生身处和平年代,却将高瞻远瞩、雄才大略付之笔端所成就的诗赋,应该说都是适合谱曲的好歌词,更何况中国古代诗词,最早就是用来谱曲的。
我们看到,那一时期众多音乐界精英、著名作曲家纷纷为毛主席诗词谱曲:郑律成、贺绿汀、朱践耳、李唤之、吕骥、时乐濛、吕远、都有相应的作品,还出现了一首诗词好几个不同的配乐版本。彦克、吕远谱曲的《七律•长征》和沈亚威谱曲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被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选用。生茂、唐诃谱曲的《沁园春•雪》,路由谱曲的《清平乐•六盘山》,张绍玺谱曲的《七律•长征》……等等。和语录歌多是由劫夫创作一样,诗词歌中也数劫夫的成就最大,据说他为所有的主席诗词谱过曲,能够查见的1992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歌曲百首》中,李劫夫作曲的就有34首。流传较广的有《忆秦娥•娄山关》、《十六字令三首》、《西江月•井冈山》、《蝶恋花•答李淑一》,而《蝶恋花•答李淑一》还有另外两个版本,分别由瞿希贤和赵开生谱曲。
赵生开谱写《蝶恋花》应是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末期,这个上海人民评弹团青年演员,别出心裁地用了评弹曲调,而且他突破了评弹固有的温文平稳的表现风格,音区跳动和节奏的变化幅度较大,整首曲子大起大落,跌宕起伏。第一句“我失骄杨君失柳”高腔起音,悲凉摄人,“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由回荡再入高亢,在“寂寞嫦娥舒广袖”以后,音乐显得舒缓欢愉,而到了最后两句“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旋律再度穿云裂帛,充沛磅礴,一曲既毕,那种激越的情愫还久久震撼人心。
这首曲子由上海人民评弹团青年演员余红仙第一次演唱,三弦和琵琶伴奏。演出大获成功以后,很快大江南北到处播放,而各地人们不管会不会吴侬软语,那时节也会哼唱几声“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这首苏州评弹风格的《蝶恋花》在民间被称为“余红仙版”。
劫夫谱曲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为合唱曲,与“余红仙版”相比较,气势雄浑,沉稳大气。毕竟评弹在普通民众中间传唱的难度大一些,所以劫夫所谱的《蝶恋花》一问世,更被一般民从所接受和学唱。
早期为毛主席诗词谱曲的作品大都为抒情歌曲。而到了“文革”时期,一般抒情歌曲几乎全都被批判为“黄色歌曲”、“靡靡之音”,“资产阶级情调”,被禁止,被封杀,只有毛主席诗词歌曲例外,所以,诗词歌曲可以说是填补了那一时期抒情歌曲的空白,这也是它广为流传的重要因素。诗词歌曲同样享有“最高指示”的权力,同样能起到“最高指示”和作用,在“文革”期间,它就被人各取所需,发挥着各种匪夷所思的作用。比如在“文革”大规模武斗期间,战死的人都被本派群众认定为“牺牲的烈士”,要举行十分隆重的“追悼大会”,会上《蝶恋花•答李淑一》便成了“追悼烈士”的通用哀乐。《西江月•井冈山》也是一首被广泛用于武斗中的诗词歌曲,常常是一派群众组织被另一派的武斗队包围以后,就会在自己控制的广播中反复播放这首歌,以示其“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英雄”气概。诗词歌曲还有一般人难以想到的用途,一位老文艺工作者回忆说,当时文化单位包括学校在内都要进驻“军宣队”“工宣队”什么的,1973年,当这些并不受欢迎的“队”撤离时,有人就唱起了毛泽东诗词歌曲“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以示欢送——事后才有人想起,这首诗词歌曲名字叫《送瘟神》。
毛主席诗词歌曲,数“文革”以前或“文革”前期的创作流传得比较广,这些歌曲的艺术水准也相对高一些,“文革”中后期,诗词歌就向语录歌的水平看齐了,甚至有些混为一谈了,更注重“战斗性”而缺少艺术性了。比如《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而给诗词歌划上最后句号的,则是1976年元旦发表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尽管谱曲者颇费了些工夫,但这时“文革”已近尾声,广大群众饱受近十年动乱之苦,已经对“文化大革命”充满怀疑、厌倦和反感,诗词中粉饰现实的“到处莺歌燕舞”和赞美动乱的“炮火连天,弹痕遍地”、“试看天地翻覆”等内容,已很难再引起群众的好感。至于歌中还有“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一类的句子,更是被传为笑谈。
《我们走在大路上》:
寄寓着沧海桑田的历史过程
我们走在大路上
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
披荆斩棘奔向前方
向前进!向前进!
革命气势不可阻挡
向前进!向前进!
朝着胜利的方向
这是著名作曲家劫夫最为著名的作品。
劫夫,这个新中国音乐史上出名最早的红色音乐家,他的一生经历也最令人感慨。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就进入了创作的高产期,写下了《歌唱二小放牛郎》、《狼牙山五壮士》、《忘不了》等传世之作。新中国成立后,劫夫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公开宣称“我写的歌曲,几乎绝大部分都是为配合党的方针、政策和种种政治运动的”,写出了《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这样符合时代精神的红歌。即便这样,却仍然难逃极“左”思潮带来的政治厄运,在“反右倾”斗争中,劫夫受到了严重冲击,虽然幸免于戴上“右派”帽子,仍被定为“犯有右倾主义错误”,受审查、作检查,以至于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一贯高产的作曲家,作品明显减少,且将主要精力放在为毛主席诗词谱曲上。也许作曲家觉得为领袖诗词谱曲在政治上最为稳妥和保险吧。
1962年的中国有一个相对比较明媚的春天。经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各地对前几年的系列政治运动中受到不恰当处分的一批干部,普遍进行了甄别平反,劫夫的“问题”也得到了及时澄清。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一个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进行了比较客观的全面总结,确立了以调整为中心的经济工作方针。劫夫的心情开始好转,情绪重新高涨。就在这个春日载阳、东风解冻的时候,他萌生出了新的创作冲动。
和他以前的创作一样,他又在寻找积极的时代精神和当时的政治需要了。共和国刚刚告别艰苦的灾难的三年困难时期,新的歌曲要表现出人们矢志战胜天灾人祸,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心曲,所以,这将是一首战歌,一首进行曲。劫夫将自己的作品作了这样的定性。歌曲初稿,歌名和第一句歌词是“我们走在宽广的大路上”,句子长了一些,作为歌名也不简练、醒目,谱成曲子后也有点拗口,他在家里试唱时,经人提出后,去掉了“宽广的”这个形容词,句子一下洗练得多,起句的旋律也较容易喷口而出了。经过反复修改和简练,劫夫又给曲子加上了强调主题和增加气势的副歌。
这首歌的创作并不快速,从酝酿到成熟经历了整整一年时间,时至1963年春天,在他自己感到比较满意以后,才把新作交给了《歌曲》杂志。著名音乐家吕骥对其略加改动,主要是把“毛泽东走在我们的前头”改为了“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很快,《歌曲》杂志将《我们走在大路上》发表出来。
这首合唱歌曲慷慨激昂,意气风发,让那时的人们一唱起来就热血沸腾,豪情满怀,浑身上下充满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前进力量,完全切合了当时党和国家的需要。一经推出,立刻受到重视和好评,很快唱遍了祖国的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在1965年第3期《红旗》杂志选载的13首革命歌曲中,《我们走在大路上》排名第三,而前两首分别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和《社会主义好》。
劫夫的这首歌还受到过周恩来总理的夸奖。那是1966年3月,河北邢台大地震,劫夫奉命前往参加救灾活动,遇到了周恩来总理。总理说:“劫夫,我最佩服你的‘大路上’”,并且还立刻唱了几句。受到如此巨大的鼓舞,劫夫在灾区现场就创作了一首后来风行一时的歌曲《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劫夫的音乐创作正如他自己所说,是非常政治化的或者说基本就是为政治服务的,后来一个时期,中国掀起一股为毛主席语录谱曲的歌曲,劫夫在其中起了主力作用,这也充分说明这一点。这位富有才华的音乐家真心诚意地以艺术去为政治服务,努力以音乐的美感来传导政治的声音。他并不懂得政治,只是一心一意地想用音乐来为党的事业服务,然而,鬼使神差,阴差阳错,他偏偏一再被怀疑,一再被所谓“政治问题”所纠结,结果“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最终被卷入政治,连去世时还身处一个“政治学习班”上。《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首如此革命的歌曲,居然在1972年遭到禁唱,就是因为作者一度被认为是“林彪反党集团”的成员。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人们又唱起了这首热情洋溢、豪迈乐观的歌曲。但作曲家劫夫却在打倒“四人帮”之后的两个月去世,劫夫是因心脏病发作而猝逝于“学习班”中的,终年63岁。
1992年12月,《我们走在大路上》被评为“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作品”入选作品,1997年7月,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的音乐大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等,与首都数万名群众一起齐声高歌《我们走在大路上》;1999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的盛大阅兵式上,雄壮高昂的《我们走在大路上》乐曲响了起来,表现出共和国“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精神面貌。近年,著名剧作家黄纪苏继《切•格瓦拉》之后,将自己的新作也以《我们走在大路上》命名,并对这句话做出这样的注解:“我们把沧海桑田的历史过程寄寓于行走、道路的意象”——也不失为对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的一种新的阐释。
本栏目责任编辑 张即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