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郎国比云南滇国、
两广南越历史更悠久
夜郎、滇国和南越最早见于《史记》等。《史记·西南夷列传》云：“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元狩元年……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今印度）。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越反，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且兰君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乃与其众反，杀使者及犍为太守。汉乃发巴蜀罪人尝击南越者八校尉击破之。会越已破，汉八校尉不下，即引兵还，行诛头兰。头兰，常隔滇道者也。已平头兰，遂平南夷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灭，会还诛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南越列传》：“秦已破灭，（赵）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汉书·西南夷列传》：“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兴与鉤町王禹、漏卧侯俞更举兵相攻，牂柯太守请发兵诛兴等……大将军凤于是荐金城司马陈立为牂柯太守……及至牂柯，谕告夜郎王兴，兴不从命，立请诛之。”
可见战国到西汉，夜郎国是西南地区数十个藩国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的最著名藩国，按《华阳国志》和《后汉书》载，战国末，庄蹻伐夜郎后王滇，可见夜郎比滇国（云南）悠久，更比秦末（约公元前206年）建国的南越（广东）要早200多年，影响也远胜滇国和南越。汉武帝灭南夷设牂牁郡于今贵州安顺后，牂牁作为郡、州、县名一直沿用到宋代，而牂牁早在春秋时就见于《管子》等史料，因此贵州仅牂牁历史至今就有2500多年；夜郎国从春秋末（公元前450年左右）见于史到西汉河平年间（公元前28年—公元前25年）被灭，有400多年历史，创造了灿烂的夜郎文明，赫章县可乐遗址和普安县铜鼓山遗址出土的诸多夜郎时期精美青铜器等即是明证。而夜郎国灭亡后西汉又设夜郎县，之后夜郎一直作为郡、县名称延续至宋代，贵州夜郎至今同样有2400多年历史。更不用说贵州境内众多距今数千年到十多万年前的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古人类文化遗址了。可见贵州有史可查的文明史比云南、广东、广西毫不逊色，且更加悠久。
关于夜郎自大及其反思
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西汉使者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奉命到滇探寻通往身毒的道路时，经过滇国和夜郎，滇王尝羌先问汉使者：“汉孰与我大？”到夜郎时夜郎侯也问了同样的话。两人问话相同，而滇王问在前，夜郎问在后。而且夜郎本身在西南数十国中最大，谁知汉朝使者回去却极力称赞小邑滇为大国，引起天子注意，并与夜郎同授王印，最受汉朝恩宠；夜郎则落下夜郎自大的笑柄。有人认为这是由于汉语成语大都采用四字结构，夜郎自大上口，而“滇自大”不上口。但从深层次研究，“夜郎自大”成语的形成是儒家正统观念和宗法社会的结果，宗法社会靠血缘关系维系，按《史记》所载，滇国是楚庄王苗裔庄蹻建立的藩国，夜郎是西南土著建立的藩国，从西汉刚刚形成的封建正统观念看，滇王的血统比夜郎王更近接近汉朝，滇文化比夜郎文化更接近汉文化，因此才最终导致滇王最受宠，夜郎成自大。
其实，面对汉朝使者，西南小邑滇国“自大”受宠，而作为西南霸主的夜郎“自大”则是其强盛国力的真实反映，可见夜郎自大并非夜郎王妄自尊大。换个角度冷静思考，夜郎自大何尝不是2200多年前西南霸主夜郎国强大国力和自信心的体现，也是贵州人见于史料的第一次敢为天下先的呐喊。翻阅史料，自夜郎国灭亡后，贵州人敢为天下先的呐喊历朝历代并不鲜见。东汉毋敛（今贵州正安一带）人尹珍，有感于家乡文化落后，历尽千辛万苦到中原拜经学大师许慎等为师，学成后毅然回乡教学，成为贵州儒家文化的普罗米修斯。唐代，西赵蛮赵国珍，不因蛮夷而自甘落后，潜心向学，一心为民，天宝年间（742—755）任黔中都督府都督十多年，政绩斐然，最后升任唐朝工部尚书，是贵州历史上首位到中央政府任正三品高官者；西南蕃大首领、蛮州刺史宋鼎，贞元十三年（797年）上疏称：蛮州“州接牂牁，同被声教，”“户口殷盛，人力强大，邻侧诸蕃，悉皆敬惮。”西南小蕃，面对世界强国大唐竟如此自信，宋鼎不仅未因此获罪，还被诰封为资阳郡开国公，为贵州历史上首位封正二品爵位者。宋代，端平年间（1234—1236年），杨价任播州（今遵义）宣抚使时上疏要求每年贡士3名得到宋理宗批准，嘉熙二年（1238年）播州冉从周中进士实现了贵州进士零的突破，南宋播州共考取进士8人，播州贡士比云南要早30多年（云南元代始有贡士），虽比广西略晚，但广西宋代未中进士；宋末遵义绥阳人冉琎、冉璞兄弟隐居自学军事战略，以抗元保宋为己任，淳祐二年（1242年）奉命设计并修建了钓鱼、青居等长江沿线十余座城池，还把新建的播州城（今遵义海龙囤）等纳入长江天险防御体系与蒙古铁骑抗衡，坚持抗元36年从未被攻破。宝祐六年（1258年），蒙古可汗蒙哥（元宪宗）亲率10万蒙古军主力围攻钓鱼城达9个月，蒙军屡战屡败，蒙哥受伤后抑郁而死，两个普通贵州人设计的钓鱼城长江防御体系，不仅使贵州播州等地首次引起中央王朝关注而纳入中央国防体系，而且彻底粉碎了蒙古骑兵不可战胜的神话，止住了蒙古大军进军欧洲等各地的步伐，从而改变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走向。元代，水东土司宋隆济大德五年（1301年）因不满元朝暴政领导了长达3年的西南最大规模抗元运动，9次围攻贵州城，使默默无闻的贵州一下子名扬天下，成为贵州建省的动因和起点。明代，水东宋氏宋昂、宋昱昆仲合著《联芳类稿》诗文集，弘治三年（1490年）著名诗人罗玘作序称赞：“其意欲与中原大家相角逐”，“确然以不朽”，《联芳类稿》成为中国土司文学史上的巅峰之作。清代，贵阳人周起渭康熙时以进士任翰林院检讨兼日讲起居注（帝师），诗才隽逸，《清史稿》称“清诗人以起渭为冠”，成为康熙诗坛标杆之一，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在翰林时，圣祖以后进诗人询大学士陈廷敬，廷敬举（史）申义、周起渭对，故又有翰苑两诗人之目。”（《史申义传》）周起渭诗作得到政坛领袖兼文坛盟主陈廷敬极高评价，是贵州有史可查的第一位帝师及全国屈指可数的一流诗人；光绪十二年（1886年），贵阳人赵以炯举进士第一，成为云南、贵州两省破天荒第一位文状元，大长贵州人志气；清末贵阳人、礼部尚书李端棻敢为天下先发起“戊戌变法”并上疏请求建立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掀开了中国近代史新的一页，开辟了中国文化教育史的新纪元。民国时期，贵州黄平人乐嘉藻堪称中国建筑史的鼻祖，他历尽艰辛30年，多次赴日美等国考察学习，深入研究中国古建筑，终于在1929年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中国建筑史》，比中国营造学社成立早一年，比梁思成1943年出版的《中国建筑史》早14年，成为中国建筑史的开山之作，可惜由于“与梁思成的权威意识左右有关，以致不能认清其开拓性的历史价值。”“事实上，乐嘉藻的《中国建筑史》作为建筑史学铺路石的历史意义和初创阶段的学术建设的意义，则是不容抹煞的……孰不知，在没有像中国营造学社那样的研究机构、没有研究助手、没有前人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乐嘉藻明确提出了‘建筑史’学科建设的目的，并独立取得如此研究成果，当令人尊敬才是。”（崔勇《中国营造学社研究》）。民初代总理、贵州开阳籍人朱启钤退出政界后敢为天下先，最先慧眼识珠重新发现亲自校订出版宋代建筑经典《营造法式》，使之成为研究中国古建筑的金钥匙，因此被尊为中国建筑史学的奠基人。他最早对北京城进行科学规划改造并提出了文物古建“修旧如旧”的保护修缮原则，最先发起成立中国第一个古建筑研究团体中国营造学社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最早把北京皇家禁地改为中央公园（今北京中山公园），最早在北京故宫创立公共博物馆——古物陈列所（故宫博物院前身），最早开发建设北戴河并组织对其进行管理，也是第一个提出将农历正月初一定为“春节”，并由政府定为节假日的“春节老人”。
对上述夜郎王等诸多贵州先贤，撇开封建正统观念和宗法制度对贵州形成的所谓“夜郎自大”的错误观念，我们应该为贵州历史上出现如此多的敢为天下先的呐喊者而骄傲。
（作者单位：开阳县文体广播电视旅游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