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艳红：今天我谈论的话题是从“小众化”和“大众化”传播方式转换的角度切入外国教育史学科的文化传播功能重建的问题。
若干年前我与报刊以及教育电视媒体有过长期的工作接触。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仅深切地体会到媒介传播的巨大功效，同时也觉察到任何伟大的思想、学说以及学科，若想发挥感染和教育人的功效，必须要有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传播效果的支撑。但是，自从我跨入外国教育史学科以来，我与本学科的研究者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尴尬境遇：一方面由于师范教育体制和毕业生分配制度的改革，教育专业学生数量锐减，部分外国教育史课程教学时数甚至压缩到了难以系统授课的程度；另一方面，在学术研究中，本学科许多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很难发表，而且即便发表也很少有人对此感兴趣去阅读。在对以上问题进行归因的时候，我试图借用传播学“小众化”的概念来解释本学科发展定位过于狭窄的问题。“小众化”在传播学中是指仅有少量的公众成为一个媒体的特有受众，将此概念迁移到外国教育史学科现状中，我们可以发现本学科明显的“小众化”发展特征。具体表现为：（1）学科教学主要服务于当前和未来教师的培训和培养；（2）学科研究往往服务于特定的教育组织机构、领域和人员等的发展。
为了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这一问题的根源，我将外国教育史学科受众对象的变迁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779—1891年，外国教育史学科产生初期，由于此阶段许多研究成果是人物传记，其受众群体较为宽泛。第二阶段是1891年以后，以马克斯维尔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出要将教育史学科研究成果纳入高等师范教育课程体系中去，自此以后教育史学科受众群体开始狭窄化。第三阶段是20世纪50至60年代，尽管经过修正派学者的不断努力，学科受众群体得到了一定的拓展，但是时至今日，以主要服务于教师培养和培训，同时考虑到其他教育机构、组织和人员等的教育诉求依然是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跳不出的“藩篱”。
为了从现实的角度考察本学科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学科知识需求的漠视，我对2012年1月至8月的当当网畅销书排行榜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当当网号称是“全世界最大的中文网上书店”，仅2012年第一季度，其在中国网购图书市场中就拥有超过60%的占有率，占整个国内图书市场20%的市场份额，因此，当当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着大众的阅读口味。通过调查发现，在当当网前五百名畅销书排行榜上，平均有5.98%的图书为教育类图书，平均有22.95%的图书是各类儿童出版物。由于很多的儿童出版物与儿童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等紧密相关，因此排行榜中与教育相关的图书份额肯定超过了6%。这一数据说明：在民众阅读口味日益多元化的今天，民众对于教育类图书的需求依然很大。但是在连续8个月的排行榜里，与外国教育史相关的图书却只有两本：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以及蒙台梭利的《童年的秘密》。以上情况说明：尽管普通民众对于各类教育图书有着巨大的阅读需求，但是他们在教育类众多的出版物中却很难找到关于国外教育历史方面的既有学术品位又具备相当可读性的通俗出版物，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小众化”发展定位使其忽略了这一巨大的社会需求。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在思想观念层面，将外国教育史学科探求高深学问的责任与大众文化传播的责任放置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也就是不能在观念层面“厚”学科“小众化”发展道路而“轻”学科知识的“大众化”普及传播道路。其次，批判性地吸收其他学科的做法，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对原有外国教育史知识进行不断的改造，以期重建外国教育史学科曾经有过的广义文化传播功能。外国教育史浩如烟海的经典学术著作，以及自学科成立以后一二百年来众多的研究成果，都是整个人类的教育智慧结晶。但是由于教育场景、写作方法、可读性等多方面的原因，导致这些著作距普通大众越来越远，因此本学科“大众化”文化传播功能的实现，需要更多的学者在自己的教学和科研实践中对几千年来无数的教育智慧进行通俗化和主题集中化的改造。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力避庸俗的外国教育史普及性作品的产生。
提问：我希望做课题研究，主题为教育学的社会化，请老师给予指点。
荣艳红：教育学的社会化问题并非是学者主持几个课题即可解决的。试想一下，如果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能够得到大众的认可，那么大众的教育文化水平自然就提高了。因此，我个人并不主张课题研究，而是希望做一些更加实际的工作。如将外国经典教育名著进行普及化改编，或者在自己的研究中借鉴国外学者学术研究和学术写作的方法，使研究成果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
（责任编辑：李宗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