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的第三方评价机构
记者：您如何理解独立的第三方评价机构，您所在的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是不是独立的第三方评价机构？
武书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指出：“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强化国家教育督导，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文件还首次提出“政府购买服务”。
为了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教育部2015年颁发了《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明文表示：“支持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规范开展教育评价。大力培育专业教育服务机构，整合教育质量监测评估机构，完善监测评估体系，定期发布监测评估报告。扩大行业协会、专业学会、基金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参与教育评价。制定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参与教育评价的资质认证标准。引入市场机制，将委托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价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建立健全招投标制度和绩效管理制度，保证教育评价服务的质量和效益。重视扩大科技、文化等部门和新闻媒体对教育评价的参与。重视学生会等学生组织在教育评价中的作用。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和学校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实施的教育质量评估项目。”
上述党中央和教育部有关管办评分离的指导思想和论述，是建立独立的第三方评价机构的政策依据。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既不是教育的管理者，也不是办学者，其所属《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全部组成人员没有一个在大学工作或兼职，是名副其实的独立的第三方评价机构。
武书连中国大学排行榜的诞生与发展
记者：您是我国持续研究大学评价时间最长的学者，能否谈谈您当时为什么选择这个课题。
武书连：两个原因使我选择了这个课题。
20世纪80年代末，我在大学工作时，观察到中国高考招生长期处于信息不对称状态。大学可以查遍考生的所有资料，而考生对大学几乎一无所知。招生时，每所大学都宣传自己的优点，从来不讲不足的地方。招生简章中“师资力量雄厚”几乎成为每个学校的标准用语。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考生和考生家长，就是教育专家也很难区分众多学校、众多专业的真实情况。为了减少考生与学校信息不对称的状况，我觉得如果将大学的各种办学指标以排行榜的形式发表，就可以使考生比较方便地了解目标大学的真实情况，这对于考生填报高考志愿有着很高的参考价值。
其次，我在1989年撰写《中国大学校长群体研究》论文的过程中，发现如果没有综合性的定量指标，很难评价一个大学校长的成功与否。因此我考虑，如果建立一个能比较准确地反应大学综合实力的指标体系，并以排行榜的形式出现，一段时间后，就可以评价大学校长的成功与否。
例如，某校长上任时，学校排在第100名，4年任期结束时，学校名次上升到第80名，這个校长就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校长。反之，如果离任时，学校名次下降到第120名，这个校长就不是成功的校长。实际上，我们国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被评价的不仅仅是大学校长，而是整个学校的领导管理服务系统。鉴于以上两个原因，我选择了这一课题。
记者：当您开始这个课题时，该领域整体研究水平如何？
武书连：我1991年开始《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研究，至今已有25年。在我之前，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赵洪洲、蒋国华等学者也发表过大学排行榜，不过每次发表后都收到批评，压力太大不得不中断。批评者认为，高等教育的殿堂如此神圣，大学如此复杂，不能允许外部力量甚至内部力量说三道四的。在持续的批评下，在我之前的学者，没有人能持续发布排行榜。我的长处在于：承受力比较强，没有足够的理由，我不会轻言放弃。批评的意见，说得对的，我采纳，说得不合适的，我会反驳，但是我不会放弃。因此，每次商榷和批评，都会增强我的信心。
1991年，中国的大学排名研究尚在起步阶段，民间通常以SCI、EI论文数量和国家教委科技司公布的各大学自报的科技统计数据作为基础数据。官方的排行榜尚在探索中。当时中国的大学排行榜还没有综合排名，更谈不上学科门类、研究生一、二级学科、本科专业等的排名。1993年以前中国公布的大学排行榜仅仅是自然科学单项的科技排名。同一时期在国外，如美、英、德等国，多以问卷调查为主要手段，同样缺乏系统的大学评价体系。所以，20世纪90年代初，大学评价在国内外均处于起步阶段，没有统一的标准和固定的方法，也没有国际惯例。
值此状况，我提出独立自主创建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大学评价》体系的学术目标，并以目标评价、综合评价、定量评价为研究方向。
经过1992年6月—1993年2月为期8个月对全国458名专家3轮（458名是最后一轮回函专家数量。专家资格为：大学校长、县市长、国有大型科研院所院所长、国有大型企业总经理）问卷调查，以国家教委科技司、社科司公布的公开数据为基础，我于1993年6月30日，在《广东科技报》发表了《中国大学评价—1991？研究与发展》。这是我国第一个包括理工农医、人文社会科学活动在内，以目标评价、定量评价为核心的大学排行榜。该评价属于大学研究与发展综合评价。
大学评价从经验走向科学
记者：据了解，您是国内外第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上实现了不同类型大学之间、不同学科之间的直接比较的人，使大学评价从经验走向科学。可是，不同类型大学和不同学科能直接比较吗？
武书连：《中国大学评价—1991？研究与发展》发表后，我遇到一个国内外同行都没有解决的大学评价技术难题，这就是如何实现不同类型大学之间的直接比较，而这是大学评价公平的基础。
我是分两个阶段，用科学假设解决了这个难题。
第一阶段，1997年7月，我以国家教委科技司、社科司、管理信息中心、国家专利局的公开数据，以及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发布的SCI论文及引用数据，美国史蒂文理工学院工程信息公司发布的《工程索引》论文数据；经过1996年9月—1997年3月，连续6个月对1927名专家3轮问卷调查后（1927名是最后一轮回函专家数量。专家资格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的博士研究生导师），在《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杂志发表《中国大学研究与发展成果评价（摘要）》论文。提出“不同类型大学的科研人员平均具有相同创新能力”的科学假设。此假设有效地解决了长期困扰国内高教评估学者的不同类型大学之间无法相互比较的难题，实现了不同类型大学之间的直接对比。此科学假设第一次在理论和实践上实现了不同类型大学之间的直接比较。在此之前，不同类型大学之间缺乏相互比较的理论基础。
第二阶段，2002年，我发表了《2002中国大学评价》、《2002中国大学研究生院评价》、《再探大学分类》3篇论文，针对2000年中国高校大规模合并重组后形成的新格局，应用我自己创建的新的大学分类标准，以“不同学科的科研人员平均具有相同创新能力”的科学假设，取代了“不同类型大学的科研人员平均具有相同创新能力”的科学假设。新的科学假设用“学科归一”的方法在国内外首次实现了不同学科之间的直接比较，使不同类型大学之间的相互比较更加准确。后来，一些排名机构也陆续采用“学科归一”的方法实现不同学科之间的直接比较。
武书连大学评价指标体系及研究成果
记者：大学排行榜是由若干个指标构成的，国内外各排行榜都不同，请问您是怎样确定指标体系的呢？
武书连：大学评价服务于考生，服务于国家的整体建设和发展。1991—1998年，我参考国家各种法规政策制定大学评价指标体系。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实施后，我依据高等教育法界定的高等教育在整个社会中的职能分工，确定新的《中国大学评价》指标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一章第五条、第二章第十六条、第三章第二十五条、第四章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一条规定，本科及其以上高等教育在中国社会职能分工中的责任和义务：一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二是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据此，《中国大学评价》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两项一级指标。
在两个一级指标之下的所有二级指标、三级指标都紧紧围绕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两个一级指标开设。
记者：您能否谈谈您在大学评价课题研究上取得了哪些成果？
武书连：按时间顺序大致整理如下：
1993年，发表我国第一个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活动在内的大学排行榜：《中国大学评价—1991研究与发展》。在此之前的中国大学排行榜均不包含人文社科活动。
1997年，发表《中国大学研究与发展成果评价》论文。在国内外第一次实现不同类型大学之间（例如理工类大学与综合类大学，农林类大学与政法类大学）的直接比较。其理论基础是“不同类型大学的科研人员平均具有相同创新能力”的科学假设。
1997年以后，每年在学术期刊发表年度《中国大学评价》论文，全部使用公开数据，评价结果公开透明、可重复可检验。
2002年，发表《2002中国大学评价》《2002中国大学研究生院评价》《再探大学分类》论文。在国内外第一次实现了不同学科之间（例如物理学与政治学，机械工程与历史学）的直接比较。其理论基础是“不同学科的科研人员平均具有相同创新能力”的科学假设，实践方法是“学科归一”。
2002年，发表我国第一个包含中国大学11个学科门类、71个学科类、全部258个本科专业的大学排行榜。之后，每年按年度發表。
2002年，发表我国第一个包含中国大学所有研究生院（处）11个学科门类、80个一级学科、全部361个二级学科的中国大学研究生院排行榜。之后，每年按年度发表。
至此，经过11年的时间，1991年我提出的独立自主创建中国大学评价体系，以及目标评价、综合评价、定量评价的学术目标，已经全部实现。最终的评价体系全面覆盖了我国大学所有的学科门类和专业。
从2002年起与中国统计出版社合作，按年度出版《挑大学 选专业——高考志愿填报指南》，至今连续15年。
从2003年起与中国统计出版社合作，按年度出版《挑大学 选专业——考研择校指南》，至今连续14年。
从2013年起与中国统计出版社合作，按年度出版《挑大学 选专业——高考志愿填报指南（独立学院版）》，至今连续4年。
从2015年起与中国统计出版社合作，按年度出版《挑大学 选专业——高考志愿填报指南（民办大学版）》，至今连续2年。
上述研究产出著作31部，约3000万字，全部独立完成。论文30篇，约40万字，全部独立完成或者为第一作者。
记者：您从2004年开始研究文献计量学，并使用自己研发的引文数据库进行大学评价。众所周知，开发一个引文数据库难度相当大，请问您是怎么考虑的？
武书连：在从事大学评价的长期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一个客观且相对公平的引文数据库、对不同类型的大学的评价结果至关重要。可是我始终没有找到一个现成的、对各学科教师发表论文机会公平的引文数据库。结果就是：为了公平评价，虽然很难，我不得不分阶段建立一系列新的引文数据库。
2006年，我建立了新的国内引文数据库，名称是《科学引文数据库》（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 简称：SCD），用于当年及以后各年度的大学评价。SCD这是我国第1个涵盖自然科学、工程与技术、农林科学、医药科学、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等全部非保密学科的大型引文数据库。
2010年，SCD实现网上检索。网址：www.yaxue. net（雅学资讯网）。
SCD的理论基础基于以下3个方面：布拉德福（S.C.Bradford）的以“文献集中与离散规律”为基础的布拉德福定律。加菲尔德（E.Garfield）的“引文索引用于科学”的论文。武书连的“不同学科的科研人员平均具有相同创新能力”的观点。
SCD在以下3个方面不同于以SCI、SSCI、CSCD、CSSCI为代表的引文数据库的既往研究：数据库源期刊论文总量由我国普通本科高校中级以上师资人数确定，不预先设定期刊数量。各学科源期刊论文数量与该学科中级以上师资人数成正比例关系，不受学科期刊百分比的限制，使不同学科的科研人员投稿命中机会均等。学科按中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研究生学科门类和一级学科目录分类，不使用中图分类法的学科分类，也不使用ISI的学科分类。
2014年完成了《世界科学引文数据库》（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 World 简称：SCDW）目录，理论基础同SCD。SCDW填补国内空白，全面取代了我以前使用的《科学引文索引》、《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艺术与人文学科索引》（SCI、SSCI、A&HCI）。2015年以后的大学评价，其国际论文及引用，全部使用SCDW。
在2015年又完成了《台湾科学引文数据库》（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 Taiwan 简称：SCDT）目录，理论基础同SCD。SCDT填补国内外空白（台湾有类似数据库，但是都没有作者单位，无法评价大学和学术机构）。SCDT主要用于我国台港澳的大学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