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朴宰雨 (崔强译)
去年10月23日，作为国宾访问中国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向中国总理温家宝赠送了一本一位中国作家作品的德文版，第二天又把这位作家邀请到自己的下榻处进行了谈话。是什么样的作家及其作品受到如此特别的待遇呢?
后来得知，该作品是40岁出头的作家李洱写出的长篇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内容是围绕着中国某一乡村选举村长这一小小的权力问题而描写人们内心的变化。本人不免对此“礼品”怀有疑惑的好奇之心。
该小说于2007年4月在德国翻译出版，据悉，已经翻印多版，普及到一万多册。许多德国人一直根据从前的传教士写的书来理解中国的农村，但通过该小说使他们了解到中国农村已经深深地步入世界化进程。在为此事实感到惊讶的同时，为了了解中国农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而看此书的人较多。默克尔似乎也是那种热心的读者之一。可是，将此小说的德译本赠送给中国的领导人时，也有可能含有“你们是否熟知这种农村现实”的某种有意的暗示。
笔者于2007年11月参加在韩国全州举行的亚非文学节之后，偶然地在首尔见到过李洱。笔者的主业虽然是中国文学研究，但由于中国的作家人数众多，在中国国内的知名度与在国外的名声差距较大的情况也不少，常常会有见到以为不知名的作家之后回头查阅资料才重新发现该作家的价值与意义的时候。
李洱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外貌有些特殊，好像是一个苦恼于矛盾的观念之中的知识分子。后来读了中国的一位评论家对其外貌描写的一段评语之后，顿感共识。“双眉紧蹙，然而又在笑。不像是苦笑，略有一点嘲讽，却很真诚，肌肉很紧张的样子。”但第一次见面未经深谈就分手了。之后，在准备出版其问题之作《花腔》(2002年)韩文版的过程中，有机会得以接触该作品。通过直接与李洱往来电子邮件以及了解他的作品和思想，使我感到这位主张“先锋运动虽然过时，但是要坚持先锋精神”的40岁刚出头的年轻书生绝非一般的作家。就像《花腔》那样，他彻底抛弃中国现当代传统中的革命浪漫主义写作方式，在描写现代革命知识分子命运时，引进交织虚虚实实的新的独创技法，通过刻苦铭心的反复推敲充分发挥出精湛的写作能力，这种作家实在令人佩服。相比之下怀疑自己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读书量不够。这样的场合真不知如何形容才好，是见面之后的新发现?偶遇之后的深遇?后(post)邂逅?正因为如此，21世纪初由中国著名知识分子11人组织的从40岁以下和40岁以上的作家中各选出一名颁奖的“21世纪鼎钧文学奖”的第一届奖，被该作品与莫言的《檀香刑》一起获得。得奖时李洱只有37岁。
笔者上次介绍过德国顾彬(Wolfgang Kubin)教授曾把中国当代文学一味贬低为廉价的“二锅头”，说“中国只有像北岛、顾城这些好诗人，没有像样的小说家和散文家”。我认为这只是针对那些不提出根本问题，不能以精通的外语通过外国文学洞察自己，不具备突破言论自由之制约的勇气和战略，迎合于商业主义或煽情主义以及业余性的中国文坛的某些现象进行的粗暴轰击，实际上并没有客观地正确评价像李洱这样的以认真刻苦的努力写小说的脱俗不凡的智略性专业作家的一些作品。从某种角度来看，外国汉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论文字，受到自国历史文化语境以及其读书量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外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对于如何看待当今既复杂变化又快的中国社会，尤其对于如何看待农村与城市、农民与知识分子的问题感到很困惑。李洱基于对集中地表现传统社会连续性和市场经济中变化的农村与城市、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独特的认识，所持有的看待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眼光和见解，具有相当的平衡感和洞察力，并令人感到坚实感。而且，基于相当理论水平对文学以别具一格的睿智闪耀出来的语言构思，毫不逊色。在今天的中国作家中，不容易见到的“智略型作家”的评价格外显眼。所以，我觉得今后在中国的文坛里，我们必须要关注李洱。
在至今为止发表的李洱的作品中，大体上可分为知识分子小说和农民小说。
在农民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2004年)中，围绕着某一乡村选举村长的故事，通过揭露暗地里村民之间发生的纠葛和背叛等，真实地描写出表面看来很朴素的中国农村生活另一面的“计算复杂而暗斗”的面目。同时，该小说虽然以因市场经济的深化而受到忽视的农村社会负担加重和痛苦为背景，但却以自我讽刺的反讽手法将其转换为快乐，以此具体地描写出知道如何从痛苦中摆脱出来的农民阶层的日常生活。李洱一方面描写了某些农村甚至还在使用汉唐代农具等比较原始的面貌，但另一方面还同时描述了使用播种机和收割机的设备，观看好莱坞电影，用手机相互谈论中美关系和阿拉伯问题等，把前现代和现代、后现代混合在一起的农村描写为“中国的缩影”。这与五四时期鲁迅的批判性现实主义乡土小说有所不同，与以土地革命时期农民的意识和语言写作的赵树理的农民小说也有所不同，与近几年阎连科或刘震云等找寻像艾滋病村那种问题严重的农村集中地突出阴暗面的新现实主义农村小说也有所不同。虽然有些人指出李洱农村题材小说的生活气息不够，不如知识分子小说那么深入、地道，但是这篇农村题材小说吸引了德国等欧洲的读者，好像成为了“了解现在中国农村之窗”。
然而，小说家李洱的与众不同之处是，像《花腔》那样，通过对现代中国历史之中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和生存方式的描述中体现出来的眼光和洞察力，并利用既复杂又精湛的叙事手法将其表现得很贴切。
《花腔》的基本故事情节是寻找在与日军交战中以为牺牲了的革命知识分子葛任行踪的过程，针对葛任的生死之谜，以多声部叙述方式描写了葛任短暂人生有过的日本留学、滞留苏联等经历与政治追求、爱情，以及事件发生之后他的行踪。围绕着该事件有三位当事者进行口述，具体人物是医生白圣韬、囚犯赵耀庆、法学者范继槐。该作品根据这三人的口述而分为三个部分。每个当事者都口述将近三十年的岁月时光，各个部分的每个小节都由含有口述者自身故事的正文和一些有关人物的故事以及注释文所组成。而且还有小说自述者“我”的叙述。奇妙的是根本不存在能令人完全相信的叙述。以此引导读者结合这些叙述蹒跚地走向历史的真实。
葛任与汉语的“个人”谐音，这个名字可以解释为作家对个人的独立与尊严发出的理性号召。李洱早就说过：“《花腔》里的葛任确实是我心目中的知识分子。葛任所遇到的精神上的困境和现实上的处境，至今也未发生根本的变化。”
我们重新听听李洱说的其创作背景和创作过程的故事：“今天中国的状况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在历史上选择或者被迫选择的结果。我特别关心鲁迅、陈独秀、瞿秋自在当初的选择，读了大量的书。但很难说读这些书仅仅是为了写一部小说。首先是我对这段历史很感兴趣，有疼痛感。我甚至想，这种疼痛感是双向的：我们对那段历史有疼痛感，他们如果能想象到今天的生活，当时也会有疼痛感。我忍不住要设身处地去想象当初他们的选择，以及可能有的另外选择。我一闭眼就能看到他们。这样的生活大概持续了有七八年之久，但具体到这部小说，真正坐下来写我用了三年。前后写了100万字，经反复修改。”
如此诞生的该作品，在思考和探索现代革命知识分子的命运方面，展现出与从前作品的格式有所不同的深层认识水平，在艺术成就方面也受到难得的“80年代先锋文学正果”的评价。
李洱1966年出生在河南省济源市，1987年毕业于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93年在上海的《收获》杂志上发表中篇小说《导师死了》，从此正式步入创作活动。现在是河南省文学院的专业作家，担任《莽原》杂志的副主编。其代表作，长篇小说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花腔》(2001年在杂志上发表，2002年出版单行本)和《石榴树上结樱桃》(2004年)，中篇小说有《导师死了》《现场》《午后的主诗学》《破镜而出》《遗忘》等，短篇小说有《饶舌的哑巴》《夜游图书馆》《悬铃木枝条上的爱情》等。出版的作品集有《饶舌的哑巴》(2000年)、《破镜而出》(2001年)、《遗忘》(2002年)、《夜游图书馆》(2002年)、《悬铃木枝条上的爱情》(2004年)等多种版本，被翻译成德语、意大利语、法语、英语等多国语言，韩国也在今年三月份出版《花腔》(文学与知性社)。我很期待能再次见到李洱，作一番“后邂逅”后的“更上一层楼”的交流。
责任编校 王小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