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学民，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与策略体系研究》首席专家，主持完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治信仰研究》、《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治传播的主体意识研究》等多项国家及省部级研究项目；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20多篇。曾赴美国波士顿大学、美国西敏寺神学院、香港城市大学、台湾世新大学等访学、参加课题研究和学术演讲。目前有《政治传播活动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论》等10部“当代中国政治传播研究”丛书正在编著。
编者按：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是我国第一个专门研究政治传播的教学、科研机构。荆学民教授领衔的政治传播研究团队，先后成功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专项项目、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基地项目等，2011年成功申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关于政治传播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研究团队近年来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政治传播的“组团”学术论文，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现在，研究所已经逐步成为高端的学术交流平台，不断地聚集国内外学术骨干及其研究成果，致力于为党和国家在政治传播方面提供有指导意义的战略理论和有效的策略建议。本期前沿访谈栏目组有幸约访到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荆学民。让我们一起感悟他精彩的研究经历，领略他的学识素养及传道解惑之路！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者”）：荆所长您好，欢迎您做客我刊前沿访谈栏目！请您简单介绍一下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的基本情况及您担任所长以来所里明显的变化？
荆所长：首先感谢《今传媒》对我的信任！
中国传媒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作为支撑“政治传播”研究的基础学科，即政治学与传播学，均是中国传媒大学的主体和优势学科。2008年，我调入中国传媒大学工作，基于我对政治传播研究在目前以及未来中国的重要性之学术自觉，我向学校提出成立了政治传播研究所。这是全国第一个、也是至今唯一以“政治传播”命名的研究机构。研究所成员多数是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业教学与研究人员，具有共同的学术理想和研究目标。为支撑政治传播的研究，基于高等学校的优势，研究所以政治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和传播学二级学科博士点为学科依托，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下设置“政治传播”的硕士招生方向；在传播学二级学科下设置“政治传播”博士招生方向。实现了政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交融对接。博士研究生2008年当年就开始招生，今年已经有毕业生，就业很受欢迎。
我担任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同时担任第一届政治传播方向的博士生导师，除了正常的学科建设和教书育人之外，致力于研究所的基本建设，尤其是凝聚学术方向，聚焦政治传播研究。建所四年多，步步为营，稳步前进。最突出的成绩是，2011年我们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以独特的优势一举中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第一个关于政治传播的重大项目，也是我们中国传媒大学获批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
记者：我们知道，您是南大哲学系毕业的，当年因为什么原因使您对政治传播学产生浓厚兴趣呢？这些年又在哲学、美学、政治学、传播学方面有卓越建树。现在还经常出国参加课题研究和讲座，能谈谈您在各国演讲的大致情况及演讲对各个国家在学术建设方面有何影响？
荆所长：你这个问题提得太好了，也可以说提到了我的“痛处”。我是国家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即77级学生，1982年毕业，当大学老师一直是从事哲学的教学与研究。期间，穿插着研究过美学。在哲学研究领域，从1986年在《哲学动态》发表第一篇关于“信仰”的学术论文起止2008年的20多年时间里，我一直专注于研究一个“东西”，这就是“信仰”！这里我给你“晒”一下2011年我刚出版的《现代信仰学引论》一书后记里的几句话：“学术生涯二十年，‘信仰’使我‘魂牵梦绕’，我的研究兴趣和领域一直围绕在‘信仰’这个主题上。可以说，毕生研究信仰已然成为我的‘信仰’。信仰这条奔腾不息永远流向未来的精神之河仍在吸引着我。”瞧瞧，多有感情啊。可以这么说，2008年之前，学术界对我的“认知”与“检索”，是与“信仰”这个“关键词”联系在一起的。我现在主持着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每年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前沿》两门讲座课程，很受学生们的欢迎。课程邀请的都是各个学科的一流专家学者，他们每每直接地、间接地讲到与“信仰”有关的学术话题，我在点评时就充满着难以名状的冲动与激情。
从2008年我进入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之后，我逐步“转型”，开始全力研究政治传播。在我看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创造了中国特有的政治文明，越来越强有力地影响着人类政治文明的进程和世界各国的政治实践。中国特有的政治文明已经构成了人类政治文明中引世人注目的壮丽景观。这种背景之下，研究、总结、提升、构建和传播中国特有的政治文明，建构与中国的实力和政治文明发展相匹配的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具有重大意义。由此而展开的政治传播研究，在未来中国的学术理论研究领域将大展宏图、前途无量。而我自己此前的学术、知识积累以及对中国现实社会问题强烈关注的学者品质和使命感，都可以为我接下来的政治传播研究奠定重要的基础。比如，哲学高度和深度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表达方式用之于政治传播研究的优势，是仅止于用传播学的视角和理论来研究政治传播所难以达到的。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有意义的。2009年，我们在《现代传播》发表的第一篇关于政治传播研究的论文《视界融合：政治传播研究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辨析》，迅即就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之后，几乎每篇都被《新华文摘》至少“论点摘编”。以我的判断，国家将高度重视对政治传播的研究，因此，从2009年便密切关注国家重大招标课题，果不其然，在2011年第二批招标中就出现了“政治传播”的招标课题。我们可以说是有备而去，因此申报成功也在情理之中。
全球化背景下，任何理论学术命题都不可能只是“中国的”，所谓中国特色，也正是相对于全球而言。因此，无论对于信仰的研究，还是政治传播的研究，都必须进行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我两次到美国的访学，以及参加一些国际学术研讨会，所发表的观点和演讲也都不超乎信仰和政治传播这样的话题。就信仰而言，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中国人现在的宗教啊等信仰问题，那我就讲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这方面的情况，并讲出我自己的看法，应该说，对于他们正确看待中国社会这方面的情况、克服他们固有的一些偏见是很有作用的。
关于政治传播就更是如此，我们在这方便是极度被“边缘化”的，核心的政治话语，比如民主、自由、人权等，都被他们定义，我们的国家形象也被他们“塑造”。在这种情况下。“制造舆论”的学者们之间的交流乃至碰撞，对于改变彼此偏见、客观真实言说事实具有重要的意义。政治传播研究就是要研究我们怎样来发“政治之声”（像我们现在一些报刊的政论、社论的水平实在不敢恭维），我出去访学、参与国际课题研究、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想做的就是这方面的工作。万里长征第一步，还远远谈不到演讲什么观点就能对人家国家的学术建设产生什么影响。
记者：《社会转型与信仰重建》这本专著，从人类信仰的角度来研究社会转型期出现的林林总总的问题。该书独辟蹊径，提出了社会转型期研究的新思路,聚焦出社会转型期研究的新视角。人类信仰问题的研究者历来不少，您的这本专著却别具特点，能简单阐述一下它的特色吗？
荆所长：没想到，你还会关注这本书。这是1998年的博士论文，1999年出版的，也十几年了。的确，我想任何一个具有博士学位的学者，他的博士论文应该是他研究成果中的巅峰之作。反正我是这样。这本书积淀了我对信仰研究的最高成果。至于说到这本书的特色，我们应该回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那个时候，中国社会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最关键的时刻，社会转型期的诸多重大问题一一浮现出来，其中，“信仰”这个统摄人们精神世界的问题成为重中之重。我一开始是想构建一个研究信仰的庞大理论体系，但是被我的导师陈晏清先生制止，他让我先从解决当下中国社会转型中所遇到的信仰这个重大现实问题开始。因此，我就以《社会转型与信仰重建》为题，以“问题”为中心，理论地地展示了我对这样一个重大社会问题的看法。论文完成后，我把它的核心观点整理成一篇学术论文，发表在当年的《光明日报》理论版上。
说到这本书的“特色”，当年发表在《哲学研究》的书评是这样总结的：“该书立论的角度在于，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信仰危机是现代社会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为此，作者把西方社会的信仰危机作为特定的文化参照坐标来论及和阐释中国社会转型期信仰的危机和重建。而这一立论的现实则是把经济从特定的政治统合中分离出来，使它真正成为社会的‘基础’，把文化从特定的政治统合中分离出来，使它真正地为人类生活构筑理想和提供意义。正如书中所言‘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理论自觉，要求我们对这两个方面做出符合实际的考察，以尽可能地为转型社会的人们提供一种科学的观念导引。’于是社会结构形式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在本书中就成为信仰研究及其重建的切入点。对信仰在社会结构形式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中的适度张力的探讨与研究，是该书精华之笔。作者全面剖析目前中国社会的‘信仰危机’，深入细致地研究了目前信仰危机的基本性质、历史过程、多重意涵和现实表现。全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逻辑递进，张弛有序，遣词措意准确精当，表明了作者敢于直面现实的理论勇气和时代责任感。” 现在看，虽然这些评价有些过，但是也算个总结吧。这本书一埃出版就脱销了，我在网上看到不少人还在求购，还有学者打来电话索求。我想，适当的时候把它修订再版。
记者：您在做好研究所管理工作的同时，先后出版过多部学术著作，发表过很多学术论文，同时还主持国家重大招标项目。近几年，您的教研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和突破，请您介绍一下有代表性的一些著作和项目，这些对您当前从事的学术研究有哪些影响？您是如何安排好研究所的管理及科研时间的呢？
荆所长：首先声明，我不是那种所谓多产的学者,尤其是近几年发表的文章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慎重了。我从不为了发文章而写文章。我现在并没有什么外在的“科研指标“的压力。我认为，只有当学术能够从研究兴趣出发自然而然的时候，其研究才可能是好的。现在的学术要做到“好”并不容易！我的行政事务也没有那么多，这个方面我秉持的原则和理念是“不要没事找事”。现在多数的行政工作就是没事找事做。
说到最近的研究成果，没有什么太值得炫耀的，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基金项目后，就全力投入到了这个项目的研究上。这里结合中国政治传播的实际情况说说这方面的研究。你们是搞传媒的，虽然不是所谓的主流媒体，但是，政治传播对于现在的主流媒体来说仍然是富有“禁区”味道的。总体来说，现在的中国仍把政治传播视为“就是政治宣传”，而我们政治宣传的那一套国内国外的受众并不怎样认同。所以，我们关于政治传播的研究，其中的一个目标就是“引领中国的政治宣传向政治传播转型”。不要认为这很容易，尚须付出很大的努力。
关于我对政治传播的研究，这里介绍两篇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一篇是我与施惠玲教授合作的，文章的题目是《视界融合：政治传播研究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辨析》，原发在中国传媒大学学报《现代传播》上，后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这篇文章是我们对政治传播从学理上的清理，试图解决政治传播研究所面临的学科视野、研究范式、基本命题等重要的基础性的理论问题，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团队研究政治传播的指导性思想。第二篇文章是即将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我与我的博士生苏颖合作的《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学术路径与现实维度》一文，这篇文章是一篇全景式地检讨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传播研究现状的述评式的文章。文章从战略研究、过程研究、内容研究、主体研究、国际视角五个横向重点领域，从政治宣传、政治传播、政治传播新拓展三个纵向阶段。立体型地展示了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基本框架，呈现了中国政治环境变迁与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演进的历史进程。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第一次发表这个题材的文章。文章经过三轮外审、多部门内审才最终通过。说到这篇文章，当时编辑的意思是想让我写一篇正面论述政治传播的文章，但是，我觉得，在展开正面研究之前，先清理学术阵地以便能站在学术前沿更为重要，所以就首先提交了这篇文章。我很希望大家注意这篇文章。
记者：您觉得政治传播和当前新闻传播有哪些关联点呢？这些年来，我国在政治传播发展的过程中，取得哪些成就？还有哪些需要我们加强和改进呢？
荆所长：这是一个非常专业和非常学术的问题。政治传播与新闻传播都是“传播”，要深刻理解二者的关系，就必然推及到对传播的本质的理解。正好我最近在撰写《政治传播活动论》这本书，这本书贯穿了我的“政治统摄传播”的思想。我想，只要认真扎实地研究一下人类传播的历史就不难得出“政治统摄传播”这个结论。这样来看，新闻传播与政治传播自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般来说，新闻传播是对“事实”的一种报道，但所谓的“事实”有三种形态：客观的事实即真实发生的事件；主观的事实即人们认识到的事件，构建的事实即媒体报道中的事件。麦克奈尔在其《政治传播学引论》中以大量的事实为依据，尖锐地指出：“媒体当然不会以一种中立的不偏不倚的方式简单地报道政治领域中发生的一切。”这就是说，在新闻报道中你是很难看到“客观的事实”的。简单地说，政治传播与新闻传播的关联点可以总结为：第一，新闻传播中的“新闻”很难躲开“政治性”，尤其是“重大新闻”；第二，选择“新闻”者的立场、价值观具有政治性；第三，对“新闻”的报道与分析本身就可能是一种政治分析；第四，新闻报道背后的价值导向也必然是政治性的；第五，对社会产生真正深度影响的新闻报道往往是政治性。可以笼统地说，新闻就是政治，政治充满着新闻，新闻传播或者隐性地或者显性地就是一种政治传播。所以，搞新闻传播必须懂得政治传播。我发表有这方面的文章，大家可以读读。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我国的政治传播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简单地总结就是，从整体上改变着过去那种纯粹的“政治宣传”的姿态，用我的话说，就是五大趋势：传播主体社会化、传播内容公共化、传播渠道大众化、传播话语知识化、传播受众互动化等。但是，“骨子里”即思想观念深处的真正改变还尚待时日，操持政治传播之源者的政治素质、知识储备、文明境界还亟待提高。比如，《人民日报》的社论不是谁想写就能写的，但是，现在的“写者”的政治素质、知识储备、文明境界是否就是最高水平者？还值得研究。最近一些社论反响很大，从政治传播的角度值得好好研究分析，这里就不展开了。
记者：您对如今的传媒文化这个概念是如何理解的？您认为在目前的市场经济中，纸媒要在传媒界立于不败之地，还需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呢？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要求，要大力培育文化项目工程，优化文化产业结构。现阶段，在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大环境下，作为传播机构如何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实现自己的跨越发展呢？
荆所长：中央关于文化大发展的《决定》出来之后，在一些场合我与学者们讨论过这样的问题。中国的经济、政治大发展之后，用“文化”作为“引擎”是必然的，这一点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的高度而理性的自觉。但是，如何理解、如何操持“文化”却有着很大的分歧。社会精神观念的、个人生活意义支撑的那种文化在此我们先不讨论。“传媒文化”不属于这个层面的。文化本身要确立、要发展、要传播，传媒在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围绕着“传媒”应该秉持何种理念、原则，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应该如何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等等就构成了诸多形态的“传媒文化”。现在的传媒文化百花齐放，如火如荼，是传媒展现风采的最好时候。咱们《今传媒》也是这百花丛中鲜艳的一朵！
纸质传媒是传播技术或者传播载体的一个阶段和一种形式。正像麦克卢汉所认为的，传播技术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对人类传播进而对人类社会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就此而言，纸质传媒处于“正在过去时”，在新媒体的冲击下，将面临“生死保卫战”。但是，这都不能成为对纸质传媒失去信心的理由。你们可以在纸质的同时“电子化”、“新媒体化”，但是一定不要与此同时弱化或者降低纸质版的质量，若弱化或降低质量则是一条不归路。现在读者们已经意识到：我们这个时代的“阅读”在倒着走：即微博——博客——读书；人们已经开始回归读书——博客——微博的正确之路。比如，上海团市委正在搞一个“青年人文读书”的大型文化工程，社会反响极大，他们正在向全国的“导师”征询推荐给年轻人阅读的图书杂志（让我推荐，我还没来得及）。要想“纸质”不败，不是丢弃或者改变“纸质”，而是更加办好“纸质”。我对咱们《今传媒》很有信心，加油！
目前是发展文化的最好的时候，更是传媒发展的最宝贵的机遇！国家现在还无法顾及传媒的“内涵式发展”，国家的战略是：首先做大，走出中国，走向世界！传媒机构一定要看准这一点！不犹豫、不彷徨！要找准能够“大”的机遇和空间。说的庸俗但更是在一些，该“吃”的吃进来，该“卖”的卖出去，该股份的股份，该收购的收购。基本战略是：先大后强！这里不要担心，只有大起来才能强起来。从大到强有充分的时间与空间。但是，从小到大，却只有目前的机遇是最好的。我希望《今传媒》走这条路线。
记者：在我国学术大跨步发展的今天，您认为一本学术刊物如何将传播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去体现它的学术价值？您对我们刊物的发展有什么建议和期望？
荆所长：我从不认为追求学术的刊物没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相反，最后办不下去的那些刊物，恰恰是丢掉了其学术的品质、品味与追求。一定要看到，刊物的学术灵魂与刊物的传播能力是正向比例关系。就像中国社科院的《经济研究》，发行量十几万，远远大于时尚刊物，传播力与影响力不强吗？但是，有谁能否定它的学术性？当然，思想学术的深刻与形态和形式的活泼美观是不矛盾的。读者阅读最终是要走进刊物的灵魂的，没有学术灵魂、外表再美丽的刊物最终是经不起市场与读者的考验的，都会被遗弃。
关于对咱们《今传媒》的建议，已经在以上几个问题的回答中或直接或间接地说出来了。现在全国专门研究传播传媒的理论刊物并不多，说实话，有影响力的更不多。而杂七杂八的什么都不像的所谓传媒刊物却很多。我希望《今传媒》的办理理念高尚、明晰，市场定位准确，注重内在品质与整体力量，不要太“碎片化”。中国传媒大学本身就是一个高端的传播平台，很希望作为传播平台的《今传媒》是我们必讲的成功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