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娃传》是一篇优秀的唐传奇，元杂剧《李亚仙花酒曲江池》、明传奇《绣褥记》在此基础上改编而成，在人物形象、情节变化等方面的比较中，可以窥见唐—元—明社会价值观的时代变迁。
关键词：《李娃传》；《曲江池》；《绣褥记》；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唐代文学家白行简的《李娃传》是一篇优秀的唐传奇，据此改编的戏曲名目甚多，宋元戏文有《李亚仙》（存残曲），元杂剧有高文秀的《郑元和风雪打瓦罐》（已佚）、石君宝的《李亚仙花酒曲江池》，明杂剧有朱有 的《李亚仙花酒曲江池》，明传奇有《绣褥记》（作者不定，有无名氏、徐霖、郑若庸、薛近兖诸说）。下面仅就《李娃传》、《李亚仙花酒曲江池》（石君宝）、《绣褥记》的人物形象、情节变化等方面加以比较，唐—元—明社会价值观的时代变迁从中可窥一斑。
一 形象对比
三部作品着力塑造了李娃（李亚仙）、生（郑元和）的生动形象，各自形象的具体表现对比如下：
1 李娃（李亚仙）的形象
此形象总的特点是善良，敢于追求个人幸福，但在具体作品中的表现又有所不同。
《李娃传》中只称李娃，并未称名，是“长安之倡女”“颇赡”，是一普通妓女。李娃既是一个追求金钱的成熟老练的烟花女子，又是敢于追求爱情幸福的善良女子。一方面，作为妓女的她为了钱与老鸨合谋欺骗了资财仆马尽无的生，施计中的“相视而笑”“笑而不答，以他语对”则显示她作为风尘女子的成熟和老练。另一方面，作为少女的她又渴望爱情，第一次见生“回眸凝睇，情甚向慕”，在不易产生爱情的人物身上产生了爱情，在不宜产生爱情的地方产生了爱情。当听说生又来时，她“大悦”，“整装易服而出”；当生没钱，老鸨怠慢他时，她“情弥笃”，这都表明她是爱生的。虽一时冲动赶走了生，但事后她肯定后悔和思念生，故当生在大雪中乞讨时，她能马上听出其声音，“连步而出”，“抱其颈，以绣褥拥而归于西厢”，并毅然自赎其身，与生税院而居。她这么做与其说是良知的复苏，不如说是出于对生的真挚感情。当生将赴任时，她清楚意识到二人身份、地位的差别使他们很难结合，更不想有损生的声名，耽误其前程，就提出归养老姥的要求，其善良的本性又一次显露。
《曲江池》中李娃成了李亚仙，地位提高为“教坊乐籍”“上厅行首”，她是善良忠贞、勇敢追求爱情幸福的女性形象。她一见郑元和就夸道“好个俊人物也”，并让赵牛筋请他过来同席，显示了她的主动大胆。她告诫郑元和要提防老鸨，还说“咱既然结姻缘，又何须置酒张筵”，表明她纯洁地爱着郑元和，并不像其他妓女贪恋钱财、爱慕虚荣。当老鸨赶出郑元和后，她痛骂老鸨的狠毒残忍，心系郑元和的孤苦困境，从而“茶不茶，饭不饭”，更不肯觅钱。老鸨让她目睹郑元和的落魄相以绝其志时，她针锋相对地坚决维护郑，维护两人的爱情；当与老鸨发生激烈的冲突时，她坚决离开风尘，这都突出了她对郑的一往情深，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当郑不认其父时，善良的她又以死相威胁，使父子和好如初。《曲江池》中的李亚仙，我们基本看不到她身为妓女的影子，感到的只是一颗善良、忠贞、勇敢追求并坚决维护自己爱情的心灵。
《绣褥记》中的李亚仙成了长安名妓，其形象更是别有一番风采。她一出场就已“厌习风尘”，有弃贱从良之志，故当遇到倾慕的郑元和后，便不顾一切与之相恋，“试马调琴”更是二人相亲相偕的明证。当郑因无钱被李大妈用“金蝉脱壳”之计掇赚后，她一方面斥责李大妈狠毒，表现了她的反抗精神；一方面又忠于爱情，立志守贞，决心结束风尘生涯。雪天重逢，她以亲绣的罗褥给郑元和御寒，又坚决地自赎其身，与郑赁院而居，可见其纯情忠贞。当得知郑元和因她有“一双俊俏含情眼”而不能专注读书时，她又毅然“剔目劝学”，激励他成就功名。
2 生（郑元和）的形象
此形象共同的一点是忠于爱情，始终不渝。在具体作品中，其性格有所变化发展。
《李娃传》中，生是个聪明、单纯、涉世未深的贵族公子，以至于屡受娼家欺骗，最后流落凶肆。父亲鞭打他时，他无怨言，更无反抗；后来邮亭遇父并与之和好如初，这都显示了他的顺从、屈服。但另一方面，他又深爱着李娃，不惜资财荡尽；他还忠于爱情，及第后不忘旧爱，坚持与李娃在一起。
《曲江池》中，郑元和除忠于爱情外，其性格也由原来的柔顺变得有主见，他不告而娶就是无视父亲的存在。遇父拒不相认，反称父亲“要便宜”，认为父亲当初太残忍，父子之间已恩断义绝。虽然这种反抗是有限的，但与《李娃传》中的生相比，毕竟进步多了。
《绣褥记》中，郑元和的性格是流动的、多色素的。他最初单纯、不谙世事，在乐道德的引诱下迈出了堕落的第一步，直至钱尽卖仆典衣。被赶出之后，流落凶肆，又被父亲鞭笞，后靠乞讨过活。但生活的磨难使他变得成熟、坚强。他忠于爱情，及第后毅然辞婚，不负李亚仙的深情；他还懦弱，挨打时的讨饶、辩解，重逢时的马上认父，都表明他对父亲不敢有丝毫怨言。当崔尚书说他“娶而不告”时，他马上说“目下请我父母到来，试看萱花椿树之类”的话，又说明他还是个谨守封建伦理道德的孝子。这些都明显符合明代封建伦理的道德教育。
二 情节解读
三部作品对某些相同情节的具体描写也有所不同，从而产生了各自独特的审美蕴涵。
先就“坠鞭”这一情节看。《李娃传》云：“乃诈坠鞭于地，候其从者，敕取之。”一个“诈”字，写出生的坠鞭是有意的。生忽见绝代之美人，徘徊不能去，一时想不到什么借口来接近她，就很机智灵活地运用了手中之物，随手把鞭子扔在地上，同时命令从者捡起，以有更多的时间眷顾李娃。一个“敕”字，说明生坠鞭在于引起李娃的注意，可见生是颇聪明颇有心计的。《曲江池》中郑元和更是巧妙地三掉鞭。在他眼里，李亚仙“娇娇媚媚，可可喜喜，添之太长，减之太短，不施脂粉天然态，纵有丹青画不成”。“好女子”让郑元和看得如醉如痴，手中的鞭子也不知不觉掉在地上。而当他自语“真个是风风流流，可可喜喜”，以至于张千递他的鞭子又落在地，他却仍心不在焉，以“我知道”应答张千的不满，其实，他知道什么？他或许根本没听清张千的话，或许根本不知掉鞭这回事。当再次赞叹“好女子，好女子”时，鞭子再次滑落，这是多么可爱、多么痴迷的郑元和！长年禁在书房中的他，忽见仙姝，怎能不屡次失态而掉鞭呢？《绣褥记》则通过郑元和、来兴、李亚仙、银筝的不同语言、态度，反复渲染这一细节。郑故意“坠鞭，坠鞭”，大叫来兴拾鞭，无非是为引起佳人注意，而来兴一眼看穿主人，打诨道：“请接丝鞭入洞房”，说出了主人的心里话。同为奴仆的银筝则心直口快，更揭示出郑的故意坠鞭、偷睨斜视而有顾盼之意。对于银筝的一语道破，李亚仙则嗔怪她不要胡说，其实，她何尝无顾盼之意？她不也是在一见到郑元和就说他是个“俊俏郎君”吗？表现出已有从良之心的她见到心仪之人时的娇羞。总之，《李娃传》中“诈”“敕”二字，写出了生的有意和机智；而《曲江池》中三坠其鞭，则点出这一动作的无意和郑的痴迷；《绣褥记》则从不同角度铺写了这一细节。
再看生（郑元和）被赶出情节。《李娃传》中李娃是与老鸨、其姨一块设计逐出生的，这可从李娃的两次笑中看出：一是当李娃姨问李娃怎么长时间失去联系（“何久疏绝”）时，李娃是与姨“相视而笑”；一是当生问她“此姨之私第耶”，她又“笑而不答，以他语对”，显然李娃知情，是设计赶出生的合谋者与参与者。尽管她对生有一定感情，但毕竟身为风尘女子，钱对她有更重要的意义，她不可能与资财仆马荡然无存的生长久下去，这符合她作为烟花女子爱钱的一面。《曲江池》中则只一句“被老鸨赶将出来”轻轻带过，至于怎么赶出，我们不得而知，这可能与元杂剧一楔四折的简短体制有关。不过，从以后李亚仙对爱情的忠贞看，她应该没有参与驱逐郑。至于老鸨是直接下逐客令还是设计赶出的，则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绣褥记》中，李亚仙同郑元和一样，都是无辜受害者、可怜的被愚弄者。从第十七出到第二十出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李亚仙根本不知李大妈与贾二妈使计，相反，她还满怀希望地与郑去求子，找贾二妈做媒，待发现中计后，就怒斥李大妈不顾仁义廉耻，担心郑将“哭穷途消壮怀，减容光谁 ”，并决心以后闭门谢客。从这里可以看出，李亚仙并不知赚郑的内幕，她同样是一个受骗者，这就有利于刻画她对郑真挚的感情，从而表现她虽是一风尘女子，却渴望与意中人相亲相爱，当这一美好愿望破灭时，为维护爱情又奋起抗争的思想。
三 社会价值观的时代变迁
三部作品都是写才子佳人历尽磨难、苦尽甘来终成秦晋的故事，中间又都有小人（如老鸨）的阻挠破坏，最后又都以生（郑元和）及第受官、不负旧恩、夫妻相偕及父子相认并和好如初为结尾。通过其中人物形象、情节变化等方面的简略比较，可看出社会价值观的时代变迁。
1 等级门第观念
三部作品都体现了封建的门第等级观念，且一步步强化。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在唐代余风犹存，仍以先世门第相尚，旧族虽渐衰落，但像崔、卢、李、郑、王等世家仍有一定影响。《李娃传》中“时望甚崇，家徒甚殷”的荥阳公没有具体的姓与名，其子只称为“生”“某郎”，但荥阳是当时望族集中之地。《曲江池》中的荥阳公则有了具体的姓与名，“姓郑名公弼”，曾中进士，官授洛阳府尹。郑姓不仅是荥阳的一个望族，还是当时五大姓（崔、卢、李、郑、王）之一，这就抬高了荥阳公及其子的家族地位。及至《绣褥记》，封建的等级门第观念又有加强。荥阳公不仅姓郑名儋，且是桓公后裔，成了历史上实有的人物（郑儋本是唐代的一个节度使）。由荥阳公到姓郑，由郑公弼到历史实有人物郑儋，以及由“生”到“郑元和”，都是作者有意提高荥阳公及其子的门第。虽然作品又以一个下层妓女与高门望族中的贵公子结合来讽刺这种门第等级观念，但最后李娃（李亚仙）受封为夫人的结局则又进一步鼓吹了这种等级门第观念。
2 平民意识
儒家学说处于封建社会思想领域的正统地位，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金科玉律。唐代科举制度的完备，不但使一般读书人渴望走这条道路，就是名门望族也企盼自家子弟能通过科举顺利步入仕途以光耀门庭。进士及第者加授官职，多数选择与豪门贵族结姻，以扩大家族的影响。像《李娃传》中所写的郑姓子弟同娼女结合，并得到长辈承认和皇帝赏封，这在现实中是很难实现的事。传奇小说中这种理想化的艺术构思，有可能来自民间说话《一枝花话》所带有的平民意识。
金元时期，蒙古入主中原，大大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思想和文化，封建礼教的束缚一度削弱；加上科举长期废除，大批读书人沦落到“八娼九儒十丐”的境地，人们开始宣泄对传统礼教的不满，抒发反抗压迫的情绪。在《曲江池》中，郑元和不认父亲，这在其他时代是难以想象的，但在金元时期，却被认为是一种可接受甚或正常现象。作品“肯定并讴歌书生与妓女之间相濡以沫的爱情，赋予青楼女子以倔强自主的人格和高洁纯正的品质，进而将带有谋求人格独立、倡导男女互敬互爱等鲜明指向性的民主意识引入社会生活领域，呼吁重构通情达理的婚姻道德观，使《曲江池》波澜迭起的戏剧冲突闪烁出耀眼的思想火花”。另外，《曲江池》中俚俗的语言格调也反映出明显的平民化倾向。
明代生产关系领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文学艺术创作中也有了要求个性解放的呼声。《绣褥记》中郑元和推却权门显贵的婚配要求，不顾世俗偏见，坚持娶李亚仙，显然违反封建社会的婚姻制度和礼法规范，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本阶级的叛逆。郑、李的真挚爱情，具有了现代爱的性质，虽对封建礼教反抗不甚彻底，但仍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体现了先进积极的平民意识。
参考文献：
[1] （宋）李：《太平广记》，中华书局，2003年版。
[2] （明）臧懋循：《元曲选》，中华书局，1958年版。
[3] （明）毛晋：《六十种曲》，中华书局，1958年版。
[4] 张大新：《石君宝杂剧对爱情婚姻题材的拓展与深化》，《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作者简介：刘红艳，女，1978—，山东郓城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文学、高等教育管理，工作单位：青岛理工大学艺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