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阿英创作于抗战时期的五部历史剧，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与现代意识，情绪激昂、真挚而炽烈，人物形象真实而光彩照人，艺术手法独特而多变，戏剧效果奇佳。它们不仅是阿英戏剧创作成熟及其艺术才华的标志，而且是现代戏剧史上的杰作。它们与当时其它的许多著名剧作一起，构成了现代戏剧史上历史剧创作的第一次高潮。
关键词： 时代精神； 现代意识； 艺术特色； 人物形象； 戏剧效果
中图分类号： I212/2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1）01-0151-02
作为一个有着多方面建树的现代著名作家和学者，阿英的作品被各种版本的现代文学史以及各类学术著作论及最多的，是他创作于抗战时期的五部历史剧——《碧血花》、《杨娥传》、《海国英雄》、《洪宣娇》、《李闯王》。这自然是因为这些作品在当时颇富盛名，，产生了轰动效应，也是因为它们于今仍具有无穷的价值和魅力。因此，分析、评论它们，尽可能全面而准确地概括、总结和提炼阿英历史剧创作的长处和不足，是十分必要和有意义的。前人在这方面早已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努力，但“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本文试图从创作动因、作品风格、人物形象、艺术特色几个方面着手，来试着接近对阿英历史剧创作的正确理解与评价。
一
“七七事变”一声炮响，神圣而艰巨的全面抗战宣告开始。在国共合作携手抗战的初期，全国各阶层人民万众一心，共赴国难，显示出在民族危亡关头下中华民族的空前大团结。然而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国民党政府开始消极抗战，并且将主要精力用来积极反共，同室操戈，排除异己。于是民族利益受到出卖，抗日救亡运动遭到镇压，中华民族真正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极其领导下的抗日军民，在腹背受敌的险恶环境中坚持抗战，代表了民族的希望。而国统区那些在国民党高压政策下蛰伏的人们，沦陷区那些在侵略者铁蹄下呻吟的人民，以及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在暗无天日的日子里苦闷忧伤，苦苦挣扎，极大地需要优秀的文艺作品来鼓舞其斗志，昂扬其信念，坚定其信仰。于是这个光荣的任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文化人文学家的身上。那么在当时的险恶环境中，怎样才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最大地发挥文艺的打击敌人、批判汉奸、教育人民、鼓舞士气的作用呢？许多作家纷纷选择了最贴近群众、对人民的宣传鼓动性最强的一种文学体裁——戏剧，通过剧作家创作剧本，导演、演员及其他人员的通力合作，从而以最直观的形式向包括老孺和文盲在内的广大观众灌输爱国思想，施加影响，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就当时全国形势来看，在剧本写作上着力最多、贡献最大、成果最丰的，是蛰居于“孤岛”（上海的外国租界）的一群共产党员作家和爱国作家。他们在风雨如晦的年代，在满街狼犬的地方，为了最大限度的表达忧国忧民、愤怒挞伐等主题，不得不采用曲笔，借古喻今，以古讽今，纷纷创作民族危亡史剧，使时人得出了“历史剧的发展，于今为盛”[1]的结论，从而形成了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第一次历史剧的创作高峰。
所谓民族危亡史剧，虽然取材于中国历史上南宋、晚明等民族代兴、江山易主的民族存亡之秋，但它们描写的冲突多不在民族危亡本身，而更侧重于民族危机背景下不同人生选择的道德观照，着力表彰那些爱国爱民、矢志不移的民族先烈，贬斥那些苟且附逆的汉奸贰臣，以不容回避的道德考验与意味深长的人格对照，来激发人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意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以避之”的家国观念，强化人民公而忘私、坚贞自守的道德情操。很显然，这类富于道德人格感化意味的历史剧最切合抗日救亡的需要，也常令颟顸的反动派不明就里，有苦难言，而大行其道，如火如荼，所以作品层出不穷，观众反响强烈。
作为一个1926年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阿英在伟大的时代风云中走过了曲折的革命历程。抗战时期，他以笔为枪，继续以一个战士的姿态，运用话剧形式，唤起民众爱国热情，鼓舞军民抗战斗志，坚定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由此也进一步推动了戏剧运动的蓬勃发展。他长期节衣缩食，皓首穷经，收集了大量晚明晚清文学史料。他出于现实斗争的需要而对照晚明晚清与当时社会，得出惊人发现：吏治腐败，国力衰微，外族入侵，生灵涂炭，似乎同出一辙。他要从历史中引出教训，得到借鉴。更为重要的是，他要以历史上爱国志士为国捐躯的英雄壮举，来唤起人民强烈的爱国热情，弘扬博大的爱国精神。所以他创作了南明史剧三部曲——《碧血花》、《杨娥传》、《海国英雄》。“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爆发后，他又创作了《洪宣娇》，借剧中人之口愤怒谴责了大敌当前自己人打自己人的倒行逆施。1944年，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首先给予充分的肯定与赞扬。党中央通报全国各根据地与各军区，普遍学习这篇文章，作为将来我军进入大城市、解放全中国的思想准备.阿英热烈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以郭文为基础，用他广博的历史知识与丰富的历史资料，于苏北新四军三师驻地创作了五幕剧《李闯王》。这些历史剧以其大气磅礴的豪情，精湛圆熟的技巧，笔酣墨饱地塑造了形态各异的民族英雄人物形象，讴歌了他们为之献身的光辉业绩，令人荡气回肠。它们真正奠定了阿英的戏剧家地位，标志了其戏剧创作的成熟并充分显示了其杰出的艺术才华。它们在当时的成功上演，出现了千人潮涌万人空巷的盛况——这样的戏剧效果正是对阿英辛勤创作的最佳褒奖。
二
“孤岛”时期，阿英最关心的是如何鼓励艰苦抗战的人民，尤其是五百万上海市民在风雨如晦的黑暗年代里谨守“心防”，秉烛待旦的问题。所以他精心选择南明史实，着力以戏剧形式为南明的英雄儿女树碑立传，大力弘扬先烈们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与坚强不屈的道德风范。（所谓南明是指明朝的蕃王在明朝中央政府灭亡之后于1644-1662年在南方地区建立的临时政权，包括弘光政权、隆武政权、永历政权、监国的鲁王政权以及隆武义子郑成功的闽台抗清政权。）
如前所述，阿英的历史剧在史料的搜集、辨析、考订方面也做得极好，体现了一个负责任的作家的严肃的创作态度。他的剧作都是前有本事，后有主要人物或历史事件的考证和人物传略等，博考文献，言必有据。例如《杨娥传》共四幕，竟有注释53条之多，参考书目有《明史》、《南明野史》、《四王合传》、《残明大统历》、《吴三桂传》、《永历经年》等41种。《李闯王》五幕114条注释，涉及《明纪》、《明季北略》、《历代通鉴辑览》等历史著作。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博览群书，精益求精，而是敷衍了事，粗制滥造，剧本将会多么黯然失色，演出效果将会多么大打折扣。
而且，在史识、史德等方面，阿英也做得无懈可击。他本身是以治晚明晚清史闻名的专家，但他仍然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向名家柳亚子等讨教，同他们商榷，以至写出了《杨娥传》等歌颂普通百姓爱国救国的名剧。
更为重要的是，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使其获得一种能抓住左右历史运动的根本因素与运行机制，来深入透视历史矛盾的历史方法论与把握历史发展大势的宏大历史意识。在处理历史与现实、历史与戏剧的关系上，阿英立足于观众，反思历史，尤其善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认识那段历史，然后根据戏剧艺术的法则、规律，将那段历史描写而成历史剧。他的历史剧基本上做到了尊重历史，言必有据，而不是像郭沫若那样，只取一点素材，“失事求似”[2]，“我要借古人的骸骨，力行吹浇些生命进去”[3]。阿英说：“历史剧作者必须要熟悉他所要演述的那一阶段历史，与主题有关的各方面历史。这样，他所描写的人物和事件才会被笼罩在现实的历史环境与氛围之中，不至脱离历史的现实。也只有这样，历史剧作者，才能适当的、正确的分析所要描写的人物与事件，不至使那些任务与事件，与历史的环境脱离、吊空，变成现代人、现在事。当然，也应该把握那时代的语言和其他。”[4]
于是，我们看到，抗战救亡的严峻形势与迫切要求，极大地激发了阿英的民族意识并唤醒了他抚今追昔的历史想象，遂使历史剧成为他表达民族抵抗意志与感时忧怀情怀的恰当方式。他在剧中传达出他在抗战救国的当下所迫切感受到的“现实政治问题”：如何吸取民族历史的经验教训与民族英雄的典范意义来应对当前的民族危机？如何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妥善处理好本民族的内部冲突，从而避免民族悲剧历史的重演？同时他也敏感到战争与革命的历史大变动对个人命运及其人性人格的深刻影响，并常将自己的体会、思考形诸笔墨。正因为这一切，使得其历史剧既有感时忧国的现实政治寓意，有夹杂着深刻的人性与人文关怀。所以说，阿英的历史剧既具有时代共性，又有自己独特的个性。
三
戏剧最为直接的表现力，是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从而以他们来形象具体地传达出作者的鲜明爱憎和创作意图。阿英历史剧中的人物很少脸谱化、概念化，而是血肉丰满的“圆形人物”。这里有身份低贱却人格高尚的妓女葛嫩娘，有忠君爱国的下层妇女杨娥，有先自傲后悔悟的农民起义领袖李闯王等等。试看他对李自成的描写：
（第二幕中）李闯王：（想）主——神器——（转快）那么你是说，我李自成今天就该做皇帝，君临天下了！[5]
这段得意之情溢于言表的话很真切地反映了李自成浓厚的帝王思想。但他毕竟是农民起义领袖，因而十分不满皇帝穷奢极欲的私生活。
牛金星：王爷登极以后，也得这样呀！将来还要派人到天下各地去选妃子呢。
李闯王：（笑）这可不成。我以前就很奇怪，为什么宫里要太监，原来是宫里女人太多。（坚决地）我李闯王做皇帝，就不要这些家伙。
宋献策：那这些太监怎么办呢？
李闯王：放他们回去，种田，生产，不许再干这种买卖。[5]
当李自成发现士兵进入北京后趁火打劫时，极为震怒。
李闯王：（盛怒地）你在趁火打劫！你知道我们军纪，马跑到人家田里的，都要拿去砍头。（大声）你胆敢这样——
李闯王：（大声）拖出去砍头，为抢劫者戒！[5]
这些细节不仅符合史书上对李自成的性格特征的记载，而且多侧面地表现了这位“马上天子”的形象，使之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再看《碧血花》里对葛嫩娘形象的塑造。这个秦淮名妓与李香君一样，誉满南京，但她“较香君更具积极性”[6]。因为在侵略者兵临城下之时，李香君只是希望她所相恋的名士侯朝宗能够洁身自好，不要叛国做汉奸而已。而葛嫩娘却是激励并跟随她的恋人孙克咸，杀上前线去冲锋陷阵，卫国保家。葛嫩娘、孙克咸；李十娘、余澹心与陈微波、蔡如蘅这三对男女的互文参照恰恰表达了社会大转折时人们不同的道路选择：抗争、隐逸与附逆。
还有《海国英雄》中郑成功形象的塑造也很成功，他的内心高洁而又悲怆的情绪刻画地相当传神。这位顶天立地的英雄人物也有着平常人的丰富情感。他虽然在艰苦的征战中锻炼得非常坚强，并为了抗清大业与业已降清的父亲郑芝龙断绝了父子关系，但在得到父亲被鞑子杀戮的噩耗的一瞬间，家仇掀起了他感情的波涛，也像普通人那样痛哭失声。
即便是次要人物的描写，阿英也于淡淡的笔墨中，细心地刻画了人物心灵的巨大冲击波。《杨娥传》中的连儿，《碧血花》中的陈微波，虽身陷不洁然良心未泯。连儿冒险给杨娥送信虽遭猜忌、讽刺，仍能以大局为重，去而复返，挺身相护。这不仅是她念往日旧情所致，更是为英雄人物的崇高品质所折服。陈微波虽不能理解葛嫩娘的行为，并为她不肯低首而失声痛哭，却也尽力襄助陷入虎口的葛嫩娘。她们的反衬使英雄人物的形象更加熠熠生辉。
总之，阿英扛起如椽大笔，塑造出以女性为主的抗敌救国英雄形象，讴歌了团结御侮的英雄儿女，激励人们继续烈士未竟的事业。
四
读阿英的历史剧，总是令人血脉贲张，须发皆竖。因为他的炽烈的民族情感借助历史剧的写作找到了喷火口，剧本的现实针对性也就必然十分醒目。所以强烈的时代精神与浓郁的现代意识所结合而形成的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是阿英历史剧的一大特色。我们看到《碧血花》、《杨娥传》、《海国英雄》等南明史剧三部曲气势磅礴，大义凛然，寓意抗战，以气节相励，曲尽同仇敌忾的民族豪情。《洪宣娇》一剧更是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发动“皖南事变”的国民党反动派，宣传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抗日大计。《李闯王》的寓意更是明白：“我们应该吸取历史的血的教训，把这些宝贵的教训当作暮鼓晨钟来加以警惕。”[7]
其次，他的历史剧充满了以一贯之的反抗精神。阿英曾这样评价郭沫若的创作：“沫若的创作的精神，给予青年影响最深的就是他的一以贯之的反抗精神的表演。”[8]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评价阿英的历史剧。他的历史剧给人印象最深的也正是这种反抗精神：不甘沦亡，誓雪国耻，不甘压迫，争取自由。这种强烈的反抗意识，正是当时时代精神的突出体现。所以洪深说：“一部话剧，愈是有价值，必愈是充满作者所处的时代精神。”[9]阿英认为：“《女神》可以代表时代”[8]，那么同样，他的历史剧也可以代表中国那个刀光血火的抗战时代。
阿英历史剧的第三个特色是他善于借剧中人之口表达他强烈的爱国热情，也即剧中人的语言表达了包括阿英在内的广大人民赤诚的爱国主义感情。我们听到《碧血花》中葛嫩娘被捕后坚定地表示：“中国是不会向欺负我们的强盗屈膝的。”[5]这历史的声音透露出的是时代的气息。《杨娥传》里杨娥别有深意地说：“死生此刻变人禽！做人做兽，现在正是一个最好的考验的时候。”[5]话虽不多，却掷地有声，尤其是说在国难当头的岁月，更见分量。杨娥临终时大呼：“前面的死了，后面的跟上去呀！”[5]这样的话激励着现实中正“在荆棘里前行，在泥泞中苦战”[10]的人们。《海国英雄》里郑成功说：“我们大家同心协力用最大的力量更努力的来恢复我们汉族的河山”，这正是现实中人们的愿望与要求。《洪宣娇》中，洪秀全临死前的议论和感慨振聋发聩：“在大敌当前的时候，自己的内部要是不互相团结互相谅解，顾到共同的利益，在共同的愿望底下竭其赤诚地向前，前途——实在是可怕的很！”[11]这迸着血泪的字字句句，正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强烈抗议和愤怒声讨！
最后，阿英历史剧的字里行间流动着真挚而炽热的激情，且以此来沟通剧中人与观众之间的心灵。他的文字洗练，善以极精细俭省的笔墨生动细腻地刻画出一幅幅真实感人的艺术画面。这些也许得益于阿英深厚的文学素养吧。
当然，阿英的历史剧也有不足之处，“主要是一些剧情尚未达到高潮便戛然而止，给人意犹未尽，仓促收场之感。此外，细节跳跃较大，戏剧铺垫尚嫌不够。人物性格刻画也不够细腻，泼墨写意居多，工笔细描不足。特别是反面人物，有的写得或油滑或凶残，失之平面。”[18]但瑕不掩瑜，阿英历史剧的巨大成就是毋庸置疑的。
结语
在那血腥与泪水共存，炮火与烟尘齐飞的抗战时代，阿英以一介书生的身份，保持战士的姿态，以笔为枪，以戏剧为武器，向敌人愤怒出击。“书生报国何须剑”，他与其他千千万万的中国文人一道，为神圣的抗战贡献了全部的力量，他的历史剧也必将在中国戏剧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注释：
[1] 刘念渠．战时中国的演剧[J]．戏剧时代，1944，第一卷第三期．
[2] 郭沫若．历史·史剧·现实[A]．郭沫若．沸羹集[M].上海：大孚出版公司，1947．
[3] 郭沫若．我怎样写五幕剧《屈原》[A]．郭沫若．沫若文集（3）[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4] 阿英．关于《李闯王》的写作[J]．文艺春秋．
[5] 阿英剧作选[Z]．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
[6] 阿英．《碧血花》公演前记[A]．阿英．阿英全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347．
[7] 阿英．《李闯王》本事[A]．阿英剧作选[Z]．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5．
[8] 阿英．现代中国文学作家·郭沫若及其创作[M]．上海：泰东书局，1930．
[9] 洪深．戏剧与时代[A]．洪深．洪深文集（4）[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10]夏衍．忆阿英同志[A]．阿英剧作选[Z]．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3．
[11]同[5]．吴家荣．阿英传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