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邓宁的区位优势理论基础上，本文选择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容量、劳动力工资水平、基础设施、集聚效应、自然资源、制度因素、对外开放程度和产业结构等要素，利用我国1994-2007年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制造业FDI和服务业FDI进行比较，分析外商直接投资的动机。结果发现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容量、集聚效应、自然资源是制造业FDI流入的主要动机；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容量、制度因素和开放程度是服务业FDI流入的主要动机。
关键词：FDI；制造业；服务业；动机
中图分类号：F752.7 文献标识码：A
An Analysis of the Motivations Based on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flows
SUNHe，DONG Yu
(College of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unning′s location advantages theory, this paper selected economic development, market capacity, labor force salary levels, infrastructure, agglomeration effects, natural resources, institution, openness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 used the panel data from 1994 to 2007 on FDI inflows in China′s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 to analyze and compare the motive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market capacity, agglomeration effect and natural resources are the main motives of FDI inflows in manufactur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market capacity, institutional factors and the degree of openness are the main motives of China′s FDI inflow in service sector.
Key words:FDI; manufacturing;services;motivation
一、相关文献回顾
传统的FDI理论主要研究FDI的动因和决定因素。这些研究主要是从跨国公司母国（即投资国）的角度出发，探讨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和决定因素。Hymer（1960;1969）和Kindelberge（1969）率先提出FDI的垄断优势理论，以产业组织学为基础，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是企业拥有特定的垄断优势，包括来自于产品市场或要素市场的不完全、凭借较高的金融信用等级在资本市场上的筹资能力，管理技能的优势，以及规模经济方面的优势等。Buekley et al.（1976）提出内部化理论，认为市场不完全和交易成本促使企业进行内部化，以内部市场来取代外部市场。Dunning（1977）对前人的研究进行了发展，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他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必须满足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三方面优势。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Verm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Kojima（1987）的边际产业论则是以贸易理论为基础。Vermon认为产品在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会相应地从生产率高的国家向生产率低的国家扩张，从而形成企业对外投资的动因。边际产业论以投资国和东道国的比较成本为基础，认为产业会从生产率高的国家向生产率低的国家进行转移。这些早期的研究成果着重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且研究对象主要是发达国家，研究的角度主要从投资国出发。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FDI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有了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FDI流入到了发展中国家，其中中国是吸引外商投资最多的国家。这使得对FDI的研究不断深化，视角逐渐多元化。特别是对影响FDI的行业和区位分布的因素，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韦伯（1909）从企业最小生产成本出发，认为费用最小的区位是最好的区位。Krugman(1991)从区域经济和规模经济的角度，解释了工业经济活动的集中性，聚集效应的关键是规模经济，特别是外部规模经济。Dunning(1995)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不仅要考虑传统的要素及其成本，又要考虑聚集经济和交易成本、动态外在经济性。
伴随理论研究的发展，国内外对FDI动机和区位因素进行了数据上的实证检验。Woodward和Rolfe（1993）对影响出口导向制造业分配的主要因素进行的实证分析指出，在对投资区位因素上，人均GDP、汇率贬值、免税期限、自由贸易区的规模、政治稳定因素、制造业的集聚度和土地面积等因素具有正面影响，而工资、利润汇回管制、通货膨胀率、运输费用、工会组织等具有负面影响。许罗丹和谭卫红（2003）借助邓宁的区位优势理论构建局部调整模型，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国内市场容量、基础设施建设、工资水平、优惠政策对我国吸引FDI有正向作用，并从FDI来源地不同的角度就华资和美资直接投资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华资倾向于出口导向型，而美资更倾向于市场导向型。Barrell(1999)发现，同特定产业相关的集聚效应对美国在欧洲的直接投资产生显著的影响。国内也对中国FDI的集聚效应的原因作了很多研究。孙俊（2002）在中国FDI区位因素分析中，认为优惠政策、开放水平、市场化程度对吸引FDI有正的影响。吴丰（2002）从结构化的集聚效应分析框架分析了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因素，讨论了聚集效应和FDI的关系。吴先华（2006）等从FDI的流入地区分布特点，对长三角三省市的FDI做了实证研究，认为市场容量、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建设、进出口总值、产业结构、制度等因素与长三角地区的FDI集聚有密切的联系，并以此判断了长三角地区的FDI类型。
以往传统的定量研究方法通常将不同时间段、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面板数据放在一起进行回归分析，都隐含着一个同质性的假设，而这种假定往往同现实存在差距，上述的一些研究已开始把不同时间段、不同地区、不同的FDI来源地等差异放入到分析的框架中。本文在发现FDI在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上的集聚分布特点基础上，考虑到不同的行业对外资的吸引能力和优势的差异性，通过实证方法进行两个行业的比较，结合两个行业的特点分析并判断FDI在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集聚的动机，为我国在两个行业吸引外资过程中需注意的问题提出差别化建议。
二、我国FDI流入的产业分布情况
从FDI流入的行业结构来看，我国FDI主要分布在工业和服务业中，而工业中制造业吸收的FDI比重最大。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一些世界大型跨国公司的进入，开始较大规模的项目投资，主要投资于重化工、大型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在制造业FDI继续上升的同时，服务业中的FDI数量也越来越多。
从图中可以看出，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FDI流入的绝对值在不断增加，而FDI的产业分布呈不平衡性发展，2000年以后，制造业中的FDI占总FDI流入的70%以上，服务业则维持在20%-30%，并在2007年有大幅度的提高，超过了40%。国研网数据显示，2001-2007年，我国累计引进的FDI在第一、二、三产业中的比例为1.5:70:28。在第二产业中，制造业累计吸引FDI占第二产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93.89%，2008、2009年制造业为主的工业仍然是吸引FDI的主体。虽然从时间上看FDI在两个行业中都有上升、下降的起伏，但总的趋势与总FDI流入一致，都成上升形势。
目前制造业和服务业占据我国吸引FDI主要地位的现实说明制造业和服务业在我国利用外资和拉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这使得针对这两个行业的FDI流入情况的研究显得更有价值和必要。
本文就将探讨FDI在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动机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来自哪些因素，这些因素又是如何导致流入我国的FDI产业分布特征的，并结合金融危机分析这种特征的变化，试图针对如何改善和适应后危机时期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提出建议。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数据说明
本文在以往实证性文献的基础上，并结合Dunning的区位优势理论和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行业特点，设定以FDI为因变量，并选择了9个可能影响FDI流入的动机因素作为自变量，数据说明如下：
1.FDI：外商直接投资。取各年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使用金额作为对FDI 的衡量，并按照各年的汇率折算成人民币。之所以选择实际利用金额，是因为其能更好的反映我国实际或最终利用外资的情况。
2.rGDP：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增长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增加，而人均国民收入的高低更能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因此选取人均GDP来作为经济发展情况的指标。
3.GDP/FDI：市场容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要考虑当地的市场容量，在以往的文献中一般用GDP总量来反映东道国的市场容量，但本文将采用外商直接投资平均的国民总值来衡量，因为这更能体现当地吸引FDI的容纳度。
4.GZ：工资水平。外商在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中往往要考虑到投资的成本问题，因此必定要关注投资东道国的工资水平。一般认为外商投资企业中职员的工资以当地的职工工资水平为标准［12］。所以本文选取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来衡量。由于无法直接获取服务业的整体平均工资水平，因此这里将服务业中各细分行业的就业人数和平均工资的乘积总和再除以整个服务业的就业人数来作为服务业整体工资水平。
5.JC：基础设施。同样考虑到成本问题，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越完善，外商进入该国投资的交易成本会降低，越能吸引外商的投资。基础设施可以包括交通、运输、通信等方面。这里，本文选用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生产总值衡量。
6.FDI(-1)：前一期外商直接投资。聚集效应在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中不容忽视，Caves(1971)针对对外投资的不确定性和高成本，指出企业往往采取一种“跟进策略”，即通常考虑其他外国投资企业的选择，在已吸收外资较多的国家进行投资，这样可以降低新进入投资者的信息成本和风险程度。因此，分别选取两行业前一期FDI的流入量来表明这种集聚效应对吸引外资的作用。
7.CY：产业结构。加入产业结构的变量，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一个国家中的第二和第三产业越发达，对外商投资来说，能提供更好的包括成熟的生产设备、生产环境，以及较好的资本、金融服务等方面的便利，对外资更有吸引力。第二仍然是考虑到集聚效应，它不仅体现在总的规模经济效益上，还体现在行业规模经济效益方面。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是第二和第三产业中的主要行业，因此这种产业结构也反映了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本身的发展水平对外资进入这些行业的影响。本文选用第二和第三产业的生产总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来度量。
8.ZD：制度。由于我国经济体制的特殊性，在各行业的引资政策上有所差异，因此政策因素不容忽视。吴先华（2006）等提出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制度变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度变迁的重要特征就是国有制比重持续下降，而非国有制比重持续上升［12］。因此文章选用非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来表示制度的变迁。
9.MY：对外贸易量。一国的贸易量是衡量该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一个很好的指标，一国开放程度越高，与国外的联系就越多，外资对当地的情况越了解，更能吸引外资对当地的投资。另一方面，从贸易与FDI的关系看，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发达国家在产品创新初期以贸易方式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当积累一定贸易量后，随着技术的国际转移，产品的生产会逐渐采取FDI的方式，因此贸易的积累也能反映FDI增长的趋势。这里用进出口总额作为这个指标。
10.RS：自然资源。一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是外商直接投资中一个重要的选择因素。我国的自然资源丰富，很多外商进入中国是出于利用我国自然资源的目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外商的出口导向动机。本文用农、林、牧、渔业的生产总值作为度量指标。
考虑到FDI在1992年之后才开始大量涌入，又因为1994年之前中国汇率的不稳定性。因此在时间跨度上选取1994-2007年这段时间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对各行业细分行业的划分，其中服务业分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由于很多数据的统计中没有服务业单独的数据，因此有关服务业的数据由各细分行业的相关加总而得。制造业则取其各年统计年鉴上的相应数据。以上全部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服务贸易指南网和《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8年）。
（二）模型说明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的方法，建立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由于时间序列数据容易产生多重共线性的问题，所以有必要对以上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
从相关性检验表中可以发现，这些变量之间存在很强的关联性，这将导致模型具有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本文对上述变量取自然对数以消除多重共线性情况和降低变量的非平稳阶数。在对时间序列数据做回归时，还需要进行单位根检验以检验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本文采用扩展的迪基-富勒（ADF）检验方法，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单位根检验得知，各时间序列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分别在1%，5%，10%的显著水平上一阶单整，即都是平稳的。为避免直接对因变量回归出现伪回归问题，需要进一步对这些时间序列做协整检验，以考察这些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本文采用E-G两步法做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四、实证结果与理论分析
利用软件Eviews6.0对方程（1）进行回归估计，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从计量回归的结果来看，首先由制造业和服务业与全国总的FDI相比，制造业的各变量系数更接近于总体FDI的系数，即两者有相同的区位因素特征。这也再次表明了我国FDI流入中以制造业为主的特点。其次，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比较中发现两者在很多变量上呈现出不同的特性，两者存在一定的差异。说明外商在两个行业的投资中可能存在不同的动机。以下对各变量的经济含义做简要的分析：
1．经济发展水平（rGDP）：从回归系数中可知，人均GDP每上升1个百分点，FDI就将增加大约0.7个百分点，而且整体FDI和两个行业的FDI系数大致相同，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对各行业的FDI流入的影响因素没有很大的差别，我国经济水平的发展对FDI的流入效应具有普遍的正向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环境不断改善，GDP年均增长率大大高于同期世界GDP增长速度，人均GDP也有显著上升，使得人们收入增加、消费结构和消费能力都得到提升。外商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最大的回报，中国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自然成为吸引外资的主要因素之一。
2．市场容量（GDP/FDI）：对于市场导向型的FDI来说对市场容量的因素会比较敏感。从这个系数来看，制造业、服务业和整体水平基本一致，说明流入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FDI非常看重我国投资的市场容量大小。东道国的市场容量越大，外商直接投资的预期收益就越高。由于我国GDP 总量很大，制造业的FDI要比服务业多，因此服务业的市场容量相比制造业要大，但是在我国FDI流入总量中仍然以制造业占主要份额，这可能与各行业的开放程度有关。比如相比较而言，我国在一些服务业的外资政策上还未完全开放，存在一定的限制，这就导致了虽然服务业的投资潜力很强，但是实际数量却不高的现象。
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发达国家的FDI流入量大幅缩小，而作为转型经济体的中国在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却继续成为主要的吸引FDI的国家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快速、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广阔的消费市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后危机时期，中国不断增大的市场容量必将继续成为吸引世界FDI的主要因素。
3．工资水平（GZ）：工资水平是所有变量中唯一呈现负相关的一个因素，与预期的符号相符，但是对FDI的影响作用较小。首先说明我国在吸引外资上仍然具有劳动力成本的优势。目前对华直接投资前十位国家和地区中，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等亚洲资本占主要地位，甚至超过美国等资本，而这些华资又主要投向于我国的一般加工类制造业，多以出口为导向，因此整体上看，流入我国制造业的FDI仍然体现出劳动力成本优势的特点。对服务业的投资虽然越来越转向技术、知识型服务业，但由于我国服务业开放时间比较晚，加上在一些服务业上仍然对外资存在一定的限制，尤其是一些技术、知识和资本密集型的行业。而零售等传统行业则因为进入门槛低、限制少，成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部门，这些传统服务业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自然比较关心劳动力成本。其次需要注意的是，随着近年来国内经济的发展，很多地方比如浙江、广东等地都出现了民工荒的现象，工人的工资在不断上涨。蔡昉（2008）提出中国已经到了刘易斯转折点，国内的劳动力市场将不再是“无限供给”的状态，中国将跳出“二元经济”。如果这样，那么外商直接投资的成本将提高，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会较大程度的减弱。
4．基础设施（JC）：一个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帮助外商直接投资降低其经营成本，提高利润。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庞大的基础设施（如高速铁路）投资计划，使得我国在基础设施上面的投入大大加强，为外商直接投资创造了一个越来越好的投资环境，促进了外商对华的直接投资。但总体上这种促进作用并不十分明显，对制造业FDI的影响系数是0.17112，略高于服务业的0.107132，分别位于两行业动机因素的第五位。说明无论在制造业还是服务业中，总体上看我国在基础设施上的改善并不能显著地起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从以往研究FDI地区差异的文献中得知，外商对外直接投资并非不关心当地基础设施。韩燕（2008）在《FDI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性研究》一书中提到，通常我国东西部地区FDI流入存在很大的差距，除了两地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的原因之外，基础设施建设的较大差距也是造成这种吸引能力的原因之一，不管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都需要一个完善的基础设施的支持。因此，基础设施的影响效应不强的原因，一方面可能由于各地区之间基础设施建设的差异影响了整个行业的总体系数。但不管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东部沿海地区都是FDI流入的主要区位，占据了两行业FDI流入量的绝大部分；西部FDI比重较小，对整体影响不会很大。因此，文中所得的系数仍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另一方面说明，虽然我国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但对改善国内总体基础设施环境的成效并不明显。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得外商在对华投资决策时更加谨慎，巨额的资本投入和巨大的投资风险使得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外商更需要便利的基础设施。
5．集聚效应（FDIt-1）：制造业的集聚效应系数为0.60418，而服务业却为-0.202，两个行业在集聚效应上存在很大的差别。结果显示制造业外商投资更多的采取了“跟进策略”，这可能因为制造业与服务业相比需要投入的资金更多、项目更大，从而导致了外资在制造业中的投资风险和不确定性更大，所以更多的企业选择了这种“跟进策略”来降低风险。服务业中集聚效应为负说明先进入的服务业FDI对后进入的FDI产生了阻碍作用，其原因可能是中国目前的服务业还相对较落后，再加上我国现代服务业管理体制导致服务业市场化改革滞后，FDI进入的壁垒高，使得市场容纳能力比较差，行业内的竞争非常激烈，从而形成了先进入者对后进入者的挤出效应，所以集聚效应并不构成外商在我国服务业直接投资的动机。制造业在经济危机中遭受了重创，而服务业却显示了蓬勃的生命力，这充分体现了其“高附加值、低污染”的优势，因此我国服务业中的这种挤出效应的存在将不利于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
6．自然资源（RS）：在自然资源因素中，制造业的系数也高于服务业，为0.414282，在这些因素中位于第四位，这说明FDI在制造业的投资仍然存在资源导向型的特点。而服务业的这一系数只为0.02831，两行业之间的这一差别是与行业特性有关。制造业中的很多行业，如纺织业、农副产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纺织服装制造业等行业都是自然资源密集型的行业，因此在制造业的FDI动机中体现出其自然资源导向性的特征。而相比较而言服务业中的行业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行业更倾向于资本密集型的，再加上服务业提供的是服务这种商品，其与工业中的实物商品有很大的不同，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比较小。
随着我国一些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以及受金融危机影响，外商为了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空间，正在向高新技术制造产业转移，增加研发、营销的投入等，因此外商对我国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动机也正在逐渐从自然资源转向其他因素。
7．制度因素（ZD）：在制度上，服务业的系数高于制造业，说明在我国服务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中受到的制度因素的影响更大。由于许多服务业涉及到国家的一些基础性敏感行业，因此多年来该行业在我国的国有化程度一直较高，市场化进程相对比较缓慢，例如电信、金融、邮政、水力等行业，一直是国有企业占有较大比重。而制造业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市场竞争程度比较大。所以相对于制造业而言，服务业受到制度因素的影响会更大。
8．开放程度（MY）：用进出口总额表示的国家开放程度，对FDI流入具有正向作用，说明自从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往来越来越多，通过贸易使得外国越来越了解中国。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外资纷纷进军中国市场。两行业相比，服务业的系数较大，为0.26445，且排名也高于制造业。这说明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对服务业FDI的促进作用相对制造业而言更大。由于服务贸易的特点，各国对其的保护无法采取货物贸易中惯用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方式，通常采取在市场准入方面予以限制。我国的服务业开放比较晚，1997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修订，开始加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的程度；入世以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协定书》，我国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服务业的市场准入；2002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一步放宽了对服务业中很多行业外资的股比限制。而在制造业中，无论是对于原材料、机器设备等的贸易，还是市场准入方面，我国一直是采取比较优惠的鼓励政策，“市场换技术”的做法就是很好的说明。所以服务业对于开放程度相对于制造业而言更加敏感。
9．产业结构（CY）：产业结构的系数为正，说明我国产业结构的不断改善，为FDI流入提供了生产配套设施和金融、服务、商业等环境。同时由于在分行业的回归中同样是使用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总值来衡量的，所以还说明两个行业之间存在一种关联性，这种关联性体现在服务业需要得到来自制造业的支撑,制造业也需要服务业为其提供优质的中间服务。但是产业结构对FDI的拉动作用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各因素中的排名都很低，分别位于第七、第八位，以第二、第三产业总值衡量的产业结构在吸引FDI上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而服务业的这项系数显得更小，只为0.01782，远远低于制造业的0.12693。说明我国产业的关联性较低，没有起到相互支撑的作用。而且在产业内部尤其是服务业，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上下游支撑的垂直结构。
金融危机给我国的产业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是我国产业向高新技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移的好机会；同时更优化的产业结构能吸引更多的、更高质量的FDI，完善的上下游产业关联性能促进这种转移和作用的发挥。
总结以上的分析，对两行业中FDI的动机进行排序，结果如表6所示。可以看出FDI在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动机存在很大的差异。如果从两行业的前四位动机来看，FDI在制造业的直接投资主要看中的是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集聚效应、市场容量和自然资源。FDI在我国服务业的投资决定因素主要在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容量、不断开放的市场以及制度因素。
五、 政策建议
1．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市场容量在FDI投资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动机中都占据了主要位置，并且巨大的规模和高成长性并存的中国市场在金融危机之后仍将作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因此，我们要继续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势头，进一步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和实现消费升级，以吸引更多的FDI。
2．针对服务业FDI中存在的挤出效应，应认识到虽然近年来我国一直在鼓励FDI进入现代服务业，但阻碍服务业吸引外资的因素在短期内仍难以改变。对此，应加快对服务业的开放，加速外资向第三产业流动，尤其是向高端技术或新兴行业和急需资金的行业流动，如交通、电信以及教育、卫生等事业。逐步推进服务业的市场化改革，促进服务业中正向集聚效应的形成。
3．针对FDI在制造业的投资仍然存在资源导向性特点，并考虑到目前在我国制造业吸引FDI中劳动力密集型投资多于技术密集型投资的现实。首先，应该鼓励外资流入技术密集型的行业，拉动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减少发达国家转嫁资源、劳动力成本和环境污染的直接投资项目。同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产业升级。其次，还要注意资源节约和环保，对环境会形成负面影响的行业应提高外资进入的门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外资进入这些行业。
4．国家对服务业中的外商投资采取的长期谨慎态度不利于我国服务业吸引FDI和利用外商投资促进国内服务业的发展和产业升级。制度因素对服务业吸引FDI的较大影响促使我们应该加大对服务业的开放，鼓励国内服务业积极利用外资。但在制定开放政策时，也应注意对不用行业情况进行区别对待，对那些已具一定竞争力或急需资金、技术引进的服务行业应向外资开发；对那些具有战略性地位但仍然缺乏竞争力的行业应逐步放开市场，避免外资在这些行业中形成垄断，甚至危及我国的产业安全。
5．在继续加大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开放程度的同时，还应注意贸易摩擦的问题。经济危机导致许多国家尤其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较大的影响了我国的制造业贸易以及部分服务贸易，对继续扩大我国两大行业的开放程度形成了外部约束。
6．工资水平、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对制造业和服务业吸引FDI的作用和影响大致相同。我国在工资水平上的成本优势在不断弱化，工资的上涨一方面是经济发展和人们福利水平提高的象征。但同时工资的上涨会阻碍外商直接投资。我们应该在适当控制国内通货膨胀的同时，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培养高素质、专业化人才来吸引外商投资。对于基础设施，应加大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提高我国整体基础设施水平，并且在投资建设中要具体注意基础设施的合理性和实用性。此外，要重点发展制造业上下游产业和相关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保险、咨询类服务业，为高端制造业和其他技术密集型现代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提供完善的配套设施和便利的融资等服务，发挥前后向产业关联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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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春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