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超越/超越论（Transzendenz/transzendental）问题是贯穿《存在与时间》全书的核心问题。通过对康德哲学中“transzendental”概念的梳理以及对海德格尔从现象学角度对相关概念所进行的批判性思考的文本分析，文章力图指出：超越与超越论问题在海德格尔那里，首要地和根本地是一个存在论和生存论的问题，而非知识论（康德）或者意识哲学（胡塞尔）的问题。这也就是说，科学经验知识，乃至全部意向性意识如何可能的问题，只有在人类亲在的生存论存在论分析的基础上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和把握。也只有在这个基本线索的引导下，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以及它与传统的康德哲学、胡塞尔现象学哲学之间的传承性、突破性与批判性关联。
关键词：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超越； 超越论；基础存在论
一、 问题的缘起
从广义上说，关于超越以及超越论的思考与讨论应当是贯穿整个西方哲学史的核心问题之一。这个问题经由近代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的阐明和梳理，更显突出和重要。它也是理解和把握当代西方哲学，尤其是以胡塞尔为开端的现象学哲学传统的一个关键性的突破口。关于这些，许多专攻康德哲学和胡塞尔现象学研究的学者，都有专门的论述和讨论，并提出了不同的理解和解释。①但是，很多年以来，这个问题在海德格尔那里应当被如何理解，却相对较少有人详细论及。在《存在与时间》中译本修订版的译者后记中，陈嘉映教授加了一段话，大意是说：看不出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关于“transzendent”和 “transzendental”这两个概念在用法上有什么特别的区别，所以统一译为“超越的”。②关于陈嘉映的这一说法，在2011年北京首都师范大学举办的一个学术会议上，我曾以《康德哲学中的“transzendental”概念以及现象学哲学对之的一般批判》为题提出讨论。当然，在那里主要讨论的是关于康德哲学这一核心概念的理解、翻译以及现象学的批判。③2012年底，孙周兴教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现象学年会以及在随后在香港召开的海德格尔主要哲学著作的研究与翻译研讨会上，专门提出这一问题，对陈嘉映的说法提出批评和讨论，并对他一贯坚持的将海德格尔使用的“transzendental”、“transzendent”概念在中文语境中分别理解和翻译为“先验的”、“超验的”的做法提出辩护。孙周兴：《基础存在学的先验哲学性质——从〈存在与时间〉的一处译文谈起》，见孙周兴：《存在与超越——海德格尔与西哲汉译问题》，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第1636页。我的这篇论文部分同意孙周兴的批评，但对他的解释及其建议的译名提请斟酌，希望进一步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和理解。
二、 康德哲学关于“transzendental” 与“transzendent”的理解关于这一话题，我在上面提到的《“Transzendental”概念的三重定义与超越论现象学的康德批判》一文中有详细解释，这里出于论述需要，以概要性的方式重述。
要理解现象学传统，尤其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时期关于 “超越” 与“超越论”的立场，我们应当首先梳理一下康德本人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基本理解和解释。我们都知道，“transzendental” 与“transzendent”的严格区分是从康德开始的，它们在中世纪哲学中本没有被严格区分。将“transzendental” 这个概念专门提出来，给予特别的解释，并将之作为其哲学的核心概念使用，应该从康德开始。与此同时，康德也将“transzendental”与“transzendent”这两个概念严格地区别开来，以防止对他的哲学的基本精神的误解和曲解。
关于“transzendental”这个康德哲学的核心词的理解和解释，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为不同的解释往往会直接导致对康德哲学主旨的不同理解和解释。据我所知，关于康德哲学的这个核心概念的基本含义，历史渊源以及后康德时代的意义演变的发展，学界所做的最详尽和充分的研究当属德国历史哲学词典中关于“transzendental”这一概念的词条，而关于这一概念在中国的传入、解释、理解以及翻译历史的研究，迄今最齐备的工作应当是文炳关于此问题的博士论文。关于康德的“transzendental”这一概念的解释，德国当代研究康德哲学的著名学者Nobert Hinske曾经提出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有两个基本的定义，即“导论定义”与“系统定义”，可以表明康德的基本立场。倘若我们再加上康德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一书中的另一条定义——我将之称为“界限定义”，这也是学界几乎公认的定义——应该就不难看出“transzendental”这个概念在康德哲学中的整体含义。
“导论定义” （Einleitungsdefinition）所以叫“导论定义”，不仅是因为康德对之第一次的提出是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导论部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定义“引导”出康德整个哲学思想发展的基本姿态和路向。这个著名的定义出现在《纯粹理性批判》导论的第七节。在那里，我们读到：“我把一切不那么与对象打交道，而是与我们认知这些对象的方式打交道的认知——只要这一方式是先天可能的——称为 transzendental的。”⑤参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A1112/B25；A12/B26。 （下文所引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均标德文标准本页码。中译文略有改动，但有参照李秋零、邓晓芒译本。可参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考虑到康德在整个第七节谈论的是“纯粹理性批判之为一门特别科学的理念”，我们不妨说，关于纯粹理性的批判首先不是一门学说、一门科学，而是一种批判的姿态，“因为它不以扩展认知自身，而仅仅以校正认知为目标，它应该为一切先天认知是否具有价值提供试金石”。⑤这也就是说，纯粹理性批判作为 transzendental 的认知首先不是和认知的对象直接打交道的，而是返回头来和我们去认识那些对象的认知方式打交道，即对纯粹理性本身的来源及其界限进行批判性的考察。而相应于认知对象，这一认知方式则是先天可能的，也就是说，它不依赖于认知对象的经验存在而存在。康德的这一说法和他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序言中将自己的工作与哥白尼的革命性转向所做的著名对比，可以说是一脉相承、遥相呼应。在那里，康德说：“迄今为止，人们假定，我们的一切认知都必须以对象为准，可是，通过概念先天地构成有关对象的某物，并由此来扩展我们的认知的所有尝试，都在这一假定下以失败告终。因此，我们不妨尝试一下，即倘若我们假设，对象必须以我们的判认为准，形而上学的任务是否可以得到更好的进展呢？这样的假设已经更好地与所要求的关于对象的先天性认知的可能性一致。这一认知应当在对象被给予我们之前，就已确立了关于对象的某种东西。这里的情况与哥白尼最初进行思考……时是相同的。”②参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BXVI；A56/B80。 这样看来，康德的transzendental 认知，首先应当被理解为是一种批判，然后才是在这一批判基础上的以及伴随着这一批判而来的哲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即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在这一意义上，“导论定义”又可以被称为是“批判定义”。 这一批判是康德整个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的入门和预备，具有消极性的、批判性的意义。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这一定义是“准备论定义”。 而我们要想从“消极”的方面转到transzendental的“积极”的方面，就必须转到康德的第二个定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