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历史的狂热和骚乱之后，人们终于想起要以淡雅沉静的态度静观和体悟社会，以求得生命暂时的喘息。”但在重新认识历史的过程中。人们积弊成习，故辙难改，利益的驱使。浮躁不安的心态使史学研究与历史教育僵硬死板，空洞无味，已经破坏了文化的和谐统一，历史学在现实中受到猛烈的排挤，其社会效应难以得以体现，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不应该意志消沉。一味地去为历史学的失落吊唁或奔丧，而应该以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激浊扬清。正本清源，重塑文化历史的辉煌。以吞吐千年，汇聚古今的气慨，追求历史学完美意义上的自身健全，为历史学在现实发展中找到强有力的支撑点。
一、空洞无物的说教，史学和文学的分离。使历史学已成为孤家寡人，作为自身存在的社会价值难以得到有效体现。
历史学与其它学科相比有它自身鲜明的特点，在短时间内，对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反作用，不可能过于明显，好的历史学作品总是在潜移默化地改造人的思想，提高人的素质，铸造人的品格，然而现实中的人们难耐寂寞，贪多务得，史学研究过程中已产生一种脱离现实、急功近利以至流入烦琐的严重倾向，许多作品失去了时代文化精神的支撑，陈词滥调、冗词赘句，政治教化功能过于直露，缺少凝重的思想性和鲜活的艺术性。读者寥寥无几，屈指可数，成天在书架上呼呼大睡，更谈不上相应的育人效应，空洞无物的说教已使文学与史学分离，使史学成为“孤家寡人”。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以文学的笔触。实录的精神客观记录了历史的结局，也正是由于司马迁客观、冷静、真实地叙述历史。以文化理想为基准评判历史。才使得“《史记》不仅成为史家不可逾越的范本，还使其跻身于中国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之林。”第一次打开了史学通向文学的门户。在文学与历史无限的张力中，将二者和谐地结合起来。由于，后世思想禁锢加强。文学与史学逐步分离，《史记》中所表现出的悲情美再也难以复现。反思历史。历朝历代众多杰出的史学家，本身就具有深厚的文学功底，或自身便是文学巨匠。东汉班固秉笔直书，撰写了中国第一部断代史《汉书》。尽管《汉书》缺乏《史记》中的人民性和斗争性，但语言表述生动风趣，新颖活泼，足可以与《史记》媲美，再如北宋欧阳修、司马光；明清时期的黄宗曦、顾炎武；近代的梁启超、王国维，无一不是如此。文笔精湛，左右采获，挥洒自如，为史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固然，史学不能完全等同于文学，但历史早已证明史学只有与文学相结合，才能为自身的发展注入活力和生机。
因此，每位史学工作者都要有为学术而献身的精神，排斥功利之心。服从社会发展的需要。其中，加强自身的学养建设尤为显得重要。每一位史学工作者都必须要有坐冷板凳的功夫。阅读大量的史学作品和文学作品，具备发散性思维能力，能走进去，更能走出来。这样才能形成自己独特的见解，成就自己的文章。对自己的作品要像司马迁、班团那样深思熟虑，千锤百炼。能让读者走进你的作品后，被深深吸引住，受到很好的启发和教育。
二、注重能力的培养，在比较和联系中拓展对史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史学研究领域没有终南捷径，它需要一个长期的潜伏、积累、消化、吸收的过程，求真务实是史学研究的第一要义，只有穷而后工，匠心独运，才能达到研究的至高境界。然而，当前史学工作者阅读史学巨著浮光掠影，走马观花。根本就没有系统地深入到这些鸿篇巨制的内部作实质性、深层次内容思想价值的研究，只是作了形式上的叙述。而这种生吞活剥，形式与内容相分离的模式，一旦运用干课堂，就自然成为剥皮式教学法。这种状况的出现与史学工作者不务实，对史料深层次研读与透析不到位不无关联，史学工作者所谓的通识只不过是对史料作了浅层坎的浏览。剥皮式教学法普遍流行，贻害无穷，窒息了历史学向更广阔的空间发展。史学已产生不了像自然科学那样强有力的社会效应，失去了与自然科学并鸳齐驱相媲美的资本。
不少史学工作者对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了如指掌，但没有把诗句放入到《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整首诗中从整体上作深层次的内容探究和思想透析，也没有将诗句置于杜诗的整个画卷体系中，作较高层次的比较赏析和审美批判，更不会联系大的历史背景去找寻安史之乱的爆发及唐帝国由盛而衰的原因，从中探求出孕育诗圣的时代和文化条件。没有联系，就不会有深层次有价值的发现，就形成不了强有力的批判，对现实指导性作用就无从谈起。中华民族是诗的国度，很多古典诗词缘事而发，因时而现，与史实息息相关，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长恨歌》、吴伟业的《圆圆曲》便是以诗证史的典范力作。体现了文化恒久的悲情美，唤起了人们对宇宙、人生深层次复杂思考，是现实中的人品味历史的最好的精神食粮。故而诗文引证不仅使史学走向了文史结合的道路，更能说明现实问题，诗文引证在史学建设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当代史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能力、素质之一。
三、出其所学，致力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具备返本开新、经世致用的政治理想和信念。
史学研究者要以深切的人文关怀来解读和挖掘各种史学文本中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可供借鉴的信忠和资源。只有通过“返本”探讨出可供“开新”的精神资源，才能创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与科学。历史上众多有成就的史学家无不重视历史为当时的现实服务。一切有德有识的史学家均主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历史研究要切实地为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服务，这是中国史学史经久不衰的优良传统。
史学研究强调一个“用”字。无以致用，“返本”就毫无意义。“开新”也便没有价值，而失去文化本体的历史，只能是悬空的历史，是没有前途的历史。中华民族的传统历史文化是人类文化最为光辉灿烂的文化之一，有着丰富的内在合理性和永恒的生机，只有在现代意识指导下，以自己已经生成的历史文化为根据，找出历史表象掩盖下的普遍真理，才能形成正确的思想，成功地指导实践，才能真正做到返本开新。经世致用，完成历史文化完美意义上的转型。并将时代文化精神的内涵逐步向现实渗透，出其所学，主动参与政治、经济、文化建设。
四、放眼未来，着力于人文素质建设，弘扬科学理念，提升全民族的道德水准和文化修养。
中国的人文精神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对民族的性格地塑造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历史上孔子之重“人德”，孟子之重“人性”，把个人的修养看成是实现王道理想的出发点。司马迁著《史记》复活了已逝去的人文世界，人格世界，促成个体意识的觉醒。唐朝国力充盈，德威远播，士人富才秉情，积极作为，非常注重文化素养的构建，更注重自身功业建设，故而中国封建社会步入鼎盛时期。
民国以来，民主与科学深入人心，中国优秀文化不但得以传承，更注重吸收西方之科学，以知识来塑造人的品格，“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火车头，在生产力迅猛发展的今天，史学工作者更应该放眼未来，吸收中外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全面解放思想，弘扬科学理念，将提高全民族人文素养、法制建设和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完美结合起来。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前途似海，来日方长，我们的史学研究与教育工作才能卓有成效，蒸蒸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