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体会，他是这样写的：“学颜书者得其挺拔，似更当于虚腕处求之。”
黄卓元：乐善好施多仗义
黄卓元，字吉裳，贵州清镇人。同治十三年（1874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来升詹事府正詹事，最后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他还分别于1879年及1889年出任云南乡试和四川乡试的副考官、正考官，又曾经在江西督学，晚年回归家乡，在贵山书院做主讲。黄卓元为人乐善好施，仗义疏财，曾捐资修建贵筑府的学宫。遇到灾荒之年，捐谷赈济地方。在江西督学时，还出钱修筑堤坝以防御水患，老百姓将堤坝取名为“黄公堤”。
从黄卓元流传下来的书法墨迹看，他擅长写楷书和行楷书。作品的形式有对联、扇面、条幅。在其各种形式的作品中，有一幅行书五言联“相与观所尚，时还读我书”，写在杏黄色的描金龙凤流云纹花笺纸上，工整沉稳，结体秀逸，反映出黄卓元稳健的行书面貌。与行笔飘洒、一气呵成的行书不同，他在行笔时极讲究转折顿挫，逆入平出，这些都是写楷书时遵循的用笔方式。另一幅行楷八言对联“子瞻为文才大如海，右丞品画兴高极天”，在笔意上与行书五言联又恰恰相反，运笔比较自如，略有些行书的笔意含带其中，具有欧体的意味，写横笔时，下笔稍轻，显得比较细，竖笔稍粗，往往是侧锋用笔。黄卓元的楷书主要是取法欧阳询，他效法欧体的作品，还有一件楷书条幅，字写在宣纸上画的朱丝栏格里，白纸黑字，再加上红格子，很别致。这两件学欧的作品，一为小楷，一为中楷，字的大小虽然有别，但是都把欧体挺拔劲峭的特点把握得比较到位。通过观摩上述的几件黄氏墨迹，总的感觉其行书、楷书，在风格上均偏向俊雅秀逸，临习古人作品用功尤勤，而体现自我创造的方面却不明显。
桂天相：流丽清雅字为美
桂天相，字云农，贵州水城人。与其同时的水城人士李天桂和单国辅，获“三美”的赞誉，其字与李的诗、单的绘画被当时人称字美、诗美、画美。
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评价桂天相：“善草书，兼明医术，其擘窠大字尤端庄流丽，奕奕有神。”他擅写草书，留下来的墨迹中，有一件横幅是他临仿唐朝书法家孙过庭《书谱》，桂天相的这件节临《书谱》横幅，透出了比较浓厚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风格气息，因为孙过庭就是唐代书法家中承袭二王草书最好的人物之一。另外两件行草书立轴，个人的自由发挥程度比较高，是表现其才情及风格的佳作。其一：“风来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雁至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故君子事成而心始见”；其二“晴鸟惊人绕华堂”，都写得笔力劲健，像是用硬毫写的，和他所临的《书谱》草书那种浓润圆熟、流丽清雅的风格相比，显出了枯劲硬朗的特点。
王藻章：四体开合书我意
王藻章，字石珊，号凤雪，贵州遵义人。咸丰十一年（1861年）贡生，通过朝考在刑部做小京官，曾来请假回到贵州，咸同年问他参与地方政府办理团练。同治十二年（1873年）考中举人，到广东任职，曾得到张之洞、彭玉麟的器重。
他的书法创作楷、行、篆、隶四体皆擅，在当时向他求墨宝的人很多。他的行书七言联“绿莎裳下携诗草，碧藻潭中系钓舟”，一看便知是从王羲之、赵孟頫的路子中变化而来，呈现出飘洒秀逸的面貌。他写的隶书在取法上及字形处理上比较富有想法和创造，他有一副隶书六言联：“凤阁金风时扇，雀关玉露宵流。”笔画粗细匀称，在挑笔该露锋芒处比较含蓄，在书写时有意向左右开张，撇、捺、横，都向两边舒展。另外，在字的各部位大小比例上有意夸张。仔细看这副隶书对联，感觉有吸收和取法莫友芝的风格特点之处，具体表现在字形的变化上与莫友芝有不少相似之处。如上联的“阁”字，其中的“门”字部分写得很小，而“各”字部分却写得很夸张，上联的“金”和下联的“玉”两字，长的那一横，长度夸张，挑尖含蓄，这些处理方法都与莫友芝在写某些字时的手法相似。
袁思辑：飘逸欹侧宗晋唐
袁思辑（1838-1888），字锡臣，号稚岩、双印斋主人等，贵阳人。同治八年（1869年）中举，后来又以举人的身份考取中书，当玉牒馆差，改成知府，候补广两，在候补广西知府期间，因为有作为，得到了嘉奖。可惜天不假年，过早去世，享年51岁。袁思辑是一位诗、书、画俱佳的人物，曾经受到清廷几个重要大臣的器重。在清代贵州书坛画苑中，袁思辑是一位成就凸显的人物，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论其书法：“行草、正书皆宗晋唐。”他在北京时，其书法就很受人们的推重，享誉一时。尤其是小楷写得特别好，最初以秀美取胜，后来他还专门学了一段时间的欧阳询楷书，使他的书法笔力愈加厚重，来求他写对联、碑匾的人络绎不绝。在贵州，他与罗文彬曾经共同组织了贵阳城内东山阳明祠的修缮工作，并用勾摹的办法，把前人的字迹刻在祠中，恢复了这处为纪念王守仁而建的建筑原有的面貌。
在书法上，他专精行书和楷书，且风格渊源非常明显，以晋唐书风为根基，远追王羲之父子、欧阳询，近法赵孟烦、董其昌等，追求飘逸清秀、欹侧多姿的形貌。他生活在碑学时代，而与当时这一主流风尚有所不同，走的是帖学道路。
《袁思辑行书书评轴》，这幅字写得流畅圆润而又秀美，王羲之的风格和学王字又有创新的赵孟烦的特点都有，形成了自己道劲姿媚的典型书风。陈恒安先生认为这件立轴是袁思辑行书中的佳品。
《袁思辑行书堂幅》，这张行书写得仍然是非常圆润秀逸，仍取法于二王和赵孟烦，但在风格上更像赵孟頫。
同时，袁思樨也比较喜欢书写对联，如“高人野士皆入画，名香古爵尽披书”，写得比较工稳，字与字之间很少有连带的笔画，字迹圆转流畅，受王羲之、赵孟頫风格浸淫很深，行笔轻重适宜，婉转流畅，应该是袁氏的一件佳作。
袁思辑的楷书作品传世很少，贵州省博物馆现存一件扇面，是青色的绢作的团扇，用金色临写了《瘗鹤铭》上的十一个字，特别把写篆书时那种使笔直立、笔锋在正中、左右不偏的中锋用笔方法的掺入，将《瘗鹤铭》那种南朝书法的气韵，加上石头因长期风雨剥蚀出现的笔画线条雄健凝重深沉的效果都写出来了，其学古工夫由此可见一斑。
李端棻：大道推行近取身
李端棻（1833-1907），字蘑园，贵阳人，同治二年（1863年）进士，任过刑部侍郎、工部侍郎、仓场总督、礼部尚书等要职，曾上《请推广学校折》请求在京城建立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他是维新变法运动的积极响应而又推波助澜者，因此被革职流放，后赦免回乡，在贵阳经世学堂做主讲，积极传播西方新学，是贵阳一中的创始人。
李端棻流传到现在的书法作品主要是楷、行两种书体，以对联为多，如楷书五言联“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其字一丝不苟，有馆阁体之风。他的行书五言联“无欲乃积寿，有福方读书”，写得比较工整、近乎楷书，把几种风格糅合得较好，学古人而不明显倾向于某家。从他稳健的行笔中，表现出深邃的功力。
他的楷书和写得比较工整的行书对联，尚留有“馆阁体”的意味，这些对联，虽然字迹笔画粗细具有变化，但字形工整，行笔一丝不苟，将上下联并列而视时，清代读书人应试书写风格中的那种“乌”“光”“方”效果，且符合“馆阁体”的分行布白，纵横合乎阡陌之经的特点均显现出来了。
从李端芬的墨迹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作品分属于两类：一类模仿成分重，靠近馆阁体书风；另一类充满挥写自如的气息，展现了自己灵性的一面。
（作者系贵州省博物馆副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