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抗战初期，中共广东党组织经历了由城市向农村，由点及线再到面的发展过程，短时间内由1000余人发展到18000余人。但广东党组织在快速发展中，也存在着关门主义、拉夫式发展、部分新党员素质不高、干部缺乏、新干部思想动摇等问题。党组织通过举办党员干部训练班，对下级组织开展巡视等措施，加强党的建设。这为华南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促进了华南抗战的胜利。
【关键词】广东；抗战初期；党的建设；组织巡视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8）02-0099-07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多次推进党的建设工作，以增强党的战斗力。抗日战争初期，作为华南抗战的中流砥柱，广东党组织在短时间内得到发展，1937年至1939年间广东党组织扩充了十余倍。①但广东党组织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党组织通过加强党的建设，解决了这些问题。本文拟从党的建设角度对抗战初期广东党组织的发展和巩固问题进行研究。②
一、1937至1939年广东党组织大发展
全面抗战爆发前，在王均予、薛尚实等人的努力下，中共广东党组织得以重建。1937年8月，中央派张文彬到广东工作。广东党组织经过整顿后，1937年10月成立了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1938年4月，“南委”撤销，中共广东省委成立。抗战初期中共广东党组织的发展主要是在南委和广东省委的领导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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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1936年到抗战初期，广东党组织恢复成效是十分有限的，各地党员人数都较少。组织分布上，主要集中在广州、香港等大城市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及琼崖游击区，北江、西江、南路等地区尚处于待开发状态。
1938年初，全国抗日形势进一步严峻。为做好抗战救亡工作，3月，中共中央下发《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要求各地“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①长江局也发出了“十倍百倍地发展党组织”的指示。当时广东省委决定“以城市为重点，以青年为骨干，以知识分子为桥梁，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发展党员”，②提出了“建立强而大的群众性的广东党”，“发展一万个新党员”的口号。③广东党组织发展速度开始加快。
这一时期在广东省委的统一领导下，党组织在沿海地区和主要交通线上取得了一些发展成绩，“从保卫广东沿海线意义上来说，沿海各县几乎都有了我们的组织。从交通要道上，从沿交通线开展游击战争的意义上来说，均已有正在开创与正在发展的组织。”同时，党组织发展也在向全省范围逐渐扩散，“在潮汕，普遍各县的组织的发展。琼崖党在省委领导之下，政治上有极大之进步，干部训练也有些成绩”。④
根据广东省委组织部的报告，到1938年8月，短短数月间，党员总人数增长了两倍。在珠江三角洲原有发展较好的区域内，广州市委和海员工委党员人数均增长了两倍，香港市委党员人数增长了4.5倍。在琼崖地区，随着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的活动，党员人数增长了近两倍。西江、北江、東江、南路地区以及国民党军队中的党组织也纷纷发展起来。⑤广东党组织发展初见成效。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在党员成份上，在全省范围内，学生占30%，文化界占15%，工人占20%，⑥学生所占比重最大。这主要是由于这一时期党领导的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特别是学生组织十分活跃，党在这些组织内部取得了明显成绩。
在日军进逼广州的情况下，广东省委于10月18日召开省委紧急会议，决定：“省委机关迁至粤北韶关；成立中共西南特委（后改为粤中特委）、东江特委和东南特委，省委常委奔赴各地分片领导工作。”⑦1939年1月，广东省委在韶关召开第四次执委会扩大会议，把“建立强大的党的基础”作为广东党的四大任务之一。⑧随着省委的北迁和党领导下的救亡组织深入农村工作，广东党组织发展由城市向农村，由沿交通线、沿海线发展向全省全面铺开，广东党组织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在党组织由城市向农村发展的过程中，学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学校的地位很重要，能够联系上层，又能深入群众，做学生家长的工作。党组织通过多种形式，如办夜校，办识字班，开展各种宣传活动，团结广大青年。这些活动既合法，又有成效，不但可以掩护党的活动，还可以发展党的组织。⑨
经过一年左右的发展，到1939年底，中共广东党组织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组织上，“省委下辖琼崖、东南、西南、东江、西江、北江、南路、赣南等特委，香港海员工委，香港市委，广西工委和一批直属支部……成立了6个中心县委，42个县委”。在范围上，“在72县中建立了党的组织”，⑩全省包含琼崖特委在内“还有12个县没有基础”，党组织基本覆盖了广东全省。在人数上，共有党员6500人以上（加上赣南3000、琼崖9000，共18500人）。①在成份比例上，“工人6%，农民50%，知识分子42%，其他2%”，“四次扩大会议前，知识分子占最大多数，现在已经转变为农民占最大多数……‘白兰花’（香港）、‘日出’（东江特委）、‘乐园’（西江特委）都已建立起好些学校基础。”②
1939年11月，广东省委召开第五次执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决定广东党组织从大发展转入健全巩固。③广东党组织发展告一段落。纵观抗战初期广东党组织发展过程，经历了由点到线再到面，由城市到农村的过程。在恢复和发展初期，党组织以广州、香港等大城市为依托，在城市中发展党员；日军进攻华南之前，党组织为游击战做准备，开始向沿海和各交通线延伸发展，并向全省扩展；日军进攻华南，省委机关北迁，带动党组织发展深入农村，向全省铺开，为抗战大力扩充组织。
二、党组织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抗战初期广东党组织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在广州等一些地区存在着关门主义倾向，一些党员以自己的尺度去衡量发展对象，条件苛刻，标准定得高，考察的时间很长，“在一些学生支部中，已和自己相处几年的朋友，已很可以入党，但还不敢去吸收他”。④广东党组织在多份文件中提出反对关门主义。
关门主义随着中央要求大量发展党员指示的贯彻，逐渐好转，但却走向另一个极端——拉夫式发展。拉夫式发展呈现出五花八门的形式：“革命家庭”式发展，“在兄弟、姐妹、亲戚、朋友中打圈子，只要可以相信而忠实就发展了”；“集团”式的发展，赣南地区出现十多个人一起加入的情况；欺骗式发展，赣南一些地区“以义勇军的名誉去介绍”，一些党员自己加入了还不知道自己是党员；“非党”式的发展，“非党员介绍党员入党”；勉强式的发展，在北江有的勉强人家入党；“恋爱”式的发展，“以恋爱为目的……有了感情成了爱人，不问适合党员的条件与否，就介绍进来”，这一现象“在广东内部不少”，“甚至个别县的负责同志都有”；降低水平的发展，“只看他老实，对于救亡工作积极，同情我们，就吸收进来”；“形式”的发展，有县委干部在书店听人大谈八路军及其过去的斗争工作，即对其进行谈话，特委也毫不审查地与之发生关系。除拉夫式发展外，更有甚者，还存在着“因为自己的面目给某人知道了，为得保守秘密，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那个人弄进来藉以‘灭口’”的毫无原则的错误发展现象。⑤
出现拉夫式的发展与各级党组织急于发展而层层布置任务有关。一些地方党组织“在战争中在比较顺利情势下，急于由外而内的去开展和建立各地方的组织，所以有许多地方就不免发生马虎拉夫的现象”。⑥潮汕地区“在大量发展党员时采取了竞赛的方式，县与县、区与区、支部与支部，甚至党员之间进行竞赛，定出了竞赛计划。”而这样的竞赛计划“是从上面布置下来的，不单是潮汕地区，整个闽西南潮梅地区都是这样布置的”。竞赛就容易降低党员标准，出现拉夫现象，各级党组织为了完成竞赛计划，就要突击发展党员，在短期内集体入党，“如有的地区一夜之间就发展十多个党员”。⑦1938年5月广东省委向长江局汇报称：“为答复长江局嘱咐我们增加五倍以上的党员（我们原号召五月份擴大两倍的），我们拟在六月份依着原有（黄在时的数目）组织再扩大二倍，而在七月份完成与超过你们的指示。”①要一个月之内将组织扩大两倍，难免出现各级党组织自上而下布置发展任务，以期达到发展目标的情况。
由于多种形式的拉夫式发展，党组织未及时审查和整理，导致部分党员质量低下，组织管理不严密。一些党员不经组织许可与通知自由行动，另一地方党部也不要介绍信，可以承认其为党员。②一些地方“党的介绍信、调查表从邮局寄”，“自由发生关系，横的关系很多”。③由于绝大多数支部是新建立的，没有工作经验，一些基层党组织存在着许多问题。一些支部“缺乏支部生活，许多同志是未过过支部生活的，许多支部是不开会的，或一、二月开会一次”，“党的干部与党的机关二、三个月只讨论一次党的文件，支部有些是讨论文件的，但有的是从来未讨论过”。④组织的涣散导致工作质量大打折扣，“许多地方的工作，都只有布置，不管下文，形成工作没有彻底性、坚持性；形成工作中严重错误不能及时反映与纠正；形成省委与各地领导不能深入、不能具体。”⑤
党组织在各地建立基层组织需要大量的干部，但当时党的干部却十分缺乏。1938年8月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报告中提到面临的严重问题之一即是干部的缺乏。时隔一年之后，1939年底《中共广东省委组织报告》中再次提到干部缺乏的问题：“许多县与区的领导机关都是不健全的，干部太缺乏，有些县只一、二个人工作”。⑥东南特委成立之后，党组织动员香港、澳门的干部到内地参加建党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这又使香港干部力量空虚，“首先感觉到的是干部不足，尤其是香港”。⑦
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提拔了一批新干部，然而提拔起来的新干部往往缺乏斗争经验，在面对逆境时思想动摇。日军进攻广东时，一些地方党的领导意志不坚定，缺乏艰苦斗争的经验，在困难的局面中“失了主意，把握不定，不知如何是好，结果便三十六计，走为上计”。⑧在中山，日军进攻时，县委及抗先总队部的同志仓促跟随县长向南往澳门逃跑。⑨1939年4月广东国民党当局发动反共逆流，党的新干部“先盲目乐观，之后慌张混乱甚至逃跑”。⑩东江博罗县委干部认为是“总退却”时期来了，辞去公开职业，往香港去避难。南雄个别干部悲观，要求回家。一些党员干部面对逆流不敢活动。在开平“有个别干部关起门来读书不干工作，‘自我教育’了，有的会也根本不敢开了，有的为了取得灰色，甚至把生活腐化起来。”
三、整顿党组织的措施
广东党组织领导机关看到了发展中存在的组织涣散、党员干部素质不高、干部缺乏等问题。通过开展党员干部培训和巡视工作，较有效地克服了抗战初期党组织快速发展带来的弊病。
（一）开展培训工作以整顿组织、教育党员
自“南委”时期开始，各级领导机关就举办了一些培训班，对部分党员干部进行了培训和教育。举办培训班的目的在于“既要提高党员思想政治觉悟，同时又要为党培养建党的骨干……是为重建广东党服务的，成为广东省建党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①
因“南委”领导机关设在香港，“两广及南洋各地来港向南委请示汇报工作，往往被留下学习党中央文件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这是从当时中国革命处于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的现实出发，为了提高党员觉悟，尤其是提高干部对当时形势与任务的认识开展的。但当时由于条件有限，“学习时间短（三几天），人数少（几个人），内容不多（一两篇文件或报告），还不能算做训练班，但却是训练班的前期状态”。②
抗日战争爆发后，新党员急剧增加，分期分批地训练党员干部成为形势的需要，因此办培训班便被提到“南委”的议事日程上。在一开始“南委”机关并不健全，办正规训练班有困难的情况下，“办班工作上曾出现一个过渡的形式，即是调少数党员，学习一两个星期，请几位领导同志做做报告”。“南委”于1937年12月和1938年春分别在香港九龙城龙津书院和广州德政中路62号二楼办过两期人数超过十人的训练班。但这一时期的培训班“除课程缺乏计划外，还因学员的流动性过大，有的是中途来的，有的学一半又走了”。③
广东省委成立之后，于1938年6月至10月间在广州惠福西路和西关办了两期较为正规的训练班。这期间正值日寇飞机集中轰炸广州，但训练班并未因空袭而被打乱。训练班的学员来源较为广泛：“班上的学员有被捕坐牢，‘七七’事变后才出狱的同志；有南洋和港澳的工人同志；有农民领袖；有游击队干部；有县、区党组织的负责同志；有在国民党党政军内工作的同志；有女同志，也有青年学生同志等等。”在训练课程上，明显比前一时期广泛和具体一些：“课程有政治形势和党史（省委书记张文彬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石辟澜讲），马列主义（陈健讲），党的建设（组织部长李大林讲），游击战争（军事部长尹林平讲），部队政治工作（八路军广州办事处主任云广英讲），工人运动（工运部长梁广讲），青年与群众运动（广州市委书记罗范群讲），妇女运动（妇女部长张越霞讲）。此外，张文彬、李大林、梁广等同志还讲了一些革命故事，如长征故事、武装斗争、秘密工作、监狱斗争及英雄烈士事迹等进行对敌斗争、革命传统与气节教育，给予受训同志以深刻的印象”。对敌斗争、革命传统与气节教育的开展与当时广东党组织处于抗日前线和国民党统治区域的环境密不可分。学习方法上，采用听课与小组讨论相结合的方式，有较大分歧意见时，则开展全班讨论和争辩，最后由负责同志作解答。晚上看文件并做发言准备，还不定期地开晚会。④
广州沦陷后，广东省委于1939年在粤北办了几期训练班（分别在南雄、始兴、曲江以及赣南等地）。1939年底《广东省委组织报告》中曾提到省委举办训练班训练干部的部分情况：“省委自己训练的二期共12人，一期一个半月，一期三个多月，数目都相等，是比较高级的，大多数是县一级的干部”。另据叶文益研究，在省委书记张文彬的倡导下，仅在1939年一年间，省委就先后在韶关河西坝和曲江马坝，举办了四期县级党员干部培训班，共培训了100多名党的干部。⑤曾参加1939年3月省委在韶关举办的第一期党员干部训练班的谢永宽回忆，第一期学员有三十多人，大多是从广州撤离出来的“抗先”队骨干，少数是粤北地区大革命时期曾参加过农民运动的农民党员。培训条件十分简陋，但“同志们甘之如饴，个个精神饱满，勤奋学习，生活过得很愉快”。培训课程大致与前一时期相同，包括“政治形势、马列主义、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这些课程要在一个半月内学习完毕，时间安排得很紧”。授课教师由省委领导同志分别担任。①
训练班的管理也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成熟的过程。早期在香港和广州办的培训班一般采取走读的办法，只是白天集中，晚上各自回家。中共广东省委成立后，党内教育被提到十分重要的位置，“省、市委组织了教育委员会……确定了教育方针，定计划、选教材”。②训练班采用集中食、住，一般不得外出的管理办法。培训班设班主任、班长和党支部书记，如1938年6、7月省委第一期训练班，参加学习的党员有26人，班主任是市委组织部部长陆兴，班长是省委宣传部干事金阳，支部书记由学员朱荣担任，训练时间一个多月。③省委在粤北开办训练班时，更加注重培训班的管理工作。1939年3月举办的第一期党员干部训练班，班主任由苏曼同志（代号王维）担任。负责党的组织工作的是组织部秘书长黄松坚同志，他经常到班里找学员个别谈话，考查每个人的思想表现和学习情况。结业分配时也由他个别谈话，布置工作任务。训练班建立一个党支部，“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支部委员会……五、六个党员编成一个小组，选出正副小组长，分管党组织生活和学习生活”。训练班有严格的安全保卫措施和严格的组织纪律。学员之间只能以代号相称，不得暴露自己的真实姓名、组织关系和交谈各自工作地区的情况。学习期间，不许与外面通讯，一律不得请假外出和探亲访友，对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都有随时应变的准备。④
除省委举办训练班外，地委、县委也相应举办训练班。1939年12月广东省委向上级报告称，“各特委训练的，计‘天柱’（旧东南特委）26人，‘泰山’（中特）12人，‘日出’（东特）10人，‘文华’（北特）5人。这些都是以区和支书为主的干部，时间一月至二月.乐园（西特）只有一个星期的普通训练，9人。”金阳回忆，1939年秋省委派他到北江特委工作，担任北江特委党员训练班班主任。金阳先后经手举办的党训班先后有十多期，共有一百多个党员受训。⑤
广东各级党组织举办党员干部培訓班，一方面教育了新党员，另一方面，为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培养了大批的干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参加1938年在广州举办的两期培训班的学员，“后来大部分成为广东党组织的建党骨干和各条战线上的一部分领导干部。且在长期的地下党与革命武装斗争中以及解放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起了积极骨干作用”。⑥
（二）开展巡视工作，对下级党组织进行检查与监督
除举办党员干部训练班外，中共广东党组织也通过巡视的方式加强对下级机关的领导，检查任务的实施情况。
1938年5月中共广东省委向长江局报告工作时指出，为了解决广东党组织内部“充满着忽视与关门”、“党内教育与支部生活很差”的问题，省委除计划加紧举办各级党员干部训练班外，也准备派出巡视员对各级地方党组织进行巡视。1938年8月广东省委总结称：“（省委，笔者注）开始建立了巡视制度，最近三个月来巡视情形如下：①宝安一次（未有成绩，）②东江一次，③中山一次，④开平一次，⑤南路一次，⑥西江一次，⑦北江一次，⑧东江上游一次，⑨琼州一次”。巡视范围基本涵盖了省委下辖的各地委。对琼崖的巡视主要是为了“传达中央新政策，纠正他们极严重的旧作风（甚至是旧路线），指示他们进行游击队与当局的抗日合作谈判”。巡视以及之后谈判的顺利进行促进了琼崖党组织的发展，“整理了组织，恢复了支部生活，并扩大组织到一千多人”。①
巡视工作往往由省委主要领导亲自负责。广东省委第四次执委扩大会后，1939年4月省委布置了具体巡视工作：“抓紧东南特委及西南特委、东江特委几处的巡视，传达大会决议，并帮助他们实际布置战争工作，大张担任，先去东南，由东南转赴西江折回省委；大林去东江，均准备比较长时间，至少一个月，因为这可以给他们较多的帮助，并更能深刻了解下面的情况”。②其中“大张”即指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张文彬，“大林”指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部长的李大林。省委书记和省委组织部长亲自对各地方特委进行巡视，帮助各地党委开展工作，这证明了广东省委对巡视工作的高度重视。
除省委对各特委进行巡视之外，特委也对下级机关展开检查、巡视工作。在东南特委，“自从八月起开始视查工作，也视查出个别托派混进来的奸细，清除了几个嫌疑分子”。③在琼崖特委，“特委到各县去检查、巡视工作，差不多每月一次；县委到区委每半月至少一次；区委到支部每星期至十天一次”。④
上级对下级展开巡视巡查工作的同时，下级机关也定期或不定期向上级汇报工作，如琼崖特委“下级向上级党的报告，支部是每次支部会议作一次，但差不多都是作口头报告，区委向县作报告，约由半月至一月作书面报告一次，县委向特委是每两个月作总的书面报告一次。特委向省委的报告就没有一定时间，但去年一年中至少曾作四次书面总报告”。⑤
综上所述，抗战初期广东党组织经历了由广州、香港等城市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向全省扩展，由城市的点向交通线再向全省广大农村地区发展的过程。面对快速发展中存在的关门主义、拉夫式发展，部分新党员素质低下，组织涣散，干部缺乏以及新干部思想动摇等问题，广东党组织通过举办党员干部训练班、开展巡视工作等手段加强了党的建设。而党组织的发展与巩固为华南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促进了华南抗战的胜利。
（刘杉，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